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听说谢韬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文章，为未来的改革指明了方向，所以赶紧下载来读，结果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感叹之余就写了几行字，就谢文极力倡导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作一点讨论。
　　谢文宣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西斯主义灭亡了，帝国主义衰落了，世界上剩下三种社会制度展开了和平竞赛。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第二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制度（辛子陵在本书中称之为暴力社会主义），第三种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竞赛的结果是民主社会主义胜利，既演变了资本主义，又演变了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正在改变世界。”紧接着，他又写道“二十世纪末，社会民主党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执政、使欧洲和平进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告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之灵。”从这样的出发点，文章最后的结论自然而然的是：“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就是说，中国必须走瑞典的道路。
　　这篇文章的基本理论假设是三种社会制度的存在。实际上，瑞典的制度与美国的制度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两者的经济、政治、文化形态都非常类似，只是瑞典更加注重于产品再分配，表现了一种平等主义的理念，而平等本来就是现代西方价值观的一部分，与资本主义并无矛盾。所有的现代西方国家都实行了产品再分配，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以血汗工厂为特征的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早已在发达国家消亡，只有在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里还找得到。即使热衷于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也实行普遍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义务初等教育和大学的助学金制度，政府是教育、研发、环保等领域的主要出资者。美国政府这样做当然不仅仅是出于平等主义的考虑，而且也是为了保证美国在全球性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为一个贫富悬殊、民怨沸腾的社会不可能出现世界级的人才，更不可能成为世界盟主。与美国的制度类似，瑞典社会主义也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是一种改良的资本主义。在美国和瑞典之间，存在无数的中间形态。人为地将战后的西方分为美国和瑞典两种制度是没有根据的，为严肃的学者所不取。
　　瑞典所代表的西方左翼思潮的全盛期是在六、七十年代。到了八十年代，里根在美国上台之后，整个西方世界急速向右转，左派政党的候选人纷纷落马。现在的主要西方大国中，只有英国的政府还掌握在工党手中，但英国的工党是美国的追随者，根本算不上左派。现在，就连瑞典也在尝试市场经济模式，所谓瑞典模式的胜利不过是存在于谢先生的中枢神经系统里的一种幻觉而已。本人并不想贬低瑞典模式的潜在价值，问题是西方国家的选民们多半已经不再热衷于瑞典模式了。为了证明瑞典模式的胜利，谢先生干脆把美国民主党的经济政策说成是“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思想”。一个社会科学的学者居然把马克思和凯恩斯两个截然不同的学派混为一谈，实在令人瞠目结舌。
　　谢先生不但宣布了瑞典制度的胜利，还宣布了资本主义的死亡。在他看来，股份制的建立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和平过渡为社会主义。果真如此的话，二十世纪的整个西方简直就成了社会主义的乐园，那里还有什么“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呢？其实，股份制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而不是其死亡，也不意味着剥削的终结。实行股份制的目的，就是要利用社会上的闲散资金，使得原来不可能当老板的管理人员变成老板，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整个系统的效率。在大型股份制公司里，权力掌握在董事会和总裁手里，利润的分配也是如此，一般的小股东根本没有发言权。工人或者如何其他人成为小股东并不说明他们当家作主了。相反，大型股份制公司里分配的不公平的程度往往比私有的小公司要严重的多。这是因为在如何一个体系里面，财富总是向中心集中；体系越大，集中的程度就越大。许多大公司业绩平平，一般雇员工资扣除通货膨胀后没有实质性的提高，股东也很少甚至没有分红，而总裁的报酬和福利却越来越高，以至于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天文数字；某些面临危机的企业要总裁离任也还需要给一个“金色降落伞”。这种情况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近十余年来西方媒体的讨论焦点之一，因而要求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股份制下，小股东已经被抛到雇员的位置上，被彻底边缘化了，与处于企业体系中心的管理阶层精英不可同日而语。谢先生对所有这一切似乎一无所知，并坚持把所有权作为衡量制度的标准，试图以此证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充分说明他自己在理论上的教条和僵化达到了何种地步。
　　还有那些“人民代议机关”的论述，早已过时了一个多世纪了。股份制的实行使得公司越来越庞大；随着大型公司的兴起，权力正在从选民的手里转移到大财团的手里，使得很多西方民主朝着寡头政治的方向蜕变。林肯总统对此早有预言：“我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一个危机的来临，我为我的国家的安全而颤抖...大公司已经加冕登基，政治腐败的年代即将降临，金钱将利用人们的偏见来延续其统治，直至财富全部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共和政体被毁灭为止。”这个现象就是所谓“寡头政治的铁的定律”，即所有制度或早或晚都会蜕变成为寡头政治。显然，谢先生对所有这一切也是一无所知。
　　谢先生进一步宣称：“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但是他所没有提及的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各阶层的贫富差别并没有缩小，而且这种差别正朝着永久化的方向发展，并引起许多人的担忧，因为贫富差别的永久化是整个社会走向没落的前兆。所谓“三大差别”，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纯粹是一个过时的命题，消灭“三大差别”决不等于消灭阶级。以此来证明什么辉煌无异于自己给自己注射兴奋剂。
　　对于如何解决阶级矛盾的问题，谢先生的答案是：“不是挑起阶级冲突，激化社会矛盾，而是把社会各阶级团结起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社会财富总量的不断增加中，调节分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的意思是只要把蛋糕做大，就不会有人饿死。在这里，谢先生已经放弃了他在文章标题里宣扬的瑞典模式，即通过再分配解决社会矛盾。他所没有回答的关键问题是，这是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或者说，在温室气体时代，蛋糕究竟还能做大多久？在国际学术界，生态保护和能源短缺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议题。两相比较，谢先生提供的答案显得尤其不合时宜。
　　总而言之，不管瑞典模式有多么巨大的优越性，要说它战胜了美苏两个制度而正在统治当今的整个西方世界，则无异于痴人说梦。当然，关键的问题是瑞典模式 (或者如何一种福利社会的模式) 能否在中国实行呢？有人认为行不通，因为“中国是一个贫穷社会，靠少数人养多数人行不通。”其实，社会贫富与多数、少数没有必然联系。问题的关键在于发达国家处于全球性体系的中心，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体系的边缘。无论人才或者财富总是从边缘向中心集中。人才这里就不谈了，财富的集中是由于高技术产品与相对于低技术产品的交换优势所造成的，这是可以根据经济学规律给予严格的数学证明的命题。财富的集中使得中心地带的国家有可能给公民提供大量的福利，这种福利当然超出了其国内的真正财富创造所能承受的范围。没有全球性的经济体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福利国家。不少发展中国家也设立了社会保障系统，但这种系统所能提供的福利少得可怜，要么只能为少数人服务，要么只能提供象征性的福利。无论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福利社会是不可能的，不管你称之为何种主义都无济于事。即使在发达国家，有了从边缘地带集中来的财富，也不一定就能够建立起一个真正的福利国家 (或称社会主义)。大国，特别是超级大国，为了维持其全球霸主的地位，必须花费大量财富在高技术研发、军备竞赛和承担世界警察的任务上。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的福利不如西欧，西欧的福利不如北欧小国和瑞士的缘故。世界霸主的地位给大财团带来的经济利益是正面的，而给普通国民带来的经济利益是负面的，还不如小国寡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