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这辈子就这么搭进去了
因作品《潜规则》及《血酬定律》名响学界的《炎黄春秋》执行主编吴思，日前应邀在电视节目中做了精彩演讲。这位出了新书惹了官司的学界“红人”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潜规则”背后，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又是如何？本期评坛刊登魏英杰对吴思的专访，相信你会看到一个真实的“吴思”。———编者
官司：潜规则居然不潜了
魏英杰：去年我采访你的时候，你曾提到陈永贵后人告你侵害名誉权一案。听说去年底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能否谈谈此案的来龙去脉？
吴思：大概经过是这样：2002年4月《北京青年报》连载我的关于陈永贵的文章。陈永贵的夫人和儿子告我和《北京青年报》侵犯陈永贵的名誉权，说我无中生有，杜撰情节。去年4月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一审判决，认定我和《北京青年报》侵权事实成立，责令我赔偿陈永贵亲属精神损失2万元，《北京青年报》社赔偿 2000元，同时登报道歉。我们不服，向中级法院上诉。去年年底，中级法院驳回我们的上诉，维持原判，而且是终审判决。
魏英杰：这场官司前后经历了一年多，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对于一个研究历史“潜规则”的学者，这又意味着什么？
吴思：我看到有人评论说，这是研究“潜规则”的专家被“潜规则”给玩了，我不这么认为。潜规则的要点是一个“潜”字，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见不得阳光，只能是私下的交易。正因为我了解这一套，预先就采取了一些对策，请有关报刊关注此事。我以为，在大众传媒的关注下，潜规则就难以运行了。但是，让我惊奇的是：潜规则居然不潜了，竟然明目张胆地招摇过市了。
这种亲身经历，对我深入认识中国社会，理解中国历史大有帮助。按照一位伟人的说法，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入地感觉它，同时，只有感觉到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它。我又感觉到了新东西。
魏英杰：现在，你是否只能面对并接受法院的判决？还有没有其他“申诉”办法？
吴思：按照法律，二审已经是终审了。不过还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补救，那就是申诉。我们还要继续申诉，不过申诉的成功率非常低。其实我也不愿意这么折腾，按照我在潜规则里边的说法，这么折腾是得不偿失的。但是，事到如今，我反而理解古往今来的那些人为什么要折腾自己了。这不仅是一笔经济账，还有精神和社会因素的考虑。刚才已经说过，如果我的案例对他人也适用，中国的学者和记者面对的职业风险将大幅度提高，这是一个全行业性的标准问题，总要有一个人出头替本行业讨个公道。我倒很想搭便车，但是这个笼头已经套到我头上了，我反正也逃脱不掉，干脆就加一把劲，把车拉到底算了。
经历：于读史编史中安身立命
魏英杰：您的著作流行于世已久，许多读者对你个人却知之甚少。从一般介绍仅能得知，你插过队，当过编辑记者，现为《炎黄春秋》执行主编。能否具体谈谈你的人生经历？
吴思：我1957年生于北京，父亲在军队杂志当编辑，母亲是大学教师。1976年1月高中毕业，3月到山区农村插队。1978年到198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分配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下属的中国农民报（后来改名《农民日报》），先后任记者、编辑，总编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机动记者组记者。
魏英杰：在《农民日报》呆了几年？
吴思：差不多十年。1993年，我去了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一家刊物，任杂志社副社长兼中文版主编。在此之前，我曾经准备出国留学。1989年夏天开始，用了半年时间复习英语，考托福。有两所中上等大学的研究生院录取了我，但是没有奖学金。我付不起到美国的学费。再加上我当时正在忙着写作，也就没有再折腾这方面的事情。
魏英杰：这么说，毕业后你便在报刊杂志任职，直到现在？
吴思：不是。1993年我去的那家刊物，不久后便由于种种原因停刊。其后我在一家港资控股公司设立在北京的部门编了半年书。还当过半年《东方》杂志筹备复刊的执行主编，炒过两年股票，写过一年小说。除了炒股票，其他事都失败了。最终的结果，就是在放弃铁饭碗之后失业了。于是借机静心读史。本来也有兴趣读史，但读得三心二意，1996年后心里比较静，大概是折腾够了，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了。
魏英杰：后来又是怎么到目前单位的呢？
吴思：1996年底，我在《农民日报》工作时的一位老领导拉我去《炎黄春秋》杂志。编这种历史杂志正合我读史的心思，于是就在历史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一晃已经七年了。这七年除了办杂志编稿子之外，写了两本关于历史的随笔，一本是《潜规则》，一本是《血酬定律》。现在，我还看不出读史写史的尽头，兴致正浓，未来数年大概不会有什么变化，说不定这辈子就要全搭进去了。
写作：剑走偏锋，专攻一路
魏英杰：《潜规则》及刚出版的《血酬定律》，正是你多年来对所关注的问题，往中国历史传统探寻的结果吗？你是否认为，中国历史犹如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到我们身处的社会的影子，并可从中找到问题的答案？
吴思：我独立完成的第一本书是《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那本书直接探讨了学大寨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失败的原因。如果满足于追究这种失败，对我来说，一本书就够了。但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又遇到了大量新问题，新老问题交织在一起，需要一个更深广、更有说服力的解释，需要重新建立一个解释力更强的框架，《潜规则》和《血酬定律》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历史是一面镜子”这种说法并不错，但是还不够准确。镜子是身外之物，而历史是我们的昨天。昨天没睡觉，对今天是有影响的。小时候没上学，对成年后的生活和处境是有影响的。祖上溺水而死，后代对游泳的态度便与常人不同。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一部分。至少，我所关注的历史是这样的历史。
魏英杰：“潜规则”一词的贡献在于，它提供了解读中国社会的新视角，也是一种新工具。通过这么一个高度概括的词语，历史上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官场运作规则，有了“明白”的解释，从而形成一套有别于“正史”的新话语模式。这很重要，因为，“潜规则”所指的那些东西，一直不为正统历史学家所重视，或者是有意忽视。你觉得呢？
吴思：确实有“话语模式”的问题。中国的史家前辈对潜规则运行的记录并不少，也做过表达和概括的努力。孟子就说过“非礼之礼，非义之义”这种东西。但是，中国传统的历史理论或社会理论并没有展开这方面的分析。不仅这方面没有展开，比起上个世纪西方传入中国的各种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来，儒家的许多见解都处于混沌未开的阶段，许多萌芽没有长大，许多枝条没有抽出。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也和中国差不多。在这方面，我们是比较幸运的，我们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多样的话语体系，更精致的分析工具，有可能发现一些前人忽视的东西，并给出更透彻的解释。
魏英杰：那么，何谓“血酬定律”？它体现了你在历史探索中哪些方面的努力？
吴思：人类在拿命换钱的时候，或者在以钱买命的关头，如何评估盈亏得失？这是一个非常古老又非常基本的问题。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没有看到前辈学人提出并解答这个问题。血酬定律就想揭开潜藏在人们心底的计算方式，回答这个问题。
魏英杰：与《潜规则》相比，《血酬定律》在哪些方面有进一步的开掘？
吴思：首先是更深入了，我在《血酬定律》中继续追究潜规则所依据的合法伤害权，顺着这条路，追出了血酬，即买命和卖命的钱。其次是宽广了，潜规则处理的主要是官吏、民众和皇帝之间的关系，血酬定律又增加了土匪、黑帮之类的暴力集团，同时也更仔细地探讨了在横规矩和潜规则之中的生存策略，探讨了这些生存策略对当事人的身份和性质的影响。
魏英杰：可否认为，《潜规则》与《血酬定律》乃是从两条不同路径进入历史的核心，由此勾勒出中国社会全景。这便是你在《血酬定律》中提到的“全局性视野”吧？
吴思：《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的写法都是剑走偏锋，专攻一路，不顾其他。
这两本书，自我感觉都写得比较深入，尤其是《血酬定律》，我确实有了探入历史核心的感觉。但是，这两本书并没有勾勒出中国社会的全景，深入了，却不够广阔，更说不上完整。我最近比较着迷的问题，恰好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也许以后可以画出一幅比较完整的全景图来。
魏英杰：有哪些书对你分析历史的方法产生影响？是否因为在作品中引入制度经济学等新方法，所以作品显得那么独树一帜？
吴思：微观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对我有影响，博弈论和进化论也有影响。生物学，行为学，生态学中的许多观点对我也有影响。
独树一帜大概是不伦不类造成的。说文学不是文学，说史学也不是史学，说社会理论又不是社会理论。《潜规则》第一版的分类号是随笔散文，属于文学类，第二版分类，改为社会问题。但是到国家图书馆去查，又摆在历史通论的架子上。我不靠体制化的学术吃饭，敢由着性子写，根据我的兴趣和我对读者兴趣的了解写，于是就有了这种非驴非马的东西。
潜规则：公平是有等级的
吴思
道光十九年（1839年），山西巡抚（省府一把手）申启贤到雁北一带视察工作。路过代州（今代县），当地一些里正（类似村长）和绅耆（类似老知识分子或退休老干部）拦住轿子告状，反映驿站在征收号草中的问题。（1）拦大官的轿子和敲登闻鼓告状一样，都是很叫官员反感的行为，所告事实如有出入，按规定就要打八十板子，这是足以要老头们的性命的责罚。韩愈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让这些老头和村干部感到不公平，非要鸣一声不可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清朝的驿站近似现在的邮政局，号草就是驿站马匹食用的草料。这些草料由本县百姓分摊，按期交纳。那些老人和村长控诉说，驿站收号草有两条不公平，一是大秤不准，经常七八十斤号草上秤而秤不起花；二是必须向收号草的驿书和家人交纳使费，不然他们就不肯收。
第一条无须解释了。第二条，用当代语言来说，就是非得再掏一笔辛苦费，才能请动驿书和“家人”的大驾，麻烦他们收你的号草。驿书近似现在的县邮政局领导，“家人”则是县令的私人亲信，近似生活秘书。《大清会典》规定，驿站的财政费用由当地州县政府提供，州县官员派亲信来收号草，就体现了这份权力和责任。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告状者的无奈：县令的家人敲诈勒索，怎能不拦住省府大员告状？
据申启贤巡抚自己说，那些老头拦住他告状的时候，他已经生了病，性情烦躁，也没有深究是非对错，就下令掌责呈诉者——打了那些老头一顿耳光。不过刚打完就后悔了，心里感到不安。他说，那些挨打的老头“俱白发飘萧”，他害怕这顿耳光会打出人命来。于是将此案件批给道台张集馨（近似雁北地委一把手）亲自讯问，在半路上申巡抚又专门写了一封信，叮嘱张集馨处理好这件事。
申启贤感到不安是有道理的。人们为了千八百斤草料可以拦路告状，却不见得去“京控”。去北京上访是一件代价很高、成功率却很低的事情。但是出了人命就不一样了，苦主轻易不会善罢甘休。再说那些老头和村干部还可以分担“京控”的费用，这就不仅愿意告，也告得起。一旦进入告省府官员的京控程序，就可能有钦差大臣下来调查。按照常规，钦差大臣会抹平此事，但是省、地、县都要付出相当可观的代价，二三万两银子的“钦差费”肯定是免不了的。按粮价折算，二三万两银子将近500万人民币，逞一时之快值不值这笔巨款，申启贤不能不犯嘀咕。以上推测没有计算良心的作用，不过就我所知，申巡抚虽然不是恶棍，但他的良心也不是很敏感，不算也罢。
我想讲的故事到此才算正式开始。
经过调查，张集馨发现，那些白交还要遭受两道刁难的号草，按规定竟该由政府向民间购买。国家规定的收购价格是一文钱一斤。折算为现在的货币和度量单位，大概就是2毛多钱1公斤。当地每年收驿草10多万斤，财政拨款将近人民币2万元，但是这笔钱根本就到不了百姓手里。张集馨写道：“官虽发价而民不能领，民习安之。”
我想强调一句：这里显现了三种公平的标准。按照正式规定，老百姓在名义上的权利竟然如此之大，他们不仅不应该被官府的黑秤克扣，不应该交纳使费，相反，他们还应该从官方拿到一笔卖草钱。这当然是头等的公平，但只是名义上的东西，并不是老百姓真正指望的标准。“民习安之”的标准，是白交驿草但不受刁难，这是比正式规定降低了一个等级的标准。百姓胆敢不满意的，只是使用黑秤外加勒索使费，并不是白交驿草。官吏和衙役们得寸进尺，想让老百姓在认可第二等标准之后再认可这第三等标准，村干部们不肯认账，这才有了拦路告状。
第一等 公平的由来
说到驿站事务方面的第一等公平标准，尽管只是名义上的标准，我们也不能不怀念明末豪杰李自成。
李自成与驿站有特殊的关系。一说他本人在造反之前就是驿卒，因为驿站裁员，下岗失业了，于是造反。一说他的爷爷和父亲摊上了给驿站养马的义务，赔累破产了，而李自成造反则由于还不起债务。这两种说法都与驿站事务有关。清朝的开国元勋是和李自成交过手的，至少他们亲眼见到李自成推翻了明朝这个庞然大物，想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在清朝皇帝和大臣眼里，驿站和驿马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问题，处理起来便有了面对未来李自成的意思，不敢把百姓当成好欺负的冤大头。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体现出第一等公平的正式规定。
康熙皇帝决定，改革明朝向民间摊派养马任务的制度，将民养官用改为官养官用。同时，改革明朝在民间无偿佥派夫役的制度，夫役由官方出钱雇佣。皇帝如此规定，也是下了大决心的。清朝全国有2000多个驿站，使用的牛马驴骡将近7万，每年开支300多万两银子，这还不算遍布全国的14000多“铺递”—— 靠步行传送邮件的官方组织。皇帝真怕制造出李自成来，对政府的权力做了价值连城的约束，而这些改革和制度都载入了《钦定大清会典》，属于行政法规性质的最正式的制度。
按照《大清会典》的规定，驿站的每年费用是有定额的，每年都要上报考核。而养马用的草料开支就是额定费用中的一个大项。（2）《大清会典》规定，驿站的额定费用从州县征收的田赋正额和地丁银子中拨给，这就是说，州县百姓已经在交纳皇粮国税的时候为马草掏过一次钱了。在这个意义上，再让百姓无偿交纳号草，等于是一件东西卖两次，在现代术语里，这叫“重复收费”。
如果不讨论“家天下”的制度是否公平，《大清会典》的这些规定在技术上是无可指责的。驿站是国家的神经网络，是国防和行政信息的通道，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而支撑这个网络的，最终必然是百姓的赋税。只要百姓的赋税水平合理，国家的神经系统不腐败变质，我们就得承认这个标准很公平。这就是我们应该感谢李自成的道理。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应该感谢秦始皇，至少要感谢陈胜吴广。秦始皇横行霸道，把老百姓当做可以任意践踏的冤大头，征发数十万上百万的老百姓给他本人建造宫室陵墓，给他的帝国修建围墙，结果他设计的万世江山不过二世就完蛋了。这个教训想必也给汉朝皇帝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没有秦朝短命的暴政，恐怕就不会有汉朝的“独尊儒术”。这个前车之鉴使得儒家的威胁显得比较可信，仁政和王道的主张也显出了皇帝认可的好处。因此，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生才有资格与皇上讨价还价，达成一个双赢的协议：皇上获得儒生的支持和代理天道的地位，儒生也获得了表述天道的特权。儒家表述的大道很像我们在《大清会典》中看到的关于驿站的漂亮规定，说起来颇为公平合理，但用起来却满不是那么回事。
当然，儒家并不反对“家天下”。因此皇亲贵族就应该当纯粹的寄生虫，百姓就应该掏钱给皇上供养众多的后宫佳丽，供养伺候她们的成千上万的宦官。但王道毕竟比秦始皇的不加掩饰的霸道上了一个台阶，这也是流血牺牲换来的。
第二等 公平的根据
我认为，代州百姓根本就不指望第一标准能够实现，这是很有自知之明的。第一等公平的标准接近市场上等价交换的标准，而市场交易需要一个前提，就是双方平等，拥有参加或退出交易的自由，谁也不能强迫谁。很显然，官府并不是老百姓的平等交易伙伴，官府是有权收费的。老百姓们都很明了，抗粮、抗税或抗拒苛捐杂费，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下边我们以每年春秋两季的钱粮交纳程序为例，看一看老百姓不听招呼的常规后果。
每到开征之时，县衙前贴出告示，要求百姓按照惯例主动在指定的时间到指定地点交纳钱粮。交纳的过程当然免不了许多盘剥，不服盘剥也可以不交，后边自有对付你的合法手段。
没有交纳或没有交够的人，就要在簿册上留下拖欠记录，这些人要按照规定的期限去指定地点补交。
过期不交，书吏差役就要下乡催科了。催科是一件很有油水的事情，是需要竞争上岗的。清朝光绪年间，屠仁守在《谨革除钱粮积弊片》中说，下乡催役的差使都是要花钱买的。有的人甚至提前买下差使囤积起来。到了催科的时候，揭票下乡，向粮户征收。除了勒索酒食供给外，每票总要勒索钱数百文，甚至数千文。稍不如意，辄以抗粮的罪名报官。乡民畏惧，不得不满足这些人的贪欲，以免被罪名拖累。（3）
如果催科之后还没有交够钱粮，就要抓到衙门里打板子，站枷号。这里就更黑了，需要另文细说。
总之，官府并不怕零散百姓的对抗，吏胥们甚至怕你不对抗。他们虎视眈眈，就等着你因对抗而落网，送上一口肥肉呢。处在这种虎狼环俟的情境之中，只要州县官打一个招呼，谁敢不老老实实地交纳号草？谁敢晚交？谁不怕驿书和家人拒收自己交纳的号草？谁还敢把自己在名义上拥有的权利当回事？
垄断价格的比喻
对官府强加的第二等公平，中国百姓好像存在着不分时间地点的广泛认可。如果打一个富于现代色彩的比喻，这很像是对某种垄断价格及相关的隐性支出的接受。七八年前我们装电话，要交5000元的初装费，像我这样不熟悉外边世界的普通百姓竟以为这规定公平合理，活该如此。在我眼里，这就是第一等公平。
我有点不满的只是他们收了钱还要拖你半年以上，不催几次，不走后门，安装工人就不来给你装。我当时也知道安装工人上门，按规矩还要塞给他们一二百元的辛苦钱，至少要塞他们两条好烟，不然装上了电话也未必能接通。就连这笔费用我也愿意掏，只要你别再没完没了地拖下去。我认可半年的拖延，也认可辛苦费，如果电话公司强迫我买他们的电话机，我也准备认可。这就是我眼中的第二等公平，也是我真正指望的公平。在整个过程中，一切都是我主动的，并没有人拿刀子逼我排队装电话，更没有人逼我往工人手里塞钱塞好烟，我愿意认账，我也不会告状和揭发。
在晚清官员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咸丰四年（1854年）六月的记载中，我看到了类似的故事。他讲了宁波渔民和商人购买海上安全的经历。
当时宁波外海不靖，海盗很多，渔民和商人的生意大受影响。这本来是清朝水师的失职，他们领饷吃粮却不干活。但是这又很正常。公务员偷懒，按术语说就是追求闲暇效用的最大化，这是很有名的，举世公认的，老百姓也是充分理解的。大家并不真指望官员们尽职尽责地为人民服务。他们也许有这种良心，但是没有这种必要。满清王朝垄断了公共服务业务，没有人敢和他竞争，所有竞争都叫造反，那是杀头之罪。
商人和渔民们没有办法，就自己凑钱激励水师，麻烦他们出海维护治安。这又属于一件东西卖两遍了。商人和渔民已经在各种税费中掏过钱，其中已经包含了供养水师维护海上安全的费用，现在却不得不再掏一遍。当然，并没有人逼他们掏钱，我们只能说他们是自愿的，他们认可了这第二等公平。更准确地说，是认可了自己的二等身份。
据宁波知府段光清说，这办法开始还管用，水师干活了。但是今年给了钱，明年又给了钱，一年一年地给下去，这笔钱好像又成了水师该得的一笔陋规，水师再次懈怠起来，渐渐又不干活了。另外一种解释是，海盗越来越厉害，水师缺乏训练，打不过人家，不敢出海干活了。不管怎么说，总是百姓花了两次钱，仍然没有买到海上安全。
好在——也许应该说坏在——清朝水师的垄断地位被洋人打破了。宁波的商人见水师实在不顶用，就掏钱请洋人的战船为他们保驾护航，又求段光清给洋人发了航行和入港的许可文书。过了不久，朝廷接到了报告，说北方海防发现有轮船“捕盗甚力”，查起来还有宁波知府发的许可文书。有一次洋人与海盗遭遇，炮战一场，一个洋人水手受了重伤，也击沉了海盗头子的船，从此威风大震。可见没有垄断地位的洋人拿了钱是真干活的，并不像清朝水师那样卖假货。
不公是易燃的危险品
最后我们看看张集馨是如何处理号草问题的。
他调来了驿站收草的大秤，经检验，果然是百姓所控诉的那种黑秤。于是张集馨下令另造官秤，同时宣布：按照每斤一文的官价支付草价，不许驿书和家丁“干没”。他说，对这种处理，“民甚欣悦，而州牧及丁胥皆不乐。”
这样就算完了？完了。没有提到敲诈勒索问题，没有追究贪污的责任，没有任何官员吏胥家丁为持续多年的不法行为付出任何代价。所有处理，不过是发一杆新秤，重申一遍正式规定。按照这种逻辑，不公平能够存在多年，难道就是因为缺少一杆准确的秤？就是因为缺少一纸不准贪污的规定？
在我看来，这样的处理与其说是处罚，不如说是鼓励。不处理，那些违法乱纪的人或许还有点心虚。经过这样一番处理。他们便可以放心了：告到巡抚那里，又指定名声不错的道台亲自处理，最后又能怎么样呢？不过给了我们一杆新秤。过一年我们还贪污，还敲诈勒索，大不了再得一杆秤。这也能算风险吗？因此，他们的不高兴不过是暂时的。他们手里的加害能力并没有丝毫的削减，他们的反扑欲望已经在不乐中展现出来。有能力又有愿望，还没有风险，究竟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他们前进的脚步呢？
后边的事情张集馨没有记载，我也就不知道了。但我估计当地百姓从此会死了告状的心。至于清朝全国通行的驿站潜规则，我读史不博，说不确实，但我敢确信：清朝在整体上没有实现儒家的主张和《大清会典》规定的第一等公平，连第二等公平也未必能够普遍实现。以鲁迅“想当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为标准，我们不妨把第一等公平称为臣民级的公平，把第二等公平称为奴隶级的公平。奴隶级公平没有普遍实现的证据，就是太平天国起义。
山西代州的村长和老头告状11年后，太平军起义爆发了，起义的旗号正是“太平”——其中就有特别公平的意思。不公平的感觉是一种易燃易爆的危险品，几个好汉在公平奇缺的世界上敲出了几颗火星，全中国便翻卷起逼人的热浪。令人感叹的是：太平天国实际展现出来的内部关系，与他们那面漂亮旗号的差距，并不比《大清会典》与黑秤的差距小多少。
注：
（1）整个故事参见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道光十九年。
（2）关于清代驿站制度的描述，本文主要参考了马楚坚的《清代驿传述略》，见《明清人物史事论析》，江西高校出版社1996年出版。
（3）《光绪财政通纂》，卷二十九，赋役。转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第587页。
潜规则：我们的人格理想
吴思
仁孝人格
汉恒帝时期（147年-167年），陈蕃出任乐安太守，听说治下有一位叫赵宣的平民百姓，乡邑间盛赞其人至孝。父母去世，按常规要守丧3年，或居家，或结庐墓旁，这位赵宣竟然守丧20余年，而且一直住在未封闭的墓道之中。
陈蕃——就是《世说新语》开篇说的那位"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的陈仲举——听到了众人的推荐，便会见了这位"州郡数礼请之"的孝子。聊起家常，陈蕃发现赵宣有五个不到二十岁的孩子。陈蕃大怒。这家伙睡在墓道中干了什么？这不是"污鬼神"吗？"圣人制礼，贤者俯就，不肖企及"（语出《礼记》），你跟着脚尖够不上倒也罢了，假充什么圣贤？这不是"诳时惑众"吗？于是陈蕃将赵宣治罪。(1)
恒帝时期的东汉并不是什么好世道。连年歉收，盗贼四起，宦官干政，党祸不断，立国120多年的东汉已然日薄西山，露出了衰亡之象。但是我们透过这个故事仍然可以想见当时的道德风尚，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们怎样诳时惑众，凭借何种表现就能够诳时惑众。
时代真是不同了。试想，今天的中国还会有人做赵宣做的事吗？即使他想诳时惑众？赵宣的行为恐怕已经超出了今日疯子的想象力范围。再退一步想，如果有人重新提倡守丧三年，我们会觉得这很正常，很自然，因而衷心拥护吗？如今国家规定的丧假是3天，似乎没有人建议延长十倍八倍以捞取政治资本道德资本或别的什么资本。2000年屹立不倒的常规，如今已经不正常了。
我这里说的不是某种无足轻重的礼数。"孝为仁之本。"孔子叫世人"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又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2)，他为我们描述的是一种以仁孝为核心的理想人格，据说上合天理，下依人性，发为礼义。它为2000年来数以亿计的人们提供了为什么生活和怎样生活的权威答案，而且获得了吸引人去假冒的崇高地位。
孔子真死了？
雷锋人格
好像雷锋也死了。十多年前，一位不知姓名的父亲抱小孩乘车没人让座，当父亲的便对孩子说了一句："雷锋叔叔不在了"。这句话的版本之多，流传之广，恐怕要远远超出尼采的那句"上帝死了"。可见时势不仅造英雄，还能造哲学家，至少能造名言。
其实现在还是有人给老人小孩让座的，孝敬父母的孩子也不罕见。但是大概没有人不承认道德风尚确实变了。作此断言的基本依据，就是很少有人为了诳时惑众而像赵宣假充学子那样假充雷锋了。假充雷锋的现象曾经相当普遍，"假积极"这个词也曾经相当流行。时过境迁，现在还有谁骂别人"假积极"么？现在诳时惑众的是假洋鬼子和真真假假的大款大腕，而不是假孝子假道学假仁假义和假积极。
"雷锋叔叔不在了"，这句话非同小可。雷锋所代表的是一种以"为人民服务"（人民不包括敌人）为核心的理想人格，据说它合乎科学规律，顺应历史潮流，代表人类未来。具有这种人格的人可以当接班人，生得伟大，死且不朽。这种人格理想曾经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雄踞二三十年，为数以亿计的人们提供了为什么生活和怎样生活的标准答案。
人格与时代
人格理想不像时装发式，其变化的根据要深刻得多。
孔子和毛泽东倡导的人格理想，都很合时宜地告诉人们如何处理当时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并且很有力地证明这种处理方式合乎天道人心或者历史规律，具有终极价值。现在，我们离宗族大姓毗邻而居、宗亲世交触目皆是的时代已经很远了，我们离革命同志团结一心兴无灭资推翻三座大山的时代也不近了。出门上班，满眼小商小贩雇主雇员，下班上路，到处是行色匆匆的路人和讨价还价的顾客。想叫一声同志，招呼一声兄弟，真不知冲谁开口。
孔夫子和毛主席没有教我们在这样的社会里怎样做人，没有来得及为我们树立一种合乎此时此境的人格理想，并把它与不知躲在何处的终极价值联系起来。
呜呼，我们失去了精神支柱。
公民人格
西方人有什么好主意吗？据说西方人面临精神危机时常常把眼睛转向东方，那我们也不妨看看西方。在上帝去世或弥留之际，西方人总要拿出个办法来处理他们的人际关系。
西方基本的人际关系是什么呢？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从商品开始，他认为商品交换是那个社会的基本关系。他又把劳动力作为商品引入，在遵守等价交换规则的条件下，推演建立了一个逻辑严密令人瞠目的理论大厦。
现在正吃香的西方经济学，其所有理论都建立在两个最基本的假设之上：一、每个人都归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争取自身的最大利益，也就是说人是理性自利的。二、每个人在市场上都有完全的选择自由，也就是说谁也不能强迫谁，只能平等地交换各自的产品和服务。于是我们又看到两不相亏的交换波涌而出。
似乎不必再说等价交换的原则如何渗透了西方社会，以至社会学中的交换理论成为主流。也不必再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家庭和政府行为的努力如何频频斩获诺贝尔奖。总之，西方人处理基本人际关系的常规是等价交换。
等价交换——这算是什么人格理想？再说得好听一点：做一个善于保护自己的权利，同时也尊重他人权利的好公民，一个自利同时也遵守社会义务的好公民，这能算是理想吗？为人民服务呢？爱呢？天理呢？道呢？历史规律呢？人生的意义呢？终极价值呢？难怪西方人说自己精神危机！
但是我以为西方人的主意并不坏。公民人格很有资格成为我们今天乃至未来数代人的理想人格。假设这个理想真能成为现实，马克思描绘的靠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现象虽然不会寿终正寝，赤裸裸的坑蒙拐骗总不会有了。此外，"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之类的痼疾，满口的为人民服务，一肚子营私舞弊之类的顽症，居然也出乎意料地失去了流行的适宜温度。剩下一个大家诚实地劳动，干净地挣钱，尊重自己也敬重别人的社会——这是一个很糟糕很庸俗的结果吗？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3)，这话实在是很有道理的。
顺便说一句，我觉得英美人彼此相称的"Mr．"这个词很妙。Mister作为Master的弱化形式，在词源上的基本意思仍是"主人"。你也是主人，我也是主人，大家都是自己的主人，自己照顾自己，同时也自己承担责任。谁也无权欺负谁，至少是不能强迫谁。这正是等价交换的前提，公民人格的要义。
公民人格与传统
咱们不能崇洋媚外。他们是主人，咱们也是主人。他们的传统生出了公民人格，咱们也有能生出公民人格的传统。"性相近也，习相远也"(4)，天下的人心本是相通的。
在以仁为核心的儒家理想人格中，就分明蕴涵着公民人格的生长点。
子贡曾经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回答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5)孔子在此既尊重了别人，也肯定了自己。这不是一句无足轻重的话，孔子告诉子贡的是可以奉行终身的大原则，而且类似的原则也曾在位居核心的"仁"的范畴里出现。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6)这里更直截了当地肯定了"欲立"和"欲达"的自己，也尊重了有同样欲望的他人。如此两不相亏地行事，正是公民人格的核心。
我无意把2000多年前儒家倡导的理想人格混同于今日西方的公民人格，这样做自然经不起知人论世的推敲。我也无意当一个儒家修正主义者。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不必死抱住某句箴言不放——西方的公民们似乎也没有死死抱住耶稣"爱你的邻人如同爱你自己"的训诫推导不已。
我想说的是：不必担心丢了咱们的传统。古今中外的人心自有相通之处，在劳动仍是谋生手段的时代，在劳动成为人生第一需要或莫大乐趣之前，在纳贡服徭役修陵寝的时代过去之后，人有一种不得不然的为人之道，不管你叫它什么，也不管你的传统是什么。
公民人格与终极价值
自利不损人的公民人格未必就与飘渺的终极价值挂不上钩。我先在这里挂挂看——我挂不好不等于别人也挂不好。
最简捷的挂法，就是把公民人格说成自本自根的终极状态。人是什么？"食色性也"，用中国农民的话说："人活两个脑，一头吃饭，一头生养"。这是"本我 "。再加上"超我"的约束，责任感义务感或曰礼义廉耻之类，这就是人了。谁也不会追问蚂蚁或猴子在其自身生存繁衍之外的终极价值，那么也不必向人类发问。
这种挂法有点耍赖之嫌，但不能说它没理。事实上弗洛伊德的本我，萨特的选择自由，确实被许多人视为终极价值。你可以另有高见，却不能说人家赖皮。
如果不肯接受这种终极价值，只承认传统的终极价值，我们可以再往传统上挂。马克斯·韦伯在他那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用一个"天职"的概念当钩子，把公民的赚钱工作与上帝、天堂、灵魂不死这一套终极价值挂起来了。利己的行为都能挂上尊重他人的行为自然不必多说。我们中国人要想挂，似乎也不必太费劲。我们的祖先把道、天道、天理等等视为自本自根的终极存在，而且用天人合一的概念把天道与人性挂得结结实实。《中庸》有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那么我们只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行了，终极价值已在其中。一定不肯接受这种自然而然的包容，非有与外在的天硬挂，我们也可以说："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7)。什么叫自强？拼命工作算不算自强？算就挂上了。这就是以天为则，顺天意，行天命，正好比服从上帝。再加上一个"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8)，宽容地对待别人，帮助别人，那更是阴阳调和。一阴一阳谓之道，这就算到头了。
如果说东西方传统中的终极价值太老了，不适用了，我们还可以换不太老的，流行于十几年前的。西方经济学中有个"激励相容"的概念，就是说每个个人理性自利的行为经过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便会结出社会进步、人人受益的善果。那么，好好赚你的钱就行了，只要别违法，其结果必定是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如此，关心国计民生的人便可以安心：历史正在你的生意中前进。实在安不下心来的不妨将来多做慈善事业，直接摘取善果，现在的工作可以看做打基础。性急一些的甚至不必等待将来，值此新规未立之际，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可以干些为万世开太平的大事。
如果说这种终极价值还不称心，恐怕就要问问自己的心究竟是什么心了。明心见性，认清自己的真心自性，这是佛家特别擅长的功夫，也是佛家认可的终极价值 ——见性成佛。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大可不必关心什么理想人格。既然有理想，总是对现实的自我有所不满，而这正是大彻大悟者不会有的妄念。也许，释道儒的明心见性传统能为人类提供如何成为真人的答案，帮助我们成为可能是、应该是、本来是的那种人。但是即使有了明白易懂的答案，恐怕在有人挨饿受冻，有人互相残杀的时代也不容易大行于世。
话说远了。最后收一句：好公民是不会干涉别人明心见性的，他自己也可能做同样的事。等大家都有适宜的条件和巨大的兴趣做这样的事了，公民人格自将让位，替代它的东西或许很有仙风道骨。
注：
(1)事见《后汉书·陈王列传第五十六》。
(2)《中庸》。
(3)《庄子·胠箧》。
(4)《论语·阳货》。
(5)《论语·卫灵公》。
(6)《论语·雍也》。
(7)《周易·乾》。
(8)《周易·坤》。
吴思:潜规则——在历史中拆解人间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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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鲁湘：“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里是《大红鹰·世纪大讲堂》，我是王鲁湘，大家好！
我们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有规则的社会里头，强盗有强盗的规则，黑帮有黑帮的规则，警察有警察的规则，我们无论是踢球还是下棋都有规则，如果没有规则，这盘游戏就根本没有办法玩下去。因此，我们说到玩游戏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规则，因此，游戏规则成为这十几年来社会上非常流行的一个词，但是最近又有一个新词冒了出来，叫做“潜规则”。今天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发明潜规则这个名词的吴思先生。
吴思简历
吴思， 1957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农民日报》，先后任总编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机动记者组记者。1993年，出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桥》杂志社副社长兼中文版主编。1996年底至今，在《炎黄春秋》杂志，任执行主编，副社长。
著有：《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等作品，在国内引起广泛影响。
王鲁湘：我是很多年以前就知道吴思这个大名，我当时想到吴思的时候，我就想起另外一个人叫吴用。有些父母非常会取名字，吴用他父亲就特别会取名字。实际上梁山水泊一百零八将中间最有用的一个人，可他偏偏叫吴用。那么吴思先生也是一样，他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思想，最有思想的一个人，可是他父母就偏偏给了起他一个名字叫吴思。
我想，你小的时候，听说有一段时期老是被父母关在家里，只是管弟弟，不让出去，是不是他觉得你这个“无思”是假的，其实是“有思”，在那个时候思想会给家庭惹来祸害？
吴思：那会儿还没那么多思想。那会儿就在家看书，怕我惹祸吧。
王鲁湘：那个时候主要读什么书呢？
吴思：大量的回忆录，还有小说，第一本看的是《欧阳海之歌》，然后是《星火燎原》，现在还看。
王鲁湘：《星火燎原》，就是讲解放军军史的，是吧？
吴思：对。
王鲁湘：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培养你对文史的一种兴趣？
吴思：好像是，读的第一部书，第一套书就是文史。
王鲁湘：我想你在当《农民日报》记者的时候，我看了一下你的履历，我觉得一般的人衡量他在社会上成功不成功，总是台阶越上越高，职务越升越高，我看你好像是，至少在《农民日报》，你是职务越做越低。
吴思：好像是。我1984年就当了总编室副主任，然后第二年，就去当群工部副主任了，在报社的排位中… …
王鲁湘：是中层干部了，从高层干部变成中层管理了。
吴思：对。又过了两年又当机动记者了，到机动记者组了。
王鲁湘：那就到最基层了。
吴思：反正从“要害”来说，是离“要害”越来越远。
王鲁湘：那你肯定得罪谁了。
吴思：没有，都是我主动要求的。
王鲁湘：都是主动要求的，就是想接触真实的农村社会。
吴思：群工部每天接触大量的读者来信，直接看到的就是人们正在发生的，一点儿没有加工过的事情。机动记者组在各报社都有点儿“特权”似的，就是你爱写什么写什么，爱去哪儿去哪儿，那就更自由了。
王鲁湘：那后来为什么又去了《炎黄春秋》呢？
吴思：《炎黄春秋》是1996年去的，那会儿我在家当时失业了，没事干，《农民日报》的老领导，说我们办《炎黄春秋》，你到这儿来，帮帮忙，一帮忙到现在，帮了七年了。
王鲁湘：那么今天，我们就请吴思先生用讲故事的形式，来给我们讲一讲“潜规则——如何拆解真实的人间对局”。有请吴思先生！
吴思：我讲的这个故事大家也可以看作是一道社会生活经验的测试题，不妨各位设身处地替当事人想一想，换你们在那个位置怎么做。整个这个故事的来源是一个真实的历史记载，就这个《镜湖自撰年谱》，作者是段光清，他是安徽宿松县的举人，他写的这段事发生在1837年9月份。那年9月有一天，段家的一些佃户跑到他这儿来诉苦，说捕役，就是差役，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警察传唤他们，说他们家，有贼，说他们是窝赃了，这几个人大惊，就到这儿来求助。然后段光清就跟他的哥哥商量怎么对付。
如果我们把刚才说的这个事想象成一局棋的话，现在大家看到有一个棋手是警察，一个棋手是佃户。警察向佃户将了一军，说你们窝赃了，这局棋现在开局了。这一将军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拱卒还是将军呢？按照《大明律例》每一个窝赃的人他应该受什么刑罚？这个幅度非常宽。最重的刑罚，如果你是这一次抢劫行为的发起者、组织者，而且还涉及的数额特别巨大的话。
王鲁湘：首恶。
吴思：首恶，那这个人是可以斩立决的。最轻的，你只是听说这边有了赃款，你明知道是赃然后你还接了这个赃，最轻的，而且银子数量很小，也是六十板，杖六十。这六十板意味着什么？那六十板如果我很会打的话是可能致人死命的，不会打的话，这六十板挨起来也不舒服。另外，不管你是挨六十板也好，斩立决也好，当时就要拘留起来，这是跑不了的，一定要进班房，说不定还要进监狱。班房和监狱还是有区别的。
这是中国民间的常规，如果遇到了大事，就要找读书明理的人拿个主意。现在你们的佃户找你们来了，说帮着出个主意。还不仅仅是主意的事，你们如果拿不出好主意来，你们最多是丢人，这书白读了，人家白信任你们了。你们注意这是佃户来找来了，你的佃户来找，如果你拿不出主意，他被人将军抽車，把那个車抽走了，倾家荡产，到年底你还好意思收人家租子吗？所以大家一定得帮着出好主意。有什么好主意吗？你们自己心里想，我估计未必能想出像段光清这么好的主意来。
如果段光清想不出好主意，各位也出不了什么好主意，后边的事情，我可以讲这个事是发生在安徽宿松县。在那个同时期，在四川，就经常有这么一种惯例，常规或者叫陋规，我称之为潜规则，有这么一种东西，叫什么呢？叫“贼开花”。就是如果这一个地方发生了盗案，失主或者是这个贼，就在衙役、捕役，或者叫警察的吩咐下，说你开始咬周围的人，说这个是窝（主），那个是窝（主），或者接赃，咬到谁，谁就处于随时可以把他逮捕，关进去的危险之中，然后这个人怎么样不面临，怎么样摆脱这种困境呢？通常就掏笔钱给那个衙役，衙役接了这个钱。这个到处咬的术语叫做“贼开花”，那个掏钱把自己洗干净的叫“洗贼名”。这都是一旦发生了盗案，大家都可以预期贼要开花了，一会儿一帮人解脱自己了，大家知道，洗贼名了，洗干净了。这些事都形成一种惯例，一旦发生，人们就可以知道后面出现的事情。
那段光清当时怎么办呢？他怎么能让人不抽掉这个車，或者怎么不用掏钱、洗贼名，就把这个危机给解了呢？他就跟他哥在一块，两个人首先回顾历史：他说，在嘉庆初年，也就是1795年左右，与这个事将近40年前，我们这一带安徽宿松有一种恶习、恶俗，一旦这一片地方有一个乞丐倒毙了，冻饿而死，当地就会有一些好事的人，一些恶少、恶棍、无赖，马上向县里举报，然后县地方官就带着法医叫忤作，这么一批人就要来验尸，浩浩荡荡一百多人就来验尸了。地方官验尸的锣声一响，当地人，被验的怀疑的那个人得多少钱呢？一般的一个中产之家上百亩地，就灰飞烟灭了，这个损失非常严重。
面对这种恶习，当时段光清说，他的父亲就联络了当地的一批乡绅集体找到县太爷，向县太爷申请，说以后立一个规矩，再有乞丐倒毙了，只要没有明显的凶杀迹象，当地的地保、村长什么的，就可以报一下案，然后就把尸首掩埋了，无需再验尸。然后地方官就同意了，立了块碑，就把刚才这个规矩立在村口，以后就再没有这么一套东西了。他说，当时的这个恶习是用这个方式给打掉的，现在我们怎么办呢？说那些衙役无非是想敲点儿钱，干脆大家开一个会，大家每一个人掏点儿钱，咱们跟衙役去谈一次，说以后我们固定地每年给你一笔辛苦费，给你几千块钱，你也就别再来让贼开花了，也别再敲我们了，大家一致同意，都踊跃掏钱。这个具体操办的人，找到衙役一商量，这个事就妥了，就这么处理完毕。于是双方都找到了自己最佳的对策，然后一个惯例就形成了，一个默契，大家不说什么，但是以后就固定这么办了。这就是一个潜规则，我们看就在眼前，就这么诞生了。
吴思：这一局棋我刚才描述完了，一来一回，一个回合，现在我们就围绕着，刚才的这一局棋再深入分析，看看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些什么东西。我们把这一局棋放在这儿，看看可以从中引出一些什么概念，对中国历史可以有更深入的认识、更深入的了解。
最明显的，就是刚才已经几次提到了，就是潜规则。这个潜规则的特征，刚才大家已经注意到了，首先它肯定不合法，它不是正式规则，正式规则是不许敲诈勒索的，但是它就敲诈勒索了。这是第一，它不合法。
第二，它是一个规则，大家都认账，都遵循，甚至于被害方还主动地说，以后你别敲诈我，你这样收我一笔钱吧，收我一笔辛苦费吧，这是大家都认可的，是社会共同遵循的一个规矩。
第三个特点是，这个规则是潜的，不能明说，叫辛苦费，不能叫做免于敲诈勒索费。因为这个东西是违反公认的这种正义观念，也违反正式的法律制度的，所以这等于是一个三方的博弈关系。我们之间，比如我，给我一笔辛苦费，我说行了，就这样吧，我不敲你了。但是咱们俩的这个交易，实际上都有一种隐含的前提，就是那儿有一个人盯着咱们呢，咱别让他知道，大家都认可，都接受这种，你也不主动，我也不主动。你主动了，虽然你可以免去这一次的损失，但是逮着机会我狠狠地收拾你，咱们是低头不见抬头见。所以这样的三方关系之中，就形成了一种潜规则。这是第三个特征。
第四个特征，潜规则明显地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本来我想方设法的要找一个机会敲你一笔，要找一个贼让他开花，还得费心的去吓唬你、诈你，现在这些事都不用了。于是我这个敲诈者的成本降低了，同时被敲诈者也不至于说警察，过来，召唤你来了，先吓你一跳，然后你还得托人找关系跟他说，行了，帮我洗清楚，再掏钱。这些交易费用全都免了，于是大家都照这个惯例行事，心理踏实多了，这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于是各方都增加了一点儿利益。
最后我们再看一个特征，这个潜规则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如果按照什么都不作为，就是按照“贼开花”和“洗贼名”的那个位置，可以说将军抽車这个边界，我大军压境，你的权利边界被我压缩得最小，你损失最大。仍然你得有损失，但是这个损失要大得多，如果你们努力点儿，让乡绅替你们做一个交易，把大家组织起来，分担这个成本，然后跟衙役有一个谈判，弄得他也觉得合算，这个潜规则的边界，你这一方就能够顶住他一点儿，往后推他一点儿，他不至于敲你敲得那么狠，这个边界就有这么一个差别，都是潜规则，却不一样，如果你们更强大，你们几个是乡绅，联合起来了，找县太爷去了。如果你们这么强大，能够影响县太爷的身家性命，那他就立个碑，说以后咱们按规矩来，以后我们没人敲你，这个边界与你们自己的实力是有密切关系的，于是我们就发现潜规则的具体位置，随着双方实力对比均势的不同，而实际的位置不同。
下面我们再说招数，最有用的招数，从刚才的故事之中我们能发现什么呢？衙役说怀疑各位是窝主。怀疑各位是窝主，他犯法了吗？办案、破案，这是衙役的权力，是他的责任。他怀疑谁谁谁是嫌疑犯，也是他的权力，把嫌疑犯给弄到班房里去关着，仍然是他的权力，他没有一点儿违法。但是对于被害的一方，对于老百姓来说，你怀疑我是窝主，然后要把我弄到监狱里关着，刚才说了，这是有可能出人命的，不出人命也要受尽皮肉之苦，最轻了你也要损失一大笔钱。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中，你发现对手他拿的那个东西，我给它起的名字叫“合法伤害权”。他伤害你没错吧？不违法吧？你没话说吧？最多，他说误认了，误认了知道错了，改了就好。你也不能说，以后我不办案了，不许怀疑人了，不许怀疑人怎么再破案啊。所以他这个合法伤害权非常厉害，这是警察手里的。
如果你要到县太爷那儿，在法律有一个词儿叫“自由裁量权”。一说我们判某某罪，判五至七年、三至七年。我判你三年和判你五年、判你七年，对我来说，是我的自由权力，我判你三年，我也没违法，我判你七年我还对。但对你们来说三年期和五年期，还有七年，这差距太大了。
就是这种合法伤害权，是很值钱的东西，它能够带来，给当事的加害方，用招数的这方带来巨大收益，是有这种可能的。被害方也是很愿意掏这个钱来破财消灾的。当然有的时候合法伤害权不那么合法，像刚才说的那个，我嘱托一个贼说你咬这几个人，我让人家去诬陷别人、诬陷良民，这是不合法的。但是我让他这么做了，我的风险很小。我有一种低成本的伤害能力，凭着这个可以伤害在座的任何一个。你说这个东西值钱不值钱？合法伤害权值钱，这个低成本伤害能力也值钱。我们就看到，一旦手中有了这种东西，你是什么感觉？中国古代民间的一句老话叫做“身怀利器、杀心自起”。你手里有这个东西，揣着这个东西，你是很难老实的。
王鲁湘：所以民间有一句话叫做“不要轻易练把式”，练把式，会两下武功以后，你动不动就想去试。
思：是。这么便宜的东西，这个衙役就凭着这种厉害的招数，想将谁的军就将谁的军，说砸哪儿就砸那儿，想抽谁的車就抽谁的車。于是这个潜规则、这个边界，真实的权利边界，我这方就要大幅扩张，各位那方面就大幅度压缩，这就是我们刚才从这局棋里看到的第二个概念，一个非常厉害的招数，叫合法伤害权。
下面再讲第三个招数。合法伤害权有多种存在形式，刚才说到的敲诈、勒索是一些办法，低成本、伤害能力，这都是一个抽象的词儿，它具体体现在中国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固定的形态，刚才那里提到了——班房。班房跟监狱大不一样。我原来就以为，在我的语感里，一直认为那个班房就是监狱，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词这么解释大有问题。
我最早看那个班房，咱不说太远了，明朝就开始用了，指的是官府或者是私人府邸之中，家仆或者是衙役值班的地方，值班和休息的地方，这个用法一直到清朝，在《红楼梦》里还能看到。《红楼梦》第五十一回，大夫到大观园里看了病，然后出了园子就在那个班房里坐了，给小厮们开了药方，那时候那个班房还是非常清晰的指的是值班室。
比《红楼梦》再晚大约五十年左右，有一个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师爷，叫汪辉祖，他写过一本书，《学治臆说》，这是中国清朝一个著名师爷的著作。他那里再谈班房的时候，就不是《红楼梦》里班房的意思了，他说班房，比如他这里提到的几个字，他就告诫官员，当官要注意什么呢？注意，你要建立一个“管押簿”，管人、押人的那个簿，在这个“管押簿”之中，要经常查看，查看里边有几个人，是不是该放了，他说“管押之名”，就在这个班房里定期的巡视班房，“管押之名，律所不著”，就是法律没有这么一说的，所以“万不得已而用之，随押随记”，你不得不用这个办法，法律没有允许的办法，你就要注意，押了人把他赶紧记一下，过一段去查查，看看是不是该放了。“律所不著”，注意这四个字，它不合法。法律不许你把人扣在这个值班房里，几天不让人回家，这就很有点儿像孙志刚案那个……
王鲁湘：非法拘留。
吴思：我就不让你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未经法院许可，公安局执行，是不能够剥夺，以各种形式剥夺公民的自由，这都是禁止的。可是我就给你弄到收容所里来了，你不想去，不想去不行，我没逮捕证，没有逮捕证我还可以留你。就像这样的方式，在古代已经源远流长了。这不是一个合法的，就是你不能说它 “白”，但是你说它“黑”吗？它也不黑，这是官府的行为。
王鲁湘：一个灰色空间。
吴思：一个灰色空间，我给它起个名字就叫“灰牢”，灰色的监狱。它是非正式的监狱，但是你又不能说它是一个黑帮随便押人的地方，它又半合法。这样一个固定的形式“灰牢”，是合法伤害权非常密集的地方，特别充分地体现了低成本的伤害能力和合法伤害权的地方。它在实际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比监狱还大，那里发生的灰色处决比正式处决还多，所以最后老百姓用来用去，“班房”的这俩字，人们都感觉到，真正影响他们生活的，在实际社会中，发挥真实的控制效力的，倒不是正式监狱了，倒不是正式处决了，而是这个地方。于是“班房”这个词渐渐取代了“监狱”的意思，在人们的口语中流传起来，反而喧宾夺主了。这个词的演化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加害手段的兴起和繁荣，它对于正式的社会控制手段的一种替代。有了这种手段，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下棋的时候，真正的规则要发生变化，你的权利边界要被大幅度压缩。
吴思：说完了这个灰牢，我们再往下说。如果我作为一个棋手，我可以拿出合法伤害权来对付你，我可以用潜规则来压缩你的权利边界，我可以扩张我的边界。原来比如说我是父母官，大家是子民，这个子民的边界原来在这儿，我给压到这儿来了，我的边界在这儿，我给扩张到这儿来了，我还是父母吗？被压缩的那个还是子民吗？他本来是十平方公里给压缩到一平方公里了，原来是儿子现在成孙子了，然后再压缩，压缩成了奴婢了，原来我是父母，我这么扩张扩张，我成爷爷了，我再扩张扩张，我还成了祖宗了呢，再大，成皇上了。随着这个真实的权利边界的移动，当事人的身份也开始发生变化了。
比如说，刚才谈到，最初的那局棋之中，这个衙役名义上是什么人啊？衙役名义上是保护平民的人，是抓盗贼的人。但是他把这棋往这一拍，将军抽車，他到底是抓盗贼的人，还是盗贼自己啊？他的行为比盗贼还厉害呢。所以他的真实身份也随着刚才发生的这些悄然变化而变化，他的真实身份已经成了一种隐蔽的身份，我用的词叫“隐身份”。
下面我们再追究一下，这个隐身份，我们都发现可以加害人的这一方，风险很小，收入很高，按照人们趋利避害的这个本性，自然就有大批人向这个集团挤进来，你挡都挡不住，于是这个集团迅速膨胀。比如说刚才那里说到地方官在验尸的时候锣声一响，浩浩荡荡一百人去验尸去了，那一百人都是国家正式编制人员吗？在那里提到的比如说，长随、家人、门印，那些都是县太爷自己带来的，长随、家人，他肯定不是国家工作人员，更像这个人各种私人的助手，包括这师爷，他都不是国家正式的编制人员，而是私人助手。但是他吃的这个饭肯定是官家的饭，这是一大批人。
另外还有说那三班衙役。三班衙役，一般地来说，这一个役，比如说明朝的非常著名的一个思想家顾炎武，他就在《日知录》那里，他就说到过，他说每一个县之中，“食利于官者”，就是靠官家吃饭的人总有好几百人。他说靠着“恃讼烦刑苛”，就是诉讼烦多刑罚苛，这些人就“得以嚇射人钱”，得以敲诈勒索，于是每一个役，就这一个正式编制的位置上，“恒六七人共之”，经常有六七人在这一个编制上。诸位起个名字，这一个正式编制的人我们可以叫他衙役，多出来的那五六个人应该叫什么？古代给它起的名字叫冗员，现在常规的叫法叫超编人员。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社会集团，而且它似乎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就是这个庞大的集团，它没有自己的独特利益，没有自己的脑袋，就是一堆赘肉。实际上这个集团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固定的收入来源，有谋生之策，按照这顾炎武的说法是“恃讼烦刑苛”，就是敲诈勒索。他用合法伤害权去生存，他有固定的社会位置，大家对他都有一些固定的叫法，具体的某个角色都有叫法，但是没有一个整体的对这个集团的称呼，我就借用一个具体的角色，比如衙役，这个人是编制外的衙役，是一个位置上那六七个人，是属于非正式的，那五六个的，大家老百姓怎么叫？老百姓叫他们 “白役”，白丁的白，白干的白，但是白身白丁，同时又干着官家的事，于是叫白役。同时他也不从官家挣任何钱，他白干，白给政府服务，但是他通过那些别的路，敲诈勒索就够他吃的了，比如说刚才谈到那个辛苦钱，每天他们主动的给一笔费，这一点那一点，最后我的收入比一般的人收入高得多，他们有自己的固定收入，这些人叫白役。
借用白役这个词，白役单讲的是役，职工给注意到了，干部呢？他忽略了干部，于是我们把干部、职工、蓝领、白领都加在一起，我给他起名叫“白员”，固定人员的员，叫白员集团，刚才说的这局棋里，白员集团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社会集团。对于中国社会历朝历代都有巨大的影响，而且实际上，由于在这个统治集团的位置，由于合法伤害权的存在，越到王朝晚期，白员集团越庞大，最后就形成“十羊九牧”之局，十羊九牧就是十只羊有九个放羊的，九个牧人，这个词是隋朝人创造出来的。十羊九牧，那羊养活不了牧人了，肯定这个局就维持不下去了，一定要崩溃的，这就是我们在对局分析中、拆解中看到的又一个潜在的、逐渐的在对局中形成的一个庞大的社会集团，白员集团。
好，现在我们这局棋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那这个局势会怎么走呢？基本的发展趋势什么样的？由于白员集团、合法伤害权、隐身份的这些人他要活，他要改变规则，在资源分配规则中获得更多的收益，而且他不断地膨胀，不断地要扩大收益，于是潜规则的边界就不断地向生产者、向老百姓那方面压缩。这就出现一个非常常见的，不断地一次一次出现的局面。
在明末清初一个著名的文人，叫侯朝宗，侯方域，复社的一个名士。他在明朝亡了之后，眼看着明朝的崩溃，然后在清朝写了一篇文章。他就说，他描述的这个规律、这个现象，我给它起的名字叫“淘汰良民定律”。他说，明朝的老百姓，这一个老百姓“税加之”，税收加在他头上，“兵加之”，所有的军费或者是临时的抓差，压在他头上，“税加之、兵加之、刑罚加之、劳役加之、水旱瘟疫加之、官吏的侵渔加之、豪强的吞并加之，百姓一，而加之者七”。七重负担，七座大山压到老百姓身上，老百姓做什么反应了？他说老百姓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是，我去当白役去，混入那个队伍里，我就成了敲诈勒索的人了，我不会被人敲诈勒索。第二个办法，想办法有钱的人家买一个秀才的身份，上大学，上了大学，有了干部身份了，没人敢敲了。
于是，本来十个人，现在有两个人出来了，一个当了白员，一个上了大学，十个里剩八个。但是那些人还得吃啊，于是原来十个人的负担就加到这八个人的负担，然后里边又有更强的动力往外跑，又跑了两个，还剩六个。这新增的四个人还得吃他们啊，就这么如此恶性循环，他说最后百姓两条路：一条路，当土匪，造反。这回你压不着我了吧。第二条路，死于沟壑，就是逃荒、要饭，死在路沟里了。他说，天下怎能不乱啊？然后天下大乱，然后再出现人打江山，打天下、坐江山，一轮新的王朝开始，又一轮新的轮回，然后这局棋再重下。这就是我们历史上非常熟悉地看到王朝循环的故事。
这局棋分析完了，最后我总结一下，在这个对局中我们看到了双方遵循的潜规则，而且追踪了一条潜规则形成的全过程。
第二，我们看到了，在对局中有一方掌握了致命的武器，也就是合法伤害权，或者拥有一种低成本的伤害能力。
第三个，这个合法伤害权有一种固定的，非常常见的形式就是灰牢，还有相应的灰色处决。
第四，就是由于拥有合法伤害权的这一方，他带来的收益很高，于是他就不段地吸引人加入进来，然后一个白员集团形成了，越来越庞大，原来的那些人也渐渐的身份也发生悄然变化，拥有一种隐身份，而不再是原有的、开局时候的正式身份。于是在这个更大的背景上我们看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一切的变化都导致了这一局最后的崩溃。
王鲁湘：崩盘。
吴思：崩盘。刚才我反复地说这个局、对局，这是在中国历史上一种源远流长的看待历史的方式，从李鸿章说“数千年之未有之大变局”；比李鸿章再早一百年，清朝一个著名的史学家赵翼，他也用这个局的方式来分析历史，他说“秦汉一大变局”；再往早，比如宋诗，有那么一句很有名的诗叫“世事如棋局局新，年光似鸟翩翩过”。每一年的时光就像鸟一样翩翩飞过，也是用博弈的、这种局的方式去看待历史；然后，再往早还有，杜甫的诗里就有“闻道长安似弈棋”，也是用一种局的这种角度，把局作为一个单位去分析历史，这可以说是一种源远流长，“局观历史”的，在我们传统中就存在的一种看法，用这种方法去分析历史、去讨论历史，就像咱们刚才这样，可以看到很多很精彩的东西。
好，今天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王鲁湘：你刚才说到潜规则、潜规则，我过去没有仔细地、认真地想过“规则”这两个字，从汉字造字上头，说文解字去解一下这个字，听您这么一说以后，我倒想解一下这个字。规，什么叫做规？规，是一个设定半径和范围的工具。把他拿到我们社会学的领域里边来，实际上讲的是我们人的行为的半径和范围。你刚才其实已经涉及到这一点，我到底划多大的半径，然后在多大的范围之内来做这个事情，这就是规。
则的话，则这个字，就是宝贝的贝，一个刀字，实际上指的是一种利益分配。则这个字我没有仔细地去考证过它，它肯定是和货币的分割有关系，实际上也就是说，通俗一点、抽象一点，是一个利益分配原则。但是这个规则如果前面再加上一个潜的话，你刚才说，实际在你说的几点中间，所有参与潜规则这个游戏，这个局里头的人，无非都在怎么样的从这个半径范围跳到那个半径范围，把自己的半径扩张，把别人的半径缩小，最后在这个行为，最终的过程中，无非是利益分配原则。
那么我们现在有时候，在这个法制社会的里头，我们经常会进入一些圈子，比如演艺圈、文化圈，或者是艺术圈，反正会进入一个一个的圈子。我们经常会发现，你一旦进入圈子以后，你会发现圈子里头有圈子里头的潜规则，当然在您发明潜规则这个词之前，大家不会用这个词，大家有一个词叫规矩，动不动就说，你进入这个行业以后，你假如没有按行里头的，大家约定俗成的一些规定办事的时候，就会有老一辈的人跟你说，小子，懂不懂规矩？这个规矩它又没写在字面上，咱们读书人就认字嘛，你没有在字上写着我当然就不懂。所谓这种行里头的规矩，实际上是在老一辈的言传身教中间，以及在混事中间你慢慢的通过教训而得来的。
比如说，像前一短时期报纸上炒得热热闹闹的，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想进演艺圈必须要和导演“上床”这个事，您觉得这也算是属于你说的潜规则的事情吗？
吴思：是。
王鲁湘：这个导演和演员之间是怎么博弈的，这个过程？
吴思：首先它是潜规则，就是大家都当个规则来做，都预期我这么做就会有什么什么结果，如果你要违反这个，上了床了你却不用我，那我可要告你了，这事就闹起来了。我专门有一篇文章，叫《惩罚违规者》，惩罚——摆平违规者，就是清朝的官员也有这个事，我该做的我都做了，反过来你该给我的也没给，那我就要给你告状，我要揭发了。潜呢，是因为它不合乎主流规范，一说起来，这事不道德吧，不合适吧，所以它就叫潜。但是实际内部又都遵循，成了一个惯例，所以它是一个潜规则。
这个潜规则我觉得，它这里的利害计算的核心就是，如果我用谁都行，用你也行，用他（也行），如果水平都差不多，我这儿有类似一种合法伤害权或者合法恩惠权。我不用你就伤害了你，我用他就恩惠他了，我实际在拿这个在做交易。但是我这个权也不是我的，比如给老板打工，所以这事我还最好瞒着老板，我要选一个稍微水平弱一点的，那个水平高但是她不跟我上床，那我不选她，我选这个。这事是害了老板，害了投资者，也害了观众，这事就变得代理人的利益在其中起了作用，他买卖其他人的东西，为自己谋取私利，就成了这么一个利害计算。
王鲁湘：好，下面我想把问题开放给现场的同学。
观众：吴老师，您好！刚才我听了您的演讲之后，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潜规则？潜规则滋生的渊源到底是些什么？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是，潜规则它到底意味着的是人们心理道德上的一种腐败，还是一种法制上的不健全或者是腐败呢？
吴思：如果你不用潜规则的话，刚才说了，将军抽車。
王鲁湘：代价更大。
吴思：你不想被我将死吧？那你就把一个車垫过来，最后你说我車我也不想给，那你总得给我一个卒子吃吧？人们心里做的是一种利害权衡、利害计算。这里有没有道德问题？被害一方是没有道德问题的，你害我我总得避害嘛。人家敲诈勒索，问我要钱要命，我说要命，那你把钱掏出来，这没有什么道德。你说抢劫的人他有没有道德问题，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首先他肯定算的是利害计算，有的时候他是讲道德的，他想当一个清官，但是他发现这个清官当不下去，那有一种道德困境。比如说我想当一个好官，对老百姓很好，但是我要是不做这个乱收费，我周围的这些同事，他们奖金就发不出来。然后同事们都纷纷说，咱们编个茬，过年了，收点儿钱去，他们去了，收回来一千，一个人分一百，给我一百，我说不要，因为我要想对老百姓好，那我肯定不是一个好同事，我无形地在指责同事，说他们做得不道德，但是我又不能给他们提供正当来路的东西。于是我成为好同事、成为好朋友、成为一个好的合作者，就意味着我对老百姓不好，我对老百姓好，我就意味着我对同事不好，这种道德困境经常出现。遇到这种道德困境，我想它是没解，它就是困境，一个非常现实的，扎扎实实的困境。
只要我的乌纱帽是上级官员的，同事要都到上面替我说好话，我就升上去了，一搞民意调查，周围人全都说我坏话，组织部来（调查），十个人有八个人说我不称职，那我大概就升不上去了。这时候，第一，对我重要的是领导，第二，对我重要的是同事，我就得按这个路走，你说我缺德吗？我肯定对老百姓不好，我非常难过，但是我也得养家糊口，我还得政治进步呢，那我就这么走了，很难受，但是无可奈何。
如果我的乌纱帽在各位手里，我一旦害了各位，我就掉帽子了，那时候我的利害计算就改变了，反过来同事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敢敲我，他敲了我就耽误我的前程，你这害我不是，大家彼此都知道，不能太过分地去害别人，你要害我，就成了你不够哥们儿了，就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道德困境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才能使这个困境消除。
观众：吴先生，您好！在我听您阐释潜规则的产生与它的发展，以及各种情况的那种论述过程中，我觉得一直是在讲多方博弈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怎样多方的不均势的情况下达到一种最后均衡，或者在这种均衡被打破以后，会得到一种什么样的惩罚？我想问的问题就是，您觉得您的那种“潜规则”的学说跟“博弈论”的学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有多大程度上的统一性？谢谢！
吴思：博弈论我略知一二，看过两本小册子，博弈论还有制度经济学提到的这个博弈论的方式对我有很多启发。但是我的数学不好，所以我博弈论研究得不透彻，它经常给我带来的是启发，而很难非常详细地，比如我怎么算均衡，我知道一个基本的理论。更多的启发，比如我围棋下得不错，我经常用围棋比方，刚才说棋手、定式、规则，还有那个策略等等，我用围棋的这个比喻、这个类比，而且我觉得也是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一种认识方式，跟我略知一二的博弈论结合起来，作为一种方法论去看待这个社会。那博弈论对我的帮助就是，它能够更清楚的，比如在它纳什均衡的时候，更清楚地告诉我双方都找到了自己的最佳策略，然后达成了均衡，这个规则就可以生成了，就稳定了，像这些表述都非常清晰，而且非常有力量，它给我带来的启发很多，更多的东西可能就是中国古典的那种思维方式和下围棋那个实际经验带来的类比的那种影响。
王鲁湘：吴思先生，你今天已经说了很长时间了，但是现在想考您一下，用一句话把您今天的精彩的演讲概括出来。
吴思：让受害者拥有得心称手的武器。
王鲁湘：好，非常感谢吴思先生的精彩演讲，因为吴思先生今天在演讲中间把潜规则这个坏逻辑的来龙去脉给我们说得很清楚，而且也传达给了我们这样一种感受，就是人不能生活在这样的潜规则中间，生活在这样的潜规则中间，人实在没有自在、自由和幸福可言。
好，再一次感谢吴思先生，和在座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同学们，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欢迎下周同一时间收看《大红鹰·世纪大讲堂》，再见！
潜规则是一块肥腻的石头
人物：吴思，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曾任《农民日报》、《桥》等报章杂志的记者及编辑，现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
时间：2005年1月22日
地点：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悦庭
吴思：潜规则是一块肥腻的石头
在中国的知识界，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于1977、1978、1979年毕业的大学生，有人称他们为“新三届”学人，总数大概有90万人。说他们特殊，他们随着父辈经历了“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他们吸纳多种成份的政治养料，他们历经了多场政治运动，但始终是个小看客。下过乡，扛过枪，同过窗，江湖的甜酸苦辣，社会的世态炎凉，看个够，吃个饱。就有了“抗体”，就有了不卑不亢，就有了肥腴的怀疑，就有了焦虑的追问。
1976年，我站在北京长安街上，下班的大军像一团灰雾碾过长街。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景色块？无头的车流，无头的世界。关于颜色里涉及到灰的描述是最吝啬的，人在这种色调中，联想和通感处于麻木，冬眠状态中。灰色是颜色中的稀有金属，坏蛋和资本主义。画家这么说、政治家这么说、大家后来也这么说。灰色在我们这一代的视觉记忆几乎处于一种半空白状态。
吴思，是这几十年风雨无阻的灰色版画中的一个。他爱思索，他爱创造，他爱思考一些八杆子打不着的事和人。
田炳信：人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实际上在18岁以前就定型。你像毛泽东喜欢吃红烧肉，周恩来喜欢吃狮子头，许世友喜欢在南京的大别墅里种庄稼，人的行为、习惯、嗜好与青少年受到的刺激、营养有很大的关系。青少年时期受到了什么刺激，中年就会有什么样的反映和补偿。你过四十就连续不断地在人文领域里，创造了大量有“本土特色”的新概念，如潜规则、合法伤害权、血酬定律等，一经命名，就不胫而走。
吴思：你当过知青吗？
田炳信：我们经历很相似，我下过四年多。
吴思：你下过乡，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我是高中一毕业就到北京昌平县农村插队，我那时满脑袋毛泽东思想。我19岁那年，当了生产队指导员，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一个生产队57户人家，每年的工分分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的能力和努力，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都要由我负责安排。整天忙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我勉强胜任了，但是感觉很痛苦，清楚地意识到自身能力的限制，意识到人民公社体制造成的惰性，对中国农业和农民生活改善的前景非常悲观。同时，我在艰难困苦中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面，原来我并不是自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原来我身上有许多我根本不知道的暗处，原来我的本性与想象中的样子相去甚远。这些看法也影响了我对别人的看法，对一般人性的看法。
田炳信：你看到了自身的死穴，也感悟到了社会的死穴。
吴思：是。这些是感性、粗糙的认识。下乡的好处是留下了许多终身难以抹灭的记忆，较正了许多从书本和概念上获得的印象。
田炳信：报纸上的是一套，实际生活中又是一套，货不对板。
吴思：对。比如，你按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按照农业学大寨那套理论到农村去找，你发现，不对，全不对。阶级敌人搞的破坏造成的生产上不去，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你怎么解释。贫下中农不好好干活，地主富农才好好干活，他老实，让他怎么干怎么干，我第一次干活就是和地主一块砌猪圈，那地主干活真出力。
田炳信：给你印象特别好，他真干活。
吴思：他绝不敢偷懒。
田炳信：反而是出身好的会偷懒，而且是出身越好越偷懒。
吴思：还特别黑，敢拿东西，敢偷东西，他不怕。路线斗争、阶级斗争那套理论到下面解释完全不对劲，说不通。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农民日报》当记者，有一次，我对化肥做了追踪调查，那会儿正是化肥最紧的时候。我到了开封，看那化肥是怎么出去的，实际上拿的是一摞条子，这个领导批了，那个领导批了，谁能批多少，大家都有规矩。
田炳信：这就是“潜规则”？
吴思：这又另有一套规矩，你说的那一套，怎么怎么下去，实际上真正支配这个东西还有一套渠道。
田炳信：还有一套？
吴思：而且那套东西也一样严密，而最后你到农民那看，到村里去问：“买到没有？”“没有。”“见过没有？”“见过，村长一袋，会计一袋，队长一袋，会计一袋，我们那没有。”你就知道那分配的比例。潜规则管用的程度在百分之九十以上，那个正式的规矩百分之十都到不了，那不是村长一袋，会计一袋，就那两袋，那时候就表达不清楚，当时我写的连续报道第二篇，就叫《内部章程》。
田炳信：《内部章程》？就是潜规则最早的原创的词。
吴思：第一篇叫《化肥追踪》，第二篇叫《内部章程》，还有第三篇，那一系列下去，然后过了大概有半年多，中纪委、商业部一起做个联合调查组，我也在他们那车上，一起下去查。发现那个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套体系根本动不了，当时就印象深刻，你想想，满脑袋教条主义就去了，发现完全是另外一套运作方式，这个对我是一个启迪。一说大家都能体会，大家可能都经过这一段。
田炳信：你怎么想起了用“潜规则”这个词？
吴思：长话短说。我跟踪此事达数年之久，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不是我最初想象的道德善恶问题，我面对的是大多数人处于一种利害格局中的寻常或者叫正常的行为，它基于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趋利避害的现实计算。不触动这种格局，报道或调查通报乃至撤职处分，说好听点也不过是扬汤止沸，在我的个人经验中，由于扬汤的勺子太小太少，连止沸也办不到。后来，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化肥供应增加，政府退出，市场放开，现在化肥供求起伏波动，时常过剩，市场的供求规则取代了官场潜规则。化肥分配规则的演变和我的认识过程至此告一段落。但我隐隐约约地感到，潜规则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追究下去一定会有许多很有意思的发现。
田炳信：历史是面镜子，用镜子照照现在，有些事情是否会看得更清晰一些？
吴思：“历史是一面镜子”这种说法并不错，但是还不够准确。镜子是身外之物，而历史是我们的昨天。昨天没睡觉，对今天是有影响的。小时候没上学，对成年后的生活和处境是有影响的。祖上溺水而死，后代对游泳的态度便与常人不同。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一部分。至少，我所关注的历史是这样的历史。
田炳信：很多事情怕追根问底。
吴思：化肥调查算是一次垫底，再加上下乡的印痕又过了十年，我觉得顺着历史把这东西说明好，是很重要的事。然后就开始，那会儿开始读史，读明史，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读过《史记》，就好像看小说一样，遇到没故事的“表”和“志”便跳过去。当记者后啃过《汉书》和《后汉书》，完全被乱七八糟的人名和事件淹没了，感觉昏昏欲睡。我还赶时髦读过《资治通鉴》，读到后汉时就痛苦不堪，半途而废了。出乎意料的是，心里存了个“潜规则”的念头，再读起历史来居然津津有味，满目混沌忽然眉目清楚，我也一发而不可收拾。
我明白，不同动物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透过不同眼镜看到的世界也是不一样的。这些文章描绘的就是我戴上潜规则的眼镜后看到的中国官场及其传统。比如，明朝刚开始的时候反腐败反得那么狠，杀人如麻，怎么最后明朝那么腐败，顺着这个题目下去，一下子跟以前那个《内部章程》接起来，明朝完全是说的一套，做的一套，就觉得看的亲切。
田炳信：历史重演，而且历史在某些地方很相似。
吴思：而且朱元璋干的事跟毛干的事特接近，又像文革，毛主席语录都有。
田炳信：朱元璋当时说白话，连颁布的公告许多也是大白话。
吴思：明朝的监督机制很健全，监督干部全都有，它怎么就垮了，就不得了。一接上就觉得这历史一下子就通了，然后就顺着把那十年前的念头全拿起来，回过头再就一发不可收拾，顺着这个小题目，就改造一下，就变成“潜规则”，“潜规则”那时候就是这么来的。
田炳信：像这种“潜规则”，实际上在生活中，不管理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否认也好，不否认也好，它在我们这个社会各个行业，各个群体中，由上到下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这种潜规则的影响范围、势力和渗透力应该讲是越来越大。那你通过研究，你觉得它对社会的这种伤害，包括对社会道德的伤害，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负面作用？
吴思：你看咱们的相对正式的道德规则来说，才能说清楚它的伤害，正式道德比如说儒家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都是儒家那套说法，这就是礼仪，这就是仁。你如果从10%的税率弄到30%的税率，那叫暴君，那叫苛政猛于虎，这都是一套规矩。这套规矩你可以不遵守，不遵守秦朝十四、五年就完蛋了，不遵守这个是短命的，遵守这个就对双方都有利，双赢不仅对老百姓有利，对官方也是有利的。所以仁义道德这套体系是大家互动中形成的一个边界，按照这个边界就叫义，按照这个边界就叫仁，双方都有利，这边界立起来你可以说这就是它经过充分论证，大家都应该这么做。
田炳信：都要遵守。
吴思：你过了，侵犯皇上也不对；皇上过了，侵犯你也不对，那是暴君。这就是义，就是合适，就是合乎道德，这一套东西都说得很好，“潜规则”是什么呢？咱们就把正式规则或者道德或者什么都说成是正义边界，如果皇上把这个权授到各个官吏了，它都有代理权，都有代理人，实际它办的时候，这套约束不对了，下边的人偷偷抠一点，摸一点，我就收拾你，欺负你老百姓，然后老百姓能怎么着，所以这套边界名义上界碑立得很清楚，但实际办的时候，我到你们家过了这个界，抠了你点东西，得了你的草，收了你的麦子，你能怎么样吧？老百姓最后就发现，反抗是得不偿失的，我有的是小办法收拾你，就离开了偏离了正式的界碑，不稳定就开始了。人们觉得这个政府是个缺德的政府，因为它偏离了，口头上说得好，实际上全都离开了，也觉得这个政府办事实际的搜刮也偏离了大家双赢的那条线，那就意味着这个政府的基础，也快出问题了。两个大集团社会搏弈出来的那道边界已经破坏了，破坏了边界，但是因为是局部的破坏，慢慢地往回压，悄悄地压，个体是没有什么反抗能力的。但是最后肯定是一个，那就是这个社会的基础越来越不稳，最后走到极端，这个社会就崩溃田炳信：“潜规则”实际上对政权而言，是一种侵蚀，是一种风化。“潜规则”为什么会对这社会造成这么大的负面冲击和影响呢？
吴思：实际的每一个，零零碎碎的每一个官员，它开始向边界的那边侵犯，我当时给它起一个名字，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合法伤害权”，每一个官员可以判你五年，可以判你六年，可以罚你跪，可以不罚你跪，几乎每一个官员手里都有这么一个模糊地带。他可以选对你有利的那头，通常都是对方可以合法地做一些事，跟你有关的，或者是让你吃大亏或者让你占大便宜，当一个官员和一个老百姓对起来的时候，因为每次互动中一定是民间吃亏，官员占便宜。
田炳信：中国有句老话，“吃小亏占大便宜，占小便宜吃大亏”。这是两种角度的计算方法问题，“潜规则”算是哪种计算方法呢？
吴思：按照你的说法，“潜规则”应属第二种。但任何事情都有个度。“潜规则”主要揭示那些流行于官场的不明说的规矩。但是，我们的生活领域并不仅仅是官场。人们之间有朋友关系，有家庭关系，有同学关系，有熟人关系，等等。在这些关系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大体还是对应的。这时候，采用厚黑学之类的策略，最后恐怕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这些实力相当、施报对应的领域里，“潜规则”也很难起主导作用。我认为，认真工作，老实做人，那才是最合算的策略。
如果说到官场，由于官员利益与百姓利益往往存在冲突，许多奖金恰好就是乱收费收来的，人们确实可能陷入道德困境。要当通情达理的好同僚，就不能当关心百姓的好官员。一心为百姓着想，两袖清风，往往就要得罪同僚和上司。在体制改革之前，在向百姓负责的体制代替向上负责的体制之前，我觉得，这个困境很难得到两全其美的解决。这时候，我希望大家生活得良心平静，在算人生的总账目的时候，不要亏损了自己的良心。如今，衣食温饱已经不难获得了，在我看来，精神上的感觉，才是判断人生质量的主要因素。
田炳信：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座山，山上有很多石头。一场暴风雨过后，这些石头慢慢滑下了山，其中有两块石头也在向下缓缓地滑行，它们彼此发现了对方，慢慢地拥抱在一起……但是出乎自己的意料，它众叛亲离非但没有停下来，反而下滑得更快了！“潜规则”可否理解成是两块抱在一起越滑越快的石头？
吴思：这也是一种解释。我在追究“潜规则”形成的过程中，发现了“合法伤害权”，或者叫“低成本伤害能力”，这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而不是福利交换。我不能给你什么甜头，但能让你尝尝苦头。你不想吃苦，就要掏钱。一旦谈到害人挣钱，各种人值多少钱，是赔是赚，这就是“血酬定律”研究的领域了。
田炳信：“血酬定律”这个概念是你杜撰的吧？
吴思：这个词是我杜撰的。禅宗和尚说，觉悟要经历三个阶段：最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阶段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阶段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经过多年努力，我好像进入了半生不熟的阶段，看什么不是什么。
田炳信：你不是学历史的，但对历史又极具好奇心，这会不会由于想象力的过剩，而让你对原本扑朔迷离的历史有了一种顿悟和独特的观察角度？
吴思：据说，生活在北极的爱斯基摩人对白色有详细区分。我们眼中一派白茫茫的世界，在他们眼里却有丰富的层次和色彩。他们可以用丰富的词汇描述我们视若无睹的差异，譬如阳光之下的白和背阴处的白。他们之所以能看见我们视若无睹的东西，因为他们有相应的语言和命名。反过来也可以说，他们所以有那些语言和命名，因为他们看到了我们没有留意的东西。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语言和命名既是认知的成果，又是认知的工具。
田炳信：已经沉淀在历史中的词汇和概念你觉得还不足以概括你读史的感受？
吴思：中国儒家的规范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楚许多东西，但也遮蔽了许多东西。现代西方思想大举涌入中国，提供了新的命名系统，在开辟新视野的同时，也难免留下新的盲区。对于上述凝聚了巨量人类智慧的命名体系，我们不能不尊重，不能不学习，但是又不能敷衍偷懒，靠在前人身上吃现成饭。
田炳信：那你从中受到了启发，借用和改造了一些来自民间的词汇，还杜撰了一些词汇？
吴思：是的，像“血酬定律”，杜撰的时候，我参考了一些来自江湖的命名，在江湖黑话中，钱就被称为“血”，钱多就是“血旺”。送钱叫“上血”，每天送的陋规叫“日血”，每月送的陋规叫“月血”，另外一种表达方式，绑票收入的钱，山东土匪称之为“吃红钱”。我的杜撰就以这两种说法为原料。此外还有几种表达方式。古人叫横（第四声）财，我们现在的俗话是卖命钱或买命钱。卖命钱，这种说法在清末民初就流行了，冯玉祥在《我的回忆》里提到过。与“血酬”的意思接近的词还有“命价”。但是，正如工资或工酬不等于工价一样，“血酬”与“命价”也有区别。“血酬”强调酬劳的来源，“命价”强调卖命时生命的价位。
田炳信：广东人把这类事叫“出血”。
吴思：这词都一路顺下来，都把这钱的根源讲得特明白。人类在拿命换钱的时候，或者在以钱买命的关头，如何评估盈亏得失？这是一个非常古老又非常基本的问题。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没有看到前辈学人提出并解答这个问题。“血酬定律”就想揭开潜藏在人们心底的计算方式，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劳动换取的收益叫工资，土地换取的收益叫地租，资本换取的收益叫利息，那么，流血拼命换取的收益叫什么？我称之为“血酬”。“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拼争对象的价值。如果拼抢的对象是人本身，譬如绑票，“票”价取决于当事人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这就是“血酬定律”。我觉得，这个概念可以简明有力地解释历代兴亡。打天下的过程，就是以生命换取生存资源的过程。坐江山的制度，就是用暴力攫取生存资源的制度。
田炳信：中国民间有句常用词叫“亏血本”，这个词可有历史了，“血本”跟“血酬”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一样的。
吴思：同等的。
田炳信：“本”和“酬”换了个字，实际上是一样的。
吴思：假如我们回到原始状态，这个世界上没有银行，也没有百万富翁，根本就没有货币，甚至连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粮食和布匹都没有，不能像汉朝那样以“两千石”为计算俸禄的尺度。那时我们看到的，只有甲猴群的十平方公里领地和乙猴群的十平方公里的领地。在猴群“人口”膨胀，发生食物危机的时候，甲猴群牺牲了十只雄猴，赶走了乙猴群，夺来了十平方公里的领地，这十平方公里的领地如何估价？其价值为十只雄猴的鲜血和生命，平均每平方公里一条猴命。这就意味着，拼抢本身也是一个价值赋予的过程，通过流血牺牲，将价值赋予拼抢对象。用一句中国老百姓熟悉的大白话表达：“这是我流血流汗换来的，想白拿？没门！”田炳信：换句话说，在中国这样的社会，这种现象存在也有几千年了，历朝历代都存在，只不过是在开国初的时候，“血酬”的成本低，间隔的时间长，隐蔽性大。但是随着纲常的松弛，国纪国法的松弛，“血酬”的本钱越来越高，它由隐蔽转向半公开，甚至基本公开，赤裸裸的。然后由这种“年出血”，到“月出血”，到“日出血”，甚至变成是分分钟钟在“出血”，最后变成这样一个演变的过程，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危害都是相当大的。其实任何一个政权它要管的都是这个，它所谓明的一套也不是假的，但是有很多人已经形成了暗区、暗示，也是一种积重难返。
吴思：我留心看过《大明律》的制订过程，也留意过明朝初年更高级别的法规《大诰》如何制订，如何实施，如何失而复行，又如何架空撤消。制订《大明律》的时候，几个大儒参照唐朝的法律，一条一条地修订，一条一条地草拟，朱元璋又一条一条地品评，修改，改了又改，最后立为天下法。但是皇帝本人并不遵行，另外编撰了一套个人色彩浓重的严刑苛法《大诰》。朱元璋死后，他的孙子即位，放弃了《大诰》，随后被自己的叔叔打败，夺了帝位。新皇帝上台，又恢复了《大诰》。在这些来回折腾中，决定和选择法规的规则变得十分清晰，那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在晚清的频繁变法中，这条规则再次清晰地显露出来：暴力竞争的胜利者说了算，无论胜利者是洋人还是女人。
田炳信：我们有三个字，可以说明你的问题：利，力，理。利是利益；力是力量，可以包容武力、实力、财力、强力、科力；理是道理。这三个字的顺序自古至今没有摆错顺序，弱国无外交，讲的也是这三个字的顺序。
吴思：说到这，我又杜撰了一个词，叫“元规则”。“元规则”这个概念比“血酬定律”提出得更晚，也更加深入。这个概念触及了生命、生存资源和资源分配规则三者之间的关系。文中的原话是：“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田炳信：我认为你这不是杜撰，而是一针见血。你想想，一个社会，如果就一个针管抽血还过的去，如果屁股上、脑袋上、大腿上、胸脯上到处是针管，到处扎，到处放血，那就可怕了。“潜规则”的东西，“血酬定律”描述的东西，一旦变成一种心照不宣，就会是砸伤社会的巨大的石头。
吴思：实际生活中，不可能出现你讲的那种状况，我先讲一个故事。侯少煊是著名的四川袍哥大爷，与土匪头子往来密切。他在《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中写道：“广汉位居川陕大道，商旅往来，素极频繁。但1913年以后，时通时阻，1917年以后，几乎经常不通。不但商旅通过，需要绕道或托有力量的袍哥土匪头子出名片信件交涉，即小部军队通过，也要派人沿途先办交涉，否则就要挨打被吃。后来匪头们认为道路无人通行，等于自绝财源，于是彼此商定一个办法，由他们分段各收保险费，让行人持他们的路票通行。例如一挑盐收保险费五角，一个徒手或包袱客收一元。布贩、丝帮看货议费，多者百元，少者几元、几十元不等。……”田炳信：盗亦有道，匪亦有非。他们为了细水长流，也要建立他们的秩序。
吴思：如果把暴力集团建立并维护的制度看作“法”，那么，这种制度收益就是“法酬”。在这个故事中，土匪在自己的地盘上不去直接抢掠，而是定期收“保护费”，那么，保护费减去实施“保护”所需的费用，剩余部分就是“法酬”。用公式表达：法酬＝全部税费－公共产品价值。这个公式不仅适用于土匪世界，也适用于皇家帝国。帝国的全部税费，扣除公共产品的价值之后，剩余部分便是“法酬”。法酬是血酬的制度化形态。无须刀刀见血了，不用拦路抢劫了，但收入的性质，仍然是土匪的卖命钱和百姓的买命钱，仍然来自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
田炳信：你研究到这份上，会不会对你的心理造成一种恐惧？
吴思：年轻时，我常有一种非理性的恐惧，莫名其妙的，现在没有了。近来的报纸和电视上，宣传破除迷信的东西多起来了。我很理解这种现象。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过时了，不过上上下下仍有一些信奉者；邓小平理论的旗帜正在大力宣扬和努力高举之中，但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西方的民主人权理论有许多信奉者，却又不断受到官方的批判，缺乏合法生存的条件；各种气功理论在民间广招信徒，但是百年来其儒释道的根基饱经政治摧残和自然科学的蚕食，败军之将要收复山河谈何容易。总之，大一统的帝国时代已经过去，新的统一尚未完成，什么都有人信，但什么都缺乏真正的权威和普遍的说服力。而中国确实存在着广泛而迫切的需要，需要一套对生活社会人生历史等等的令人信服的说法。
田炳信：那你一直想寻找一种清晰、简洁而又透彻的说法？
吴思：对。比如说咱们以前说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咱们说是“封建社会”，“封建”这词大家都知道不准确，你看先秦那时的封建制度，真的分封一个一个的，然后分到我这当王，我可以任命我的官，我收我的税，我有我的军队，一旦雇主说要打仗了，就带着一帮人跟着你打，那是封建制。但是封建制被君宪制代替之后就没有了，没有了这段时期叫什么，这段一直没有大家公认的命名啊。包括民国是什么，我们说是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有人称“官僚资本主义”，吴敬涟说“权贵资本主义”，说现在有这种危险，变成“权贵资本主义”，也就等于跟民国接上了。实际上不管是“权贵资本主义”，还是民国“官僚资本主义”，它这个词显然是挺有洞察力的一个词，但是它有一个前提，暗含的一个前提，就是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无非是官僚或者权贵的色彩比较重。那这个问题就来了，资本主义是什么，资本主义讲究立法的是在资本家手里，立法权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资产阶级说了算的社会，这就是“主义”，那就是 “义”，那就是规则来做决定的。
田炳信：它当家作主，它说了算。
吴思：这就是“主义”，那中国不是资本家说了算，中国资本家怎么能“主义”呢，中国“主义”的是官员啊，官僚，所以肯定不管是民国还是当代，说了算的都是官家，不是资本家。那这个词倒过来其实比较准确，你要说是“权贵资本主义”，不如倒过来说“资本权贵主义”，权贵在中间，或者倒过来这样，“资本官僚主义”，这就是“主义”的那个是官僚，或者是权贵。前面无非它跟资本有一种结盟关系，但这两词就都不好，“官僚主义”说大家形成的办事拖沓，摆架子，衙门气。“官僚主义”不怎么地，“权贵主义”也不怎么地。咱们一说权贵，通常都跟血缘继承的贵族的有关系，而我们官员选拔的，或者科举考试出来的，主要的不是血缘继承，所以我就给它换个名，叫“官家主义”。“官家主义”你看咱们古汉语里那个很清楚，有两层定义。
田炳信：哪两层定义？
吴思：官家的定义，古汉语里的看辞典的定义，两重，第一重皇帝，第二重衙门、官府。都是可以制订条条框框的人，说了算的人。定大规矩后，怎么解释，怎么执行，还是官员说了算，这有很大一块空间，即使没有空间它也可以……
田炳信：找出空间，想出空间，造出空间来。
吴思：或者是表面上一套，自己悄悄来一套，潜规则来一套，于是这个皇家的法规，衙门的法规，还有官员个人的潜规则，在这三个层面上，都是官家说了算。所以我觉得秦汉以后更贴切地来说是“官家主义”，但是“官家主义”在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的叫法，就是我做了天下，我和谁共天下，这非常要紧的，我凭刀把子吃饭，我不能刀把子不长庄稼，我和谁共天下一直是一大问题。比如说明朝，基本的地主都没了，都扫荡光了，上来都是小农。你看明初，就是跟小农过的，跟自耕农共天下，汉朝也是。
田炳信：解放前，毛泽东当年有一个口号叫“打土豪，分田地”。打土豪没人敢去，土豪有权有势，有枪有炮，你打他成本很高，还不一定打得赢他。但是后面一块吸引，叫分田地，这当年很厉害。
吴思：老毛的军事思想，你看了井冈山的斗争，他们要害就是这个血本的计算，你看毛，他强烈反对雇佣军队思想，你不是到这来卖命的，你是为了你自己打仗，咱们打下这个天下，你是为你的阶级兄弟打下这个天下，然后大家分田地，你是主人，你是股东，你不是工人到这来卖命的。所以红军打不散，为什么呢？他不是雇佣军队思想，是为了自己而打仗，然后支部建在连队上，每个连上都有一个指导员告诉你这个道理，讲得清清楚楚。
田炳信：你这个分析很对，毛泽东最伟大的就你刚才讲的第二条，支部建在连队上什么感觉，网络啊，其实现在讲那些网络都不是最早的网络，支部建在连队上才是最早、最大的网络。
吴思：对，这个实际也是把你的功劳，把你的过失都记得清清楚楚，最后论功行赏。
田炳信：你说我们的十大元帅怎么评价的，就是每个山头的领军人物。其实如果就这山头来讲，有些山头是小山头，有的山头是大山头，在中国共产党起家的路上，有的人是大功劳，有的是小功劳，但是他代表了一方面的股东利益，你说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理解十大元帅是怎么评出来的了。
吴思：说的好，你想想咱们打天下的时候都是玩命的人，能有什么东西，咱们就得期权，打赢天下大家都封王封侯，一步一步地先分好，再糟糕的老百姓也分一块地，这个期权在那摆着，然后咱们打，做大咱们上市，大家开始分红，这就是主打天下的那套思路。
田炳信：他这个思路，在49年前是完全对的，拿天下的方法是完全对的，但是后来……
吴思：就开始有问题了，以前历代历朝一开始被迫和小农共天下，然后小农经济成本很高，跟他们交易收益每个人就那么一块，比较清廉。等过了那么一段，小农经济的胜利者、成功者就是地主，就是和地主共天下，那就是一开始小农官家，到了王朝中期就是地主官家。地主跟官家的经典结合方式就是乡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后再往王朝末期才开始出现小部分工商主商人，就是商官。
田炳信：商官？
吴思：前面地主是一符号，作为前垫，“官家主义”即地主一官家主义，小农一官家主义，本朝建立以后，它的地主、资本家基本全扫除了，然后官家自己出来，我来做五年计划，我来指挥生产，我来安排这一切，那你应该就叫工农官家主义。无非是我和你工农共坐天下，直接你们干活，我们将得来的收益用来投资，经过这么多年，农业产值已经降到小头了，主要的社会财富来自工商业，又是国有企业自己办的官家企业，肯定办不好，因为它代理层次太多了，每个人都不负责任，搪塞。清末的时候人家就说这个官和民经商的差别，一个是玩命，自己的事，性命攸关，认真干；一个是敷衍，那官家的企业，于是官家办到最后，它肯定不如民办企业。它的效益，它的责任心，它最后总的投入带来的产出，都不如人家。因为现在可能比较准确地说是“资本官家主义”，要解释这一套中国历史，就用“官家主义”在前面换不同的前缀，来描述中国历史的性质。
田炳信：你这个思考就是比其他人深一些，我觉得这个思考更多地在于讲历史和宏观，而且针刺的感觉更深。当然这个从纯粹的历史学家，纯粹的经济学家来看，你这个东西不能说是旁门左道，它有些看法还不一样。因为有人不喜欢你把这东西说得这么赤裸裸，其实你把这事说得很赤裸裸，很直白，其实这个，有文化的没文化的，高雅的和粗俗的，这事一看都明白。
吴思：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无非是你给它一个词，贴个标签。
田炳信：表达得通俗一点。
吴思：你说这个东西谁不懂？完后咱们给它贴个标签以后，咱们装订起来，就没那么啰嗦，说的就是这个事。
田炳信：其实天下的事就那么点事，但不过我们讲什么叫文化，皇帝死叫“驾崩”，和尚死叫“圆寂”，坏人死叫“隔屁、着凉”，有文化人死叫“逝世”，一般老百姓叫“走了”、“去了”、“没了”，其实都是活人没了一口气。但是你懂得这几种说法，你叫有文化，有词。
吴思：就是这么回事，很简单，就是咱们别让那些大词、新词、洋词给闹晕了，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些事，咱们说明白了就得，说历史无非就是你一看它不断地重复这事，你心里特踏实。
田炳信：其实我们看大海那浪，“哗”一个浪，打过来，第二个浪更猛。其实回头你用那个尺子量一下浪头，一个浪头和另一个浪头之间差不了3米、5米，但是高出3米的已经很伟大。你再看那个沙滩，就知道了，涨得最满的时候，那就是在历史上最有名的浪，也不过躺在那。其实一浪比一浪都浪不到那。我就讲中国文化实际上的大框架都没有离开春秋战国时的老子、庄子、墨子、孟子、孙子这五个人，我们现在所有的思考、思维、创新都没超出春秋战国时的五个大思想家。说句调侃的话，一个是孔子，创立了前社会主义；一个是老子，创立了前共产主义；一个是庄子，创立了后共产主义；一个是墨子，创立了前资本主义；再一个就是孙子，把所有的主义全给你灭掉，叫破坏主义。所以他们讲《孙子兵法》，我说你想，《孙子兵法》写给谁的，只有想做大元帅、大统帅、大毒枭、大独裁的人想看，这样的人在地球上不会超过500个。第一，你有条件做吗？第二你能做吗？第三，你想过吗？如果没有，去读那玩意干什么？《孙子兵法》，5900字，十三篇，字字句句都喷吐着五步蛇的毒计，上骗领导，下骗妻子儿女，左骗朋友，右骗邻居，我说你学那玩意干什么？兵者诡道。诈，一个字，你学不好，学歪了，就是说用药讲，这是巨毒的药，不是你都能去吃的，我说你们在座的没事，学那玩意干啥。
吴思：还应加一问，你敢吗？这是玩命的活。
田炳信：你敢吗？那就是“血酬定律”最大的宣言，就是《孙子兵法》，5900字，去看看去，你能学那玩意，我说你没事居家过日子，你玩那干嘛！我们现在有人研究《孙子兵法》，搞的是繁锁主义，他每个字每个字注解，然后翻成白话文，然后去讲，然后用现在管理的观念去套，结果瞎掰。就跟我讲《易经》一样，其实《易经》严格的讲，讲的是中国最原始的房中术那一套。不知你研究过没有，《易经》有六十四卦，我认为最重要的两卦，一卦是乾卦，乾卦最重要的就是“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什么是“自”，生殖器是“自”，搞文字的知道；“强”是膨胀，那个东西膨胀，不断地喷发、喷射。因此乾卦是阳卦，男卦。坤卦里头，最重要的是坤，“地依势，君子当厚德载物”，那是个阴卦、女卦，什么东西都可以孕育包容。剩下的六十二卦是这两大卦的补充、解释，我是这么看，而且它的所有比拟，包括元的象征、男女和房事。什么吉吉是个性词，我们叫吉祥，祝你吉祥，你睡得好，睡就包括男女的问题。“祥”是有衣穿，有肉吃，就饮食男女嘛，简称两个字，吉祥，这就是中国文字的凝练之处。我们说“祝你吉祥”，“娘娘吉祥”，“谁谁吉祥”，吃好喝好睡好。其实吉祥讲的是个性词，讲的情实际上就讲的如意，就是“性情”，两个字。一个可以还原为物质文明，吉祥；如意，一个可以上升到精神文明，吉祥如意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缩写，四个字嘛，藏语叫“扎西得嘞”。其实那毕竟是一个意思，我们简而化之。当然我们可以把它分为甲乙丙丁，ABC，可以讲很多，实际上九九归一，还是那点事。
所以我有一个观点，我说中国的问题，最主要是人多的问题。再大的政治家，其实毛泽东他一开始就闹明白了，人多的问题，美国的原子弹不怕，原子弹不可能把所有人消灭，我还深挖洞，我不怕你。而且我不但不怕你，我还是一批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毛泽东思想是什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一帮既不怕死又不怕苦的人，这是什么人，这就是半个神仙，半个舜尧。所以说“六亿神州尽舜尧”是这么来的。这么一来，全国人民都是敢死队，朝鲜战争是证明，越南战争是证明，中苏边境冲突还是证明。你想吧，他怎么玩得了，这是中国这种特殊环境下制造的，但是现在，你想今天把国营企业灭掉了，我的观点是，国营是低效率，代理人太多，成本高，但是记住一句话，它效率低，但是真正付给管理层的工资报酬也很低，被管理的人也很低。但是就这么一个社会，一个方位就形成一个吃喝拉撒睡一个完整的小社会，一个社会的小单元，这个小单元虽然过的日子不富裕，但是有吃有喝，它是稳定的。因为中国是人多，现在你把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