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我正看新闻，看到一片大好的消息，国家欣欣向荣的景象。突然电话响起，响起来没完，我去接，是家乡张庄村姓夏的农民来的。
张庄是我姥姥家的小村；这姓夏的农民，我不认识，他如何知道我的电话？电话里说：
我是从李庄你表妹那里知道你的电话的。我有急事求你帮助，你一定要帮我，你办好了，我不会白让你帮的，我会。。。
这是当今办事的习俗，不花钱办不了事，没人给办事。他也就向我先说要对我如何如何。我不愿听这些，因为我要办事，从不是想得到什么回报。我便直说：不要说这些了，你先说说是个什么事吧。
他开始说了：
我们村有国家的高压线经过，这高压线就在我家门口，当时设计的技术人员对我说：这儿离你家太近，你要向国家申请搬迁，不然电的辐射会影响你家的健康。我一个农民不懂不个呀。现在高压线立起来了，半个多月过去了，没有人管我们了。我去找县环保局，他说这是国家的电网，我们管不着，我去保定，也没有人管；只有求你了。。。
我回答说，我和你是一样的老百姓，你没有办法找到管事的人，我去找谁呢？你说让我找谁呢？
他不知道让我找谁。
我问他当初告诉你的技术人员上哪去了，你去找他问问这事找谁去说？当初为什么不问清楚呀？
那人不知上哪去了。我找不到他了。
我说，这个高压线经过的地方，不是有不少户吗，你们可以一起写个情况，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这样可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你们合起来写个情况反映，你们寄到国家环保局，看如何办？当然也可以给我寄一份来，我看这事找谁吧。
他连连道谢，放了电话。
过了两天，姓夏的乡亲又来电话了。
他说，他找了那些农民，他们都在等政府管他们呢，他们不愿出头写情况，怕写出事来，政府生了气，得罪了官儿，就更不给解决了。他们都在等呢。
我说，既然政府说能办，你也就和他们一样等吧。
他说，这都过去快一个月了，也没有哪个人来过问来管我们哪。
我叹口气说，这可就真没有办法了，你们受害者都不急，你自己急有什么用？大多数人都能等，你为什么不能等呢？我向求救的人说，不要找救世主，不要求别人，你们要靠自己维护自己的权益。如果你们自己不努力，官们不会主动找上门来，因为这不是当年了。
八月五号，我去保定，为农民作家刘瀑扬的＜不死草＞给印刷厂结帐，看样书。一位年轻的企业家把我安排在诚明大厦，这儿开通了电话，我想着家乡农民的事，便给夏打了电话，并说，我可能回家乡看看，有可能的话可以见面，你如果写好了材料，可给我看看。我问他有什么进展？
他说，人们还在等，也没有过问，更没有人管。他们都不写，还害怕。
他要来保定找我，我说，你不要来，因为我办事不一定能找到我，再说，我没有材料，也不好办，你还是写个情况吧。他说，我一个小学文化，不会写，我在电话里说说，你看行不？我说，电话上如何说明白，就不要给电话局交钱了吧。
他盼着我去家乡，因为北京有事，我直接回北京了。
我把此事和在保定政府当副主任的乡亲说了。他说：我们的农民多年来的逆来顺受，没有改，还是鲁迅当年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争也是不好争啊。你看市政府门前聚集着多少上访的农民工人啊，政府就不能出来个领导问一问，没有难事谁也会来市政府门前，无理取闹的人极少，老百姓是好说话的，可就是没有领导出来，政府靠的是公安，动不动便找公安人员来，说你妨碍公务了，便把人驱散，再不听，便采取行动了。这不是盛极必衰的灭亡之兆吗？
这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干部，但因为他把官场看得太清，又不想同流合污，所以他是多少年的副县长，一直提不上去。
我给家乡农民诉求的回答只能如此。
说来是历史的巧合吧。我在＜血色家族＞里，便写过张庄夏家。我想这个求我的姓夏的农民乡亲，是那夏家的后代吗？他们不会知道当年的事情了。
七十五年前的1932年，在张庄村发生了一件事。当年闹土匪，各村都要打墙，防土匪进村。打墙用土，却把我大舅家的场挖了。我大舅不愿意，而当时村里管事的财主便是姓夏的。他便派人去了白沟国民党的公安局，把警察叫来，立即把我大舅五花大绑走了。给扣了个罪名是与土匪一气。大舅被抓，我的在白沟当小学教员的父亲知道了，把大舅保出来。这时，父亲给大舅讲说穷人要解放就得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大舅因此事受到教育，成了家乡最早的一名共产党员。
我在电话里，说给乡亲，请到县宣传部去找一本＜血色家族＞看看吧，那里写的是家乡当年的故事。当然如果他看了全书，会看到，他们姓夏的老人当年是村长是如何对待家乡乡亲的。姓夏的后代，七十五年后却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求助了。我却说出了七十五年前与父亲同样的话，如国际歌所唱的：团结起来，为真理而斗争吧！
2007。.8。9凌晨匆匆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