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学研究的逻辑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的“前言”中对“知识”作了区分。他指出，古希腊哲学分为三个部分：物理学、伦理学和逻辑学，人们对这种分类只能加以补充，而很难再做出进一步的改进。全部的理性知识可以分为质料的和形式的。形式的知识，只涉及知性的形式，涉及理性自身，涉及思维的普遍规律，而不涉及对象的差别，这种形式哲学被称为逻辑学；而质料哲学按照所研究的对象及其所服从的规律，又可以分为两种：物理学和伦理学，物理学是关于自然规律的学问，而伦理学则是关于自由规律的学问。（注：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页.）康德的这部著作最早出版于1785年，他虽然提出了知识的划分问题，但没有回答“什么是科学”。1786年，康德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起源》中，给“科学”下了一个非常宽泛的定义：“每一种学问，只要其任务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的话，皆可被称为科学。”（注：这句话有不同的翻译。这里转引自（德）汉斯·博塞尔(Hans Poser)：《科学：什么是科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页。在这本书的中文译本《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中，这句话被翻译为“每一构成为一体系（即按照原理而排起来的认识整体）的学说就构成为一门科学”。见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一直到19世纪，人们对“科学”的标准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当时的普遍看法是，“只要把一些理论用某种逻辑形式组成一个探讨知识的体系”，就足以被认为是一门科学了。科学在当时就是指“有条理的整体”（注：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到19世纪中叶，才出现了专门以科学知识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注：例如，在19世纪初，费希特出版的《科学论》；1837年，博尔扎诺(Bolzano)发表的《科学论》。参考汉斯·博塞尔(2002)，第10页。后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逻辑体系》(1843)和休厄尔(W.Whewell)的《归纳科学的哲学》(1847)是当时关于科学哲学的最早著作。艾伦·瑞安(Alan Ryan)：“穆勒，约翰·斯图亚特”，《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译本，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00～506页.）。人们有意识地给“科学”下定义，并给出科学的标准，是在20世纪早期随着哲学逻辑实证主义学派的兴起才出现的。这种哲学体系不仅提供了评价某种理论和解释的标准，而且也提供了衡量所有研究领域成果的标准。霍里斯(Hollis)和内尔(Neil)归纳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十条准则：(1)只有通过经验才能证明知识的正确性；(2)经验结论可能是完全相反的；(3)所有认识上有意义的论述或者是分析性的，或者是综合性的；(4)综合性结论如何，事先并不知道；(5)分析性论述没有事实依据；(6)分析性真理的正确性取决于惯例；(7)因果规律是经过充分证明的经验假设；(8)检验一种理论，就要看这种理论的预测能否成功；(9)科学中不存在价值判断；(10)科学的划分是根据主题，而不是根据方法。（注：艾克纳(1990)，第22页.）
    但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标准过于严格，甚至连物理学、生物学置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准则之下都很难成为科学。比如，其中第1条原则就过于严格，因为有些知识根本无法进行检验。人人都知道核武器的威力，并且知道当前世界上拥有的核武器当量能够把地球毁灭几十次，我们无法验证这个命题，但不能说这不是科学、不是知识。后来，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提出了科学的“证伪主义”标准，这主要体现在其《科学发现的逻辑》和《猜想与反驳》中。他提出了科学发现的四段图式：“问题——尝试性解释——排除错误——新的问题”，也就是猜想与反驳的逻辑（注：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10月版.）。发现问题，提出假说，然后在现实中检验假说的正确性，逐渐排除错误，并不断提出新的假说。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最重要的共同点就是科学必须具有“可检验性”。
    后来，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和伊姆里·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等哲学家提出了科学的范式和科学研究纲领等问题。就科学的范式而言，它是指一种突出的科学成就，并且被认定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它涉及有关的概念、理论等方面的内容。（注：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拉卡托斯把科学研究的纲领划分为“硬核”和“保护带”。“硬核”是科学家已经承认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而“保护带”则是当假说被验证或反驳时，具有某种伸缩性的部分。（注：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其基本逻辑是：科学研究纲领进化阶段——科学研究纲领的退化阶段——新的进化的研究纲领证伪并取代退化的研究纲领——新的研究纲领的进化阶段。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科学本质上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事业，它没有普遍的规范性的方法。惟一可行的科学方法论规则就是：不要任何规定，“怎么都行”。（注：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费耶阿本德。参考刘大椿主编：《科学哲学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
    内格尔(E.Nagel)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段话基本上能够代表科学的本质，“正是想要使所做的解释既有系统而又受事实证据的约束这一愿望，产生出科学；正是以解释性原则为基础来组织和分类知识，是这些科学的特殊目标。”（注：转引自马克·布劳格(1992)，第1页.）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理论和科学的研究必须能够从逻辑上经得起推理，并且能够经得起检验。所以，经济学研究要成为科学，必须要在逻辑上自圆其说，同时要能够经得起事实的检验，而事实检验并非一定是证实，关键在于具有“可检验性”。
    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以及能够成为科学，也就要求我们按照科学的标准，提出科学命题或假说，从逻辑上进行论证，并且不断进行检验，从而形成理论。（注：其实，理论与假说相当于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述。因为“假说是较低确证度的理论，而理论是较高确证度的假说。”见刘大椿主编：《科学哲学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也就是说，假说是尚未经过大量检验或被论证而被普遍接受之前的命题，而理论则经过了大量的检验，特别是经过了逻辑推理.）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专门论述过这一问题。他认为，从宽泛意义上讲，科学“就是任何一种知识，它是人们有意努力加以完善的对象”（注：熊彼特：《经济分析史》（中译本，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1页。）。科学的经济分析是“历史、统计和理论三个方面方法技巧的总和，连同它们帮助取得的结果”，而这三个方面的技巧是“科学的”经济学家与其他对“经济课题进行思考、谈论和著述的人们”的区别。（注：熊彼特：《经济分析史》(1991)，第2章.）他把历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特别强调了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一部分。（注：熊彼特为了论证经济史的重要性，还特别说明了如果要他在经济史、统计和理论三者中做出惟一选择的话，他将选择经济史，有三个方面的理由：(1)经济学的内容实际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2)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3)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见熊彼特(1991)，第32～33页.）他还特别论证了经济理论的形成，即在假说、假定等的基础上，通过创造一些概念、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处理这些概念之间关系的方法，形成经济理论。（注：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1991)，第29页.）历史和统计的作用就在于发现与验证假说。因此，理论的发现既需要从历史或现实中发现问题，也需要逻辑的演绎推理。（注：既然写到历史和理论推理的重要性，我们不能不提到卡尔·马克思。他在《资本论》中所采用的方法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从更加具体的角度看，这涉及经济研究的两条不同思路：一是经验研究(empirical studies)，主要是使用统计数据、计量模型和历史资料检验一种假说(hypothesis)，这种假说可以是自己提出的，也可以是别人提出的；二是理论研究(theoretical studies)，主要是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一种假说，这种假说应该是自己提出的，但也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证明别人已经证明过的假说（注：张维迎在《企业的企业家》这部著作的“前言”中，对国外经济学博士论文做了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区分。见张维迎著：《企业的企业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前言”，第5～6页。其实，这种区分在一般的经济研究中也完全适用，要么提出假说进行证明，要么对假说进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