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不“搞恶”，民不“恶搞”
章立凡
如果评选2006年中国网路最流行用语，相信非“恶搞”莫属。本人在丙戌新春作了一首打油诗，预言今年乃犬儒世俗化之年。没过多久，以胡戈的网路视频作品《一个馒头的血案》为先导，“恶搞”之风异军突起，攻城掠地，从“国产大片”迅速扩张到“红色经典”，竟至一发不可收拾。
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一现象引起了意识形态部门的高度重视。据《财经时报》报导，广电总局正准备出台有关互联网视频新管理条例，个人要传播视频内容，需要领许可证。一些官方主流媒体也纷纷以社评、座谈会方式口诛笔伐，为全面围剿造势。
但“恶搞”者声称自有因应之道，目前不仅视频“恶搞”继续顶风作案，作为规避视频管理的对策，图片、声音、软体的“恶搞”卷土重来，手机短信、彩铃“恶搞”方兴未艾，甚至连餐厅也出现了“油画恶搞”……
青年作家韩寒说了句很风趣的话：“广电总局禁止恶搞才是今年最恶搞的事件”。返观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某些权力部门的管理水平，基本上停留在平面威权层次，缺乏高速立体思维。一再颁布脱离实际的条规，既难于令行，又无力禁止，反复损害的却是执政党的威信。
卫道士气愤莫名，管理部门顔面尽失，“恶搞”作为一种草根文化现象，何以在极短时间内风靡社会，确实发人深省。本人也不提倡“恶搞”，惟此风所由来者渐矣，吾人不可不察。
激起最大“官愤”的，莫过于对“红色经典”的“恶搞”，潘冬子、雷锋等从虚拟到现实中的革命英雄人物，连同油画“开国大典”中的革命领袖，都成了调侃物件，何以正世道人心？
其实，世道人心之不正，恰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人怀念五十多年前民风之淳朴，感叹今日世风之日下，也不是全无来由。两千万人流血牺牲铸就的“红色经典”，早就被人“恶搞”了多次。
从“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到“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
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到“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
从“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到“就算是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还可以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家园”；
从“有两种团结是绝对必要的：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同人民的团结”，到“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圣心难测，一段段诡变无常的“治国语录”，难道不是对红色经典的“恶搞”？
马克思老夫子有言在先：“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弁髦民主、蔑视人权的“恶搞”，或可称之为“搞恶”，因为不但“一句顶一万句”，而且“以革命的名义”把个人旨意变成了国家意志，有别于今日意义上之“恶搞”。
回顾抗战胜利后中国社会各进步阶层的建国理想，是实现民主宪政，建设一个民主、富强的新国家。如果循着这条道路前行，今日之中国早已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和谐社会。不幸的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各种“搞恶”层出不穷，小的不说，像“反右”、“大跃进”（包括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文革”这样巨大的社会灾难，一次比一次凶猛，哪一次不是对建国理想的亵渎？欲捍卫“红色经典”而又刻意回避“红色经典”被颠覆的历史原因，则难免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
“文化大革命”斩断了中国的道德文化传统，“革命”的能量释放殆尽之后，信仰和偶像的权威也不复存在。在这种近乎思想真空、对历史缺乏认真反思的状态下，中国开始了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执政党的第二代领导人曾试图通过建设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的途径，对这种缺失加以规范和弥补，社会精英也曾认真探求健康的解决之道。虽然不时出现一些岐见甚至短期逆转，但应该承认，八十年代上上下下都曾力求“正搞”。
八十年代末发生重大历史事件后，总设计师曾慨叹人心之难于收拾：“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此后，经济领域继续改革开放，但不讨论“姓社姓资”，政治体制改革则长期搁置。
意识形态的惯性积重难返，社会文化在闷葫芦中寻觅缝隙。自九十年代起，文化领域就出现了犬儒化的倾向，以王朔为代表的文学、影视作品，开创了“恶搞”意识之先河。随着移动通讯和互联网路的普及，以民谣、笑话、“段子”等形式的“恶搞”开始广泛流行，日渐走向世俗化。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资本与某些不受监督的权力在转轨中联姻，迅速“怪兽化”，张开血盆大口，吞噬平民百姓的生存权利，导致社会分化加剧。贪腐横行、贫富悬殊，无疑是“红色经典”和建国理想的悖论，是政治加经济的“双料搞恶”，比以往的“搞恶”有过之而无不及。
官无廉耻，岂有尊严？读一下贪官们东窗事发前挂羊头卖狗肉的廉政言论，不免令人有“恶搞”之讥。社会上流行的无数刺贪“段子”，也算得上是一种报应，所谓“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是也。
中国宣布自己是一个保护人权的国度，则言论自由与生存权一样，也是一项基本人权。文化夹缝中的“恶搞”现象，不过是对某些荒诞现实的小小反讽而已，亦属舆情之一种，较之当前充斥于媒体的色情暴力等恶俗文化，仍不失为“雅谑”。
古有稗官采风之例，据称当今执政党的领导人，也经常从互联网上了解舆情。真实的舆情舆论，则往往泥沙俱下，见仁见智，亦非导向所能掌控。考量一个当代国家的文明开放程度，往往看一下政治领袖在漫画中出现的频次便知。
执政党领袖提倡“八荣八耻”，某些学者以“尊孔读经”相呼应，无非希冀重建道统，变不谐为和谐，可谓用心良苦。常言道“官无欲，民自淳”，欲令家国荣光、人民知耻，官员应揽镜自照，身先表率。坚持威权垄断，则社会难有和谐。若官无“搞恶”，民又何须“恶搞”？与其抽刀断水，何妨反求诸己……
2006年10月4日风雨读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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