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市场上，也有着此一时彼一时不断变幻着的需求。政治盟友因了利益和观念的契合不断地重组着，一如“三国策”里的盟友不大可能有一个定数。忽略具体的政治或行政观点而主要从政治力量对比、政治利益集团组成的角度来研究人物关系，是麦克法夸尔在其《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驾轻就熟的分析方法^（1），我们也可以运用这种方法来评析毛泽东与柯庆施的政治关系。

柯庆施所代表和引领着的“上海帮”或“华东山头”^（2）从反右开始成为毛泽东倚为重镇的同盟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华北山头”的急剧膨胀到了尾大不掉、水泼不进的地步，让身为一党主席、一国主席（后来由刘少奇担任，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加强了“华北山头”向中枢扩张的进程）、一军主席的毛泽东越来越感到孤独和别扭的情况下一拍而合的。柯庆施在从刘少奇一九三六年成为华北局中央代表时就开始了他在党内的厄运，而此后的刘少奇又一直充当着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而使柯庆施暂无“出头”之路^（3）。当他终于因为饶漱石、陈毅双双上调中央而在在上海、在华东站稳脚跟之后，他的地位和他的政治表现都使他得以成为掣肘、平衡、对抗“华北山头”的较好力量。

从超然的态度或讲求价值中立的学术评价而言，即便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成为善于揣摩圣意的政治高手、成为唯主席马首是瞻的急先锋，柯庆施也并没有特别的卑鄙或高尚之处。政治家的潜规则是“存在就是硬道理”，无论是赫鲁晓夫、周恩来、刘少奇，都并不排斥在特定状况下的“顺守”。仅仅因为柯庆施善于揣测和迎合领袖的政治倾向而坚持认为柯的“政治名声不好”^（4），这也许过分讲究了自由知识分子以“良心”、真理、正义、诚信、善良、道德、人本和自由为尊的标准。假如你真得用这些标准去衡量那些深入“官场”中的政治家或政客们，恐怕那曾经最得民心的周总理都不“及格”。如陈毅、钟伟、陈少敏等确实敢于逆政治潮流而动者，他们的下场十分分明地表现为被冷落。这样的“匹夫之勇”或意气用事又怎么可以成为一个胸怀大志、胸怀大局、“忍辱负重”的政治家（或政客）呢？

更何况，柯庆施所尊重和拥护的是当时的第一把手。即便从最基本的政治常识而论，“主席”也代表更大范围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为什么会有把“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毛主席的好学生”这样的评价当成一种贬义^（5）加之于柯庆施的语境出现呢？这显然是有悖于现实义理的。冯锡纲说柯庆施是对毛泽东实施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6），不知道他将如何评价是刘少奇、王稼祥、张如心较早喊出了毛泽东思想（甚至毛泽东主义）^（7）、而刘少奇的七大报告中连续有一百零五处提及毛泽东的名字的这一历史事实？

官场上也没有固定的敌人，利益决定一切。当刘少奇和他的强大并越来越强大的华北阵营成为毛泽东的政治盟军会同了陈云、李富春、高岗等各方政治力量帮助毛泽东战胜了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政治影响后，刘和他的华北同事们在党内的迅速崛起——如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分别在中央和华北、东北等获得了强势的政治地位——可以算作毛泽东做为胜利者给功臣们的回报。不过，随着崛起于白区和后方从而更善于处理城市事务的刘彭等在解放后国家事务中越来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以至不时地对毛泽东的政治、行政决策提出异议甚至发生抵触^（8），毛泽东开始把刘少奇这位整风中的亲密战友当成下一波的政治“假想敌”。

因为毛刘之盟在党内的特别意义，毛泽东在建国初的十几年中似乎并没有痛下“打倒”的决心。但是，适当的“敲打”、“警示”和调理却是经常的。以高岗发起的“批薄射刘”是一次敲打^（9），不过因为高岗的能动性发挥过分而失败了；提拔邓小平到中枢也是对刘的一种掣肘，不过因为刘邓对国家事务逐渐形成共识而基本上没有成功^（10）；发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助党进行整风的计划也有针对刘彭的间接意韵，可因为彭的强烈抵触^（11）和后来被认定为“右派”们的失控的观念大爆发而再次流产……当毛刘调合的可能性一次次因为其间的政治矛盾不断激化而越来越微弱时，毛泽东终于做出了他长痛不如短痛、改良不如革命的重大决策：彻底打倒刘彭和他们所把持的中央、华北等政权，将对国家的控制力收归己手。按照表克法夸尔的分析，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的整个建国史，都是毛刘之间反复进退、一波三折的政治斗争史^（12），十七年的积怨太深已经到了无法做一般的组织解决的地步，而在毛泽东看来刘彭的实力也到了采取一般的斗争策略轻易难以捍动的地步，他不得不祭出他的煞手锏：通过自下而上的全面夺权来重组共和国的江山——对自己有着数十年盟友关系的刘少奇采取如此重大的政治运动，并把文化大革命视为自己一生所做的两件事，十分鲜明地昭示了一个事实：在毛泽东的内心里，他的真正对手只有两个。一是蒋介石，毛泽东与他争了二十二年（1927——1949）江山；一个是刘少奇，毛泽东与他进行了二十年（1949——1969）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并不象对刘少奇当面说的那样蔑视刘：“我动个小手指头就能打倒你”^（13）。一如他几乎从来没有在口头上把蒋某人当成同级别对手一样。“在战略上蔑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此之谓也！

一直重视刘公并逐步将其设定为假想敌的毛公，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获得了“柯老”的可贵支持，当然令毛泽东喜出望外。因为这样的支持，因了刘少奇政治地位的尊贵和巩固，这种欣喜是只可意外而不可言传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支持必须要出自一位善于揣摩圣意的政治天才之手。在政治艺术方面，柯庆施显然要比高岗技高一筹^（14）。他甚至可以在基本上不明确毛泽东的政治假想敌是谁的情况下，珠联璧合地配合了毛泽东的诸项政治行动。君臣同心，其利断金。毛泽东越来越赏识柯庆施并倚为重臣，其秘密应该在这里。

自然，扶植能够明白地了解圣意的上海帮，并不仅仅是为着对抗和平衡华北山头的。只要成为坚定的毛派，必将融进政治斗争的主流。这在党内诸公中是一个浅显的道理。当年的刘、高不都是这样做的么？一九五九年，柯庆施参与对彭德怀、张闻天的征讨，便是紧跟领袖的一次惊险之作。据说当时他也是怀揣了反右的材料上山，听了毛泽东在大会上就彭德怀“万言书”^（15）的的第一次吹风，他便连夜派人下山去取反右的材料^（16）。在庐山上，他还希望如同当年发布《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一样在庐山上放一颗卫星，于是向当时为毛泽东秘书的李锐求助，可李锐的“笔力”居然远不及张春桥的敏捷和通透，从此柯再出门开会时必带张春桥^（17）。就是在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的秘书群落几乎整体失宠，在彭黄张周“军事俱乐部”直接涉及到李锐等到之外，胡乔木、田家英等也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再到后来，以柯庆施的宠儿张春桥为首的新上海帮，俨然取代毛泽东的原秘书班子而进身为领袖身边的秀才群^（18）。是柯庆施的属下和后辈构成了以后的“四人帮”的主体这一点而不是什么在是否是事实上有争议的“柯庆施支持批海罢”这一点，成为他直到现在还没有人为其作传的现实原因——用邓伟志的话说：八大的政治委员只剩柯庆施没有传记了而且是柯的下属，下属的下属都出传记了，整过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