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南仁:经济学不如算命学,中国苦“摸”三十年——三十年改革回顾之三(转载) 07.08.06  from 坐井观天 相关文章(94) 来源 以文找文 上一篇    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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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不如算命学,中国苦“摸”三十年
——三十年改革回顾之三
胡南仁

 
      一位富家公子炫耀自己的帽子,指着穷书生的破布冠说:“你那个玩意儿也叫帽子?”。穷书生反击说:“你帽下那个东西也叫脑袋?”这里涉及一个判断标准问题。
         
        在郎顾之争热闹时,曾有人为抬高郎咸平说“大陆没几个经济学家是合格的”。这也是一个判断标准问题。如果以苏式政治经济学标准来看,全世界经济学家就他们是合格的,;在当下中国这种苏式经济学家,没有三万,也还能找到千儿八百。反之,以西方标准来看:说“大陆没几个经济学家是合格的”,倒也没大错。此外,在今日中国,更多的则是掌握大量中外经济学相关理论知识的学者群体,他们既非苏式,亦不是西方语境下的西式学人,但在中国社会环境中来判断,却的确是不折不扣的经济学者或学人。争论中国当下有几个经济学家并没意义,“二年级生不要笑一年级生”。
         
        相比人类的数理学科,当今的经济学科还处于幼稚阶段,远未达成熟的学科标准。即便是公认相当成熟的西方经济学,也是定性多于定量,推测多于理性,模糊多于精确,统计多于演绎。比如:对货币汇率价值的估算,西方学界便有包括“平价法”在内的十余种互不代替的计算方法(模型)。理论成熟标志之一是对同一问题(命题)有同一答案(结论)。此答案多现象存在表明,西方学界至今对本学科最基本的一个概念:货币的本质,运作机理无统一的深层认知,而是雾里看花,盲人摸象,各见真相的一部分,各持己见。当然,还有许多更重要的证明西方现代经济学不成熟的证据,这里不多说。
         
        反顾中国近三十年改革,我朋友说,经济学还不如算命,经济学家则很像算命先生,看来不无道理;而政治家则显然是疲于奔命。这三十年改革,中国可说是大雾里跑马,政治家迫不得已求助于“猫论”“摸论”这类小孩子都能懂的生存常识来指导全社会的运行。至使改革虽然大方向正确,但中途却惊险无数,各种毛病百出。有人说,中国改革无理论,只有“猫论”“摸论”。我佩服这个家伙。是的,这三十年改革,社会大转型时期里,中,西经济理论同时失效。前无先例,以后也不会有来者。“猫论”“摸论”的确胜过学者们那论千上万的“理论宏文”。象两根有力的拐杖,很有成效地支撑协助了久病初复的巨人中国摇摆前行。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中,西经济理论是怎样同时失效于改革的中国的。
         
        一 马克思无理论,斯大林有欲求,马克思主义学说真正创建者是斯大林
         
        马克思本人无理论,只有一个观点。马克思理论是后人为他建立的。是后人将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德国的黑格尔哲学,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归到他的名下为他创建的。马克思本人仅是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派思想的一个学习使用者。资本论所用的分析方法,经济学知识,全都在古典经济学派的框架内。唯一与众不同的是:他认为“有财便是罪”并为此作了一番他自认为正确的论证。剩余价值现象别的学者早已发现并有解释,但马克思经自己的分析后得出“惊人”结论说;千百年来无数民众私人拥有财产原来都是有罪的;民众不该享有财产权。私有便是罪。换言之,正像我没有创立牛顿物理学理论,但我学了并应用牛顿物理学理论,一番自认为正确的计算后,宣布地球将于一百年后爆炸,人类末日要来临一样。只是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惊人观点而已,并没创建有什么理论。他的阶级论,唯物史观,都建立在他“有财便是罪”的观点上,财产也是他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
         
        西方世界是宽容的,不像苏式社会“你不同意我的观点我就封杀你”。马克思作为知识分子,他的“惊人”观点为绝大多数有知识者不理睬,被视为荒谬,因而穷困潦倒,连教书都无人请。幸得当时有钱的恩格斯接济他。有文化知识的人群中没人理睬他,马克思只好到大字不识几个的工人们那里去寻找知音。工人们不懂高深学术问题,但有人帮他们说话总是好事。所以马克思与当时许多其他人一样,成了工人领袖中的一员。但终其一生,马克思都只有这样一个观点既没有对社会主义社会作什么具体创叙,也不知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该有什么样具体组织方式。相反,他提出的一些书生气观点都被后人证明是错的。比如:只能依靠工人阶级(毛泽东证明他错,毛泽东靠农民),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国单独成功(列宁证明他错,俄国首先单独成功);社会主义不能在落后国家建立,而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全都,且只能在落后国家,地区建立,等等。直至穷困病死,马克思依然停留在空想家阶段。
         
        但马克思那个“有财便是罪(后人总结为'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的观点,到了真正的政治家手里便不同了。二十世纪末德国《明镜周刊》推选全世界最有名的演说家(鼓动家),列宁名列第三,排第四的是希特勒。列宁用生动的话语发动了工人们,告诉工人们他们的苦难都是有财产者造成的,团结起了广大劳工,最终起义建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没多久,列宁病死,新国家落到了斯大林手里,经过二,三十年的摸索,只有在斯大林手里,社会主义经济学说才伴随国家的稳固建立而最终成型,并在1949年后传入我们中国。
         
        斯大林也没什么理论思想,但他有“掌控一切”的现实欲求以及巨大权力。接管国家后,对自己国家的存亡及组织运行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他组织了大批官员学者最终按他的希望(或欲望)形成了这个学说并组织全社会的运行。财产公有论(公有制)早在马克思之前便有,法国社会主义者早以提出,英国的投机资本家欧文还跑到当时还落后的美国的摩门教徒区实践过。马克思的贡献在于为““有财便是罪”,为“公有制”等提供了一个外行人弄不清的学术性论证。斯大林的“掌控一切”的欲求经手下学者们演绎论证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的计划性”,再加上经马克思论证后的“公有制”,便成为后人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全部核心。“计划+公有”便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两大本质特征。但只有“计划+公有”太寒酸,不像一个可观的理论体系。于是斯大林手下的学者们便将马克思学过并使用过的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德国的黑格尔哲学,法国的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一些其他人思想,稍作改头换面后拉进来,终于构建起一个蔚为大观的学说体系。
         
        二 邓小平对中国经历的政治经济灾难有不为大多数所知的清醒认识
         
        邓小平是那种以国家社謖为重,希望民族富强的有良知的务实的政治家。他的改革思想,摆脱苏式政经做法的念头其实在“大跃进”失败后便已初成。他的有名的“猫论”便是在“大跃进”失败后不久提出。他不是理论家而是大实践家,他不是从理论上认清斯大林苏式理论的错误,而是从惨痛的实践中得出结论。他从苏式理论在中国实践的灾难性大失败——大跃进和文革——弄得中国民穷国弱的现实中醒悟了过来。重新上台后,邓小平带领大批共产党人于八十年代毫不迟疑地开始这场扭转中国乾坤的大改革运动。当时的美国《时代》杂志以“让一艘巨型航母在一枚硬币上转圈掉头”来形容邓小平等改革者面临的操作难度。国内有种论调认为:大跃进失败只不过是急躁冒进,文革则是毛泽东搞个人崇拜,中国有几千年封建残余思想影响之故。这种观点大错,没认清这是苏式理论必然结果。苏联当初农村搞集体农庄化也饿死上千万人,此后不久的大规模肃反运动其实与我们的文革兴起原因差不多。邓小平无疑是清醒的,知道真正原因何在。这可从改革伊始邓小平亲自下令取下天安门广场悬挂的“马,恩,列,斯”的巨幅画像,以及访美归来第二天即开打对越还击战这两个脱离苏式理论阵营的最明确信号可看出。
         
        苏式理论已经实践证明行不通,而现代主流经济理论由于中国八十年代前执行闭关锁国政策,国内几乎没这方面的人才储备,但社会又不能不向前走。虽然邓小平,胡耀邦等作出了另一个意义深远的向欧美派出大批留学人员的决策,但远水难解近渴。正是在这种形势局面下,“猫论摸论”便成为最现实的,而且是唯一的选择。没有理论导引那便“摸”着走。“猫论”“摸论”成为了这场前所未有的从严格的苏式计划公有社会向现代市场主导型社会大转型的最高理论。这种局面直至稍后几年,现代社会先进理论逐步传入,大批国内学者学人的知识结构得到更新,部分留学人员陆续回归才得到好转。自92年后,现代西方经济理论逐步占据主流经济理论地位,而原来占据主流地位的苏式理论派,则在急激烈抵抗后沦落为形式上自诩为非主流,实质上已完全不入流的地步。
         
        三 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在当前中国中看不中用,只能部分模糊适用
         
        问题是:现代西方经济理论虽然已发展出表面上看来比较完备严密的体系,在欧美成熟民主政体管理下的成熟市场经济社会呼风唤雨,大行其道,但照搬入中国,则水土不服,不能完全适用。最一个明显例子便是中国股市。如果有谁傻到遵循标准的西方经融投资理论的指导在中国股市操作,那必定是血本无归。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只能是部分适用于转型期中国。理由如下:
         
        其一,现代西方经济理论适用于欧美成熟民主政体管理下的成熟市场经济社会。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这样的不成熟政治经济体无法生搬硬套。就像给成年人穿用的衣服不适合给小孩穿,指导成年人行事的方法理论并不完全适合于指导小孩行动一样。作为有力的参考可以,但期望其起到在西方社会所起的那种效果则完全做不到。以央行加息的操作效果与美联储加息的操作效果相比,便可明显体会到这种差异。尤其不要忘了,我们社会的经济成分结构,运行机制里强大的非市场性因素的存在等与欧美明显有异的差别。
         
        其二,民族社会文化特性不一。最明显的如:长期穷苦艰困环境下养成的国民“节俭”特性。中国民众的储蓄率堪称世界之最。近来有西方学者注意到此问题,并指出源于福利保障机制不全,应健全加强福利保障机制,释放出这部分内需,于是国内学者立即跟风附和。有道理,但仍然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概言之,像中国这样的高储蓄率经济体是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眼中的一种怪物,那是它不善处理的。
         
        其三,现代西方经济理论本身的不成熟与缺陷。正像前叙,人类的经济学科还是一门幼稚学科,还处在大发展之中,对人类本身的种种经济现象背后之谜还远未认清,即便在西方成熟市场经济体,其应用也不是得心应手的。具体来讲,现代西方经济理论还面临原理规律级别的精进与深化(创新),而不仅仅是在细枝末节方面的完善,修补。还将诞生一代又一代像斯密这样的大师级学者(当然这与中国无缘,中国社会教研机制是只长茅草不长大树的)。
        其四,经济与政治是紧密相联的。但因为某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迟迟难进。这使在中国社会管理经济运行也无法完全套用现代西方经济理论。
         
        其它原因不多讲。有这几个原因,已可让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大大失效,足可让西式经济学家们,即便他是完全合格的西式经济学家,也只能沦为算命先生的地步。
这便苦了中国的政治家。旧理论完全不能用,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因水土不服而功效有限。于是,将“十八摸”进行到底吧!中国迄今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的三十年,便成为“猫论”“摸论”盛行,且作最高指导原则的三十年!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07-8-6   本站发布时间:200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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