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评估执政成本

   既然执政必须讲成本，就有一个怎样计算成本的问题。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和加强的背景下，群众会用经济化的眼光来看待和评价执政党政府如何使用纳税人的钱，这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比过去要高得多的要求。人们可能不难说出一次政府决策失误的成本，但却很难对执政党的纲领失误作出估价；人们可能会准确地看到一次错误的政策推行带来的后果，但却很难预测由此引起的对立情绪对执政党未来地位的影响。所以，不能像经济领域计算成本那样，来评估政治成本。政治成本的评估有自己的特点。我以为，至少有以下特点，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和把握：一是评估内容的广泛性。评估一事项的政治成本时，可用作评估的指标往往是多项的，而且是不同质的。比如，我们在推动政策实施时，经常会使用政治动员作为手段。政治动员的效果，例如响应、参与的人数，当然是用来评估成本的重要依据。但是，我们不能把参与人数作为最主要的指标，以为任何时候都是参与人越广泛越好。因为政治动员往往在扩大群众的政治参与程度的同时，也提高了群众对执政者执政行为的预期值。这种预期是一面双刃剑。当人们的预期得到满足时，政治动员最后体现的是效益。但当人们的预期得不到满足时，执政党的威望下降，政治动员就成了收不回的成本。二是评估形式的多样性。政治成本由于其不确定的特点，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的评估往往会有很大差异。避免主观随意性的办法，就是允许多种评估形式存在和发展。通俗地讲，就是要广开言路，允许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评论政策措施的利弊得失。过去小错酿成大错、以至发生重大挫折的一个主要教训，就是怕有不同的声音。其实，在市场经济时代，执政者的主要职责是协调各方利益，并不存在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事情，实事求是地让各种看法摆在明面上，至少可以防止因人为的掩盖而积累矛盾，酿成大错。三是评估主体的多元性。自我评估对执政党来说固然十分重要，但是自我评估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主观随着性。比如，评估部门会因为主观好恶或上级部门的压力，以及其他政治考虑，有意低估或高估政治成本。在没有其他的评估可参照的情况下，这种评估往往会主导全局，对小错误变成大错误起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完善执政成本的评估，必须在评估主体的多元化上作文章。这里面最重要的，首先是要加强舆论评估的作用，利用民意调查等手段，适时地、制度化地对执政活动作出评价。其次要鼓励专家学者的参与，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相对超脱地评判执政行为，引导科学执政。再次要增强决策咨询系统的独立性，由他们不受影响地权衡利弊得失，提出可行性建议。总之，执政党必须讲执政成本，这应当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那种不讲执政成本，尤其是不计政治成本的不科学做法，应当让它成为过去。执政党建设的文化抉择　　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随着当代中国和世界文化的迅猛发展，我们不仅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经济转型时期大众文化心理嬗变的严峻挑战，而且经受着党自身在文化激荡中激浊扬清的阵痛和考验。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党的根本性质的内在要求，是我们党始终保持自身先进性的文化根基。努力实现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有机统一，确保党对中国先进文化的主导权和控制权，是我们党走向新的世纪面临的历史性课题，鲜明地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正是反映了党巩固自身执政地位和提高执政水平的理性自觉。一个没有先进文化支撑的民族是注定要落后的民族，而一个没有先进文化武装的政党也是没有前途的党。面向新的世纪，党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整个社会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必须高度重视党自身的文化武装，必须高度重视培养一支高水平的文化工作者队伍。　建设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进程中，必须紧跟当代中国社会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充分实现党的文化建设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有机统一，使我们党执政的文化根基能够随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永葆其先进性。作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忠实代表，要着重处理好几个重要关系：　1、坚持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实行两个结合：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优秀文化相结合。2、关于社会主义道德同市场经济道德的关系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改变着中国传统的社会道德结构，而且改变着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的道德结构，给中国社会注入了一种新的道德体系——市场经济的道德体系。如何看待市场经济道德，如何构建新的道德体系，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研究所不能回避的问题。　3、经济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出现了经济与文化“一体化”的新趋势。西方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中，文化产品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在世界市场体系中，文化产品市场所占的比例日趋扩大。现代生产力中也包括所谓的“文化力”，现代文化已越来越走出传统文化的界限，不再是独立于经济之外的纯精神产品，而是直接纳入经济生活中。经济单位与文化单位之间的界限在缩小，在消失。4、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关系，现代文化同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如何吸收外国的、传统的文化精华，形成中国现代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是党当好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代表所必须重视解决的重大问题。笔者认为，在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问题上，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使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之根能够深植于人类先进文化的沃土中，沐浴成长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雨露阳光下。5、社会文化建设与党自身文化建设的关系。党自身文化素质、文化品味的提高，是一个紧迫的问题。领导干部中高学历比例的增大，不一定等于综合文化素质的增强。社会转型期，党内思想道德的混乱状况，部分党员思想道德素质下降的状况，不容忽视。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化建设的战略选择上，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文化基础。认真研究和把握人类社会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正确应对各种文化思潮和文化样式的冲击和挑战。按照先进文化的要求把党建设好。在新形势下，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首先必须突出党员的信仰建设，坚定党员的共产主义信念。其次，要不断提高党员干部的文化素质，重视确立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努力造就一大批具有深厚文化素养，能够准确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党员干部队伍。再次，不断改善党员队伍的文化结构，真正使党成为凝聚社会精英、代表先进文化的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队伍。最后，需要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兼蓄国外优秀成果，以文化创新来优化社会主义文化构架，繁荣先进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