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在逃，公安机关可以发布通缉令，采取有效措施，追捕归案。逮捕是刑事强制措施中最为严厉的一种，逮捕措施的作出，是依赖于对证据的审查和判断。在犯罪嫌疑人仍然潜逃的情形下，检察机关果断对其作出批捕决定，对于案件的继续侦查、对于最终将犯罪嫌疑人追捕归案，都具有积极意义。

    因此，尽管王振忠已逃往国外，但从被批准逮捕之日起，他的身份已变为“批捕在逃”的犯罪嫌疑人，无论他逃到何时何地，法律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将始终高悬在他的头上。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专案组在国际刑警组织、公安部、省公安厅的协调下，为追捕王振忠归案，开展了大量工作”，在王振忠外逃5年之后、在检察机关对其作出批捕决定4年之后，他最终还是客死异乡，逃脱了法律的审判。

    在笔者看来，为严厉打击腐败犯罪，对王振忠之流的“失踪”贪官，不但可以在其尚未到案的情况下批准逮捕，还应该在其未到案的情况下提起公诉和判刑，即“缺席审判”。但我国目前法律中却没有刑事缺席判决规定，这就带来如下弊端：其一，对于“失踪”贪官检察机关不能提起公诉，也无法启动审判程序，使得潜逃的贪官逃避了法律的惩罚，有损于法律的威严；其二，我国已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其中对缔约国之间腐败资产追回与返还的合作作了具体的规定。资产返还的前提条件是请求国已经作出过生效判决，由于我国没有刑事缺席审判的制度，我国的刑事司法制度无法与国际接轨，《公约》的规定就无法落实。

    当然，缺席审判相对于“对席审判”而言，毕竟不是完整的诉讼，但完备之缺席判决的效力应等同于对席判决，它们在本质上并无二致。目前，还有许多外逃贪官在国外花天酒地、安享富贵，能将他们全部引渡回国受审当然更好，但因为法律上的重重障碍和冗长的程序，一时半会儿难以做到。赖昌星就是一个例子。这不仅给国家利益带来巨大损失，也揭示出我国刑事诉讼缺失“缺席审判制度”的尴尬。怎样发挥缺席审判在提升诉讼效率、打击腐败犯罪方面的功能，已成为我国司法界一个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