林贡钦 :《民主社会主义是通向和谐社会的可行之路》

   《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其主要观点是：朝民主社会主义方向，加快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谢韬认为：  "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我党我国如果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而不使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地跟上去，我们就可能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只有民主宪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贪污腐败问题﹔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我完全认同谢韬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并认为现时是继续进行政改的较好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待我。 但我不认同谢韬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不认为不及早政改，就有实时亡党亡国之虞。政治体制改革已被拖延了廿年，再拖廿年又何妨！现时不是中国经济在崩溃边缘的文化大革命才结束之时的1976年，也□会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之路。中共十三大开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名存实亡了廿年，中国经济繁荣昌盛蓬勃发展了廿年，大大缓解了中国政改的紧迫性。

    如果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可以认为，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还基本适应现存的经济基础。

    在中国经济持续稳发展的推动效应下，中国民众虽有诸多诉求，但多是经济生活方面，或教育、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方面，较少涉及政治体制方面，可以认为，政治体制不改革，或只修修补补，小打小闹，还基本可维持现状，再维持几十年不成问题。

    总之，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没有廿年前强，从上层领导到中间官员再到基层民众，并没有形成强烈诉求和内在动力。上层领导求稳怕乱，稳定压倒一切，中层官员怕丧失既得利益，不愿破坏现存秩序，基层民众关心眼前经济利益远高于政治权利，那怕拼死维权，追讨欠薪，反对环境污染，也不与政治体制改革相联系。

    当政治体制改革失去了强大动力和普遍认同后，就变得不那么坚定不移了，更变得不那么刻不容缓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潮已退、大势已去。

    就在这时候，80多岁的退休老人、体制内的有识之士、"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谢韬，撰文着说，奋力疾呼，要求加快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就显得鹤立鸡群，难能可贵。

    然而，胡温新政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不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手段是难以实现的。因为现存的政治体制不能保证和谐社会的建成。谢韬举例说明现存的制度不改行：

     "有人说：我们的制度好得很，决不学西方民主。一个制度好不好，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实践问题。实践是检验真民主和假民主的惟一标准。我们的制度不能阻止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不能阻止公社化和大跃进的疯狂发动，当法西斯式的文化大革命废止宪法、停止议会活动的时候，我们的的制度没有任何反抗。"

    谢韬说了大实话。反右派、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我们这几代人经历过的灾难，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然而，目前我们国家政治体制内仍末建立预防类似人为灾难重演的机制，只是建立在领导人的道德水准之上。这种政治体制不改行吗？谢韬死不瞑目。这种政治体制不改，和谐社会能建成吗？和谐社会建立在这种政治体制上，能牢靠吗？所以，是否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否解决领导者个人或数人高度集权问题，是否解决权力制衡问题，是否解决绝对的权利导致绝对的腐败问题，是真构建或假构建和谐社会的试金石。因为，无制约的权利，被腐蚀的权利，是和谐社会的天敌。对胡温新政来说，无制约的无时不刻导致腐败的权利与和谐社会，如水与火不兼容，是不可兼得的鱼和熊掌。在这个意义上说，坚定不移地刻不容缓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先决条件。

    "不要认为十六大以来妯新一届领导人没有改革妯其实他们一直都在改革妯从树立理念你重塑信任开始妯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妯已经是没有打出政治体制改革旗号的政治体制改革。"

    对照中共十三大针对中国原有政治体制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等重大缺陷而制订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各项措施，如果当前的树立理念你重塑信任、制定一些反腐倡廉措施都算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话，政治体制改革巳被阉割和庸俗化了。目前的状况是，没有人说不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然而政治体制改革早已人亡政息，名存实亡。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又是决定政治体制改革方向的唯一标准，实践更是决定构建和谐社会模式的唯一标准。

    谢韬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

    "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社会民主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不是让有产者变成无产者，而是让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不是让富人变成穷人，而是让穷人变成富人。这是社会民主党人治理国家的总的思路。这个崭新的思路比我们曾经奉行的'阶级斗争'--劫富济贫思路高超百倍。前者是共同富裕，后者是共同贫穷。

    普通民众的富裕和政府官员的廉洁，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两大亮点。"

    谢韬的观点震聋发聩，令人深醒。当今世界，如果可以算是实现了和谐社会的国家，应首推北欧诸国，特别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成功地创造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框架内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欧盟的大多数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

    谢韬提供的数据表明：

     "一九六五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克服自身发展的困难，曾聚集美国费城召开过一次震撼全球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并发表《资本家宣言》提出：'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实现股份制的人民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实行从生到死包下来的福利资本主义﹔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实行国家干预的计划资本主义。'

    美国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主张政府引导市场经济，适度的国有化，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办学校，减免穷人税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共和党上台也不改变民主党的社会政策。民主社会主义把美国'赤化'了。"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争论了百年的话题。中国人也为此争论了40年，如果不是邓小平"不争论"的一句话，中国人也许还在种社会主义的"草"。历史的进程显示，民主社会主义战胜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开创了和谐社会的先河。谢韬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独具慧眼，远见卓识。

    有官员和学者对民主社会主义救中国持保留意见，认为还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然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至今还走不出封建主义的泥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成为不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好托词。也有学者提出和谐社会主义。即保留和吸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被证明是真理的东西，再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大同"的文化理念，汲取各方面优秀的成果，重新塑造出一个新的、中国化的民主模式，成为未来中国的道路。可是，和谐社会主义的样板在哪里？如何效仿？

   还有什么模式比三权分立更有效的制约权利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对权利的制衡。对权利的制衡有美国的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权分立，有英国的多数执政党同时控制议会和内阁与司法的二权分立，还有孙中山设计的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的五权分立。只有完全分立，才能实现完全制约，否则制约就是空话。可以不喜欢三权分立，如果有更有效的制约方法，何不一试。

    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中对权利的制约，主要体现在宪法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权，又对行使国家行政权力的国务院和行使国家司法权力的法院、检察院具有监督权和罢免权。这里表明只有立法权对行政权、司法权的制约，而没有行政权、司法权对立法权的制约，也没有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相互制约。现实生活中，中共通过在人大、政府、司法机关的党组、通过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的占绝对多数的党员代表，实现对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利的绝对控制。因此，要在目前的权力架构中进行权利制约，只能是天方夜谈。中共明白，腐败就在共产党内。为此，不断加强中共的纪律检查机构、司法机关的反贪污腐败机构、政府行政机关的监察机构和新近成立反腐败预防机构。然而只解决权利单向监督，始终没有解决权利的相互制约﹔只增加了反贪腐的机构和人员的数量，并没有增加反贪腐的效率。这里又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产生了一个权利制衡上的真空：谁来监督监督者。如果靠监督者的内部监督，那被监督者的内部监督机制为何失效。

    权利制约的充分有效，是将反腐败的社会成本控制在最小，也是社会效率最大化的体现。三权分立，或两权分立，或五权分立，是制度文明的产物，是目前为止权利制衡的有效办法和必要条件。就像商品经济离不开平等主体间的买卖自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