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发展的成败得失——国外的评价和看法[1]

作者：空缺

改革开放20 多年来，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势头，国外关注中国问题的热度也在不断升温。在这新一轮“中国热”中，有关中国的报道、评论和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今天，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远未尘埃落地，但随着改革过程的不断展开，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后果都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人们的评价和看法逐渐从早期倾向于依据政府意图、改革计划和发展预测做出判断，转向依据事实和后果做出判断。这当然并不是说，这些看法越来越趋于一致。事实上，可能正相反。正如在国内一样，由于判断标准不同，立场、出发点不同，国外的看法同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与此同时，由于各种因素使然，国外不少看法不乏独到见解，有一些研究结论更加直截了当。这些，对我们认识自己的国情不无积极意义。笔者选择从以下几方面归纳有代表性的一些看法，并在适当的地方进行简要评论。
 
一、中国改革发展的成败
 
在这个问题上大致有三种看法：1）中国改革是成功的，有些人甚至提出了“中国奇迹论”；2）中国改革不成功，未来前景不妙，有人甚至提出了“中国崩溃论”；3）中国改革既取得了很大成绩，也存在很多问题，最终结局难以预料。
统计数字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 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像在国内一样，国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赞誉之声不绝于耳，“中国崛起”成了人们热中谈论的话题，并且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变的越来越响亮(Overholt,1993；Kristof,1993；Brown et al eds.2000；Kwan,2002；Sakai,2004)。尽管有学者对统计数字的真实性提出过高度质疑，认为中国GDP 增长数字有严重夸大之嫌（Rawski，2001，2002；Thurow，2002），但响应者不多，再加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利预测（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多次落空，以至在不少人眼里，似乎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中国经济列车的急速前进。因此，即使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20 多年的高速发展仍然称得上是一个“经济奇迹”。
基于这种看法和信心，有些人推算，中国经济将在2015 年超过日本，2040 年超过美国，从而成为世界最大的超级大国。甚至有人认为，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的GDP 目前已经超过了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事实上，按照汇率计算，中国经济总量的世界排名与改革前没有很大变化，依然名列第七。
21 世纪第一年出版的《中国世纪》（Brahm ed.2001）堪称这种乐观看法的突出代表。书中各章作者中有不少中国和西方政界/学界名人，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写了前言。该书的主旨是，21 世纪将是中国世纪，中国将取代美国的地位，成为雄霸世界的超级大国，在世界发挥主导作用。
几年过去了，类似“中国世纪”的说法似乎不断吸引着人们的注意。例如，2005 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1/2 月一期出版了关于中国的特别报道，所用的标题是“中国崛起”（China Rising）。编辑部前言说，没有什么别的事情比中国加入世界大国行列更能改变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版图了。该杂志请7 位专家学者谈他们对“中央帝国”重铸辉煌的看法。[2]尽管学者们对中国崛起前景的看法并不一致，但这种讨论本身的指向性是显而易见的。
著名的美国大众传媒《新闻周刊》也在2005 年以“中国世纪”(China’s Century，2005/5/9)为封面标题推出特别报道，用大量篇幅集中讨论“未来是否属于中国？”。他们的结论是，从数字上看，例如中国成了世界最大的煤、钢铁和水泥生产国，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等等，中国的崛起已经不再是预测而是事实，面对这种挑战和机会，美国必须在科技、经济、外交上有长期的应对策略。
21 世纪第一年在美国出版的另一本书《中国即将崩溃》（Chang,2001）提出了与“中国奇迹论”截然相反的看法。作者认为，“与其说21 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还不如说中国正在崩溃”。他的依据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无法解决的问题，国企的运做杂乱无解，金融体系病入膏肓，国有银行的坏账“已经高到不能维持的地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必须按规则办事，大限迫近，中国的对外贸易和金融都无法支撑下去，而中国既没有多少空间也没有时间完成挽救银行、挽救社会福利、解决严重失业等问题，因此，作者断言，“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 年”，“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时间在2008 年中国举办奥运会之前，而不是之后”。几年后，作者多少修改了自己的预测，说中国在不出10 年（即2011 年之前）一定会崩溃，成为一堆不可收拾的烂摊子。
“中国崩溃论”说来并不新鲜，国外一些敌对政治势力长期以来一直鼓吹这种观点，通过不断“唱衰”中国，希望把惟恐中国不乱的愿望变成现实。这种论调自然遭到许多人的批驳，包括西方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不少海外外商界精英也表示不能认同，他们不希望中国崩溃，而更愿意看到中国成功建立市场经济，为世界资本主义集团继续提供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
日本学界同样存在中国经济可能崩溃的预测。有些人认为，中国经济最终将因许多深刻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崩溃，其中包括贫富分化、国民经济的欺骗性增长、证券市场的黑暗、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资、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环境破坏、政治腐败等（张利军郭敏，2005）。如果把中国奇迹论和中国崩溃论作为两个极端，那么，两端之间存在着一系列观点。这些观点，根据对中国改革发展进程的具体分析，提出了对中国改革发展的种种判断。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巨大，但未来的挑战同样巨大。由于改革开放造成了一系列问题，中国政治经济体系并非没有瓦解的可能，中国实际处于一个十字路口，而如何做出正确选择应对这些问题将决定中国未来的长期发展命运（Nolan,2003；诺兰，2005 ）。
单就GDP 增长而言，中国经济20 多年来的表现的确不俗，称得上是成功的。但判断改革发展成功与否不但要看一时的经济增长，更要看是否为持续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能够支持未来长期的经济发展。中国面临的发展任务还非常艰巨，有人指出，中国经济即使继续成功增长，到2020 年，按照美国的标准，中国将仍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Overholt,2005）。就此而言，国外某些研究对中国目前的状况并不乐观，“中国奇迹背后的神话”（Gilboy，2004）一文就是其中之一。这篇文章着重分析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崛起，认为人们过分估计了中国的经济成就和潜力，中国加入全球经济的前提是对外来技术和投资的过度依赖，这一点，大大限制了中国成为发达国家的潜力。作者给出了如下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美国的企业和政界领袖开始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出口份额、尤其是高科技产业和技术份额感到担心，把中国看作东北亚另一个重商主义经济巨霸崛起的信号。但这些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原因有三：第一，中国高科技领域的出口是由在华外资公司而不是中国国内企业主导的。第二，中国的企业极度依赖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进口的设计、关键零部件和生产设备。第三，中国的企业只限于吸收和传播引进的技术，因此，中国不可能迅速崛起为强有力的全球性竞争对手。
在中国企业出口总额中，外资企业的比重不断上升，目前已经占有大部分份额，数倍于台湾和韩国在1970 年代中期、泰国1970 年代到1980 年代中期的比重，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已经脱离了所谓典型的亚洲成功模式。在华外资企业在高科技出口领域的主导优势更为明显，由于中国过多依赖外国投资，中国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日益扩大。由于中国对外资极为开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可能把自己的国内市场作为国内企业的保护伞，而这一点是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时期都努力利用的一个条件。更有甚者，中国还在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为美国和其他国外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打开新的市场，尤其是高附加值产品。
所以，作者认为，与其把中国看作一个“亚洲经济科技巨人”，不如把它当作一个正在崛起的“正常的”经济强国，就像巴西或印度一样。中国开发、发展和传播本土科技的能力有限，它的大多数企业将只能在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挣扎，依靠赚取微薄利润生存。
由于作者站在美国利益一边出谋划策，他为中国开出的药方就显得有些荒谬：他认为，依靠更加自由的市场或进行更多的投资还远远不够，中国发展最大希望在于把注意力集中到政治改革上来。那么，既然作者认为中国目前已经是一个类似巴西或印度的“正常的”的经济强国，又怎能指望改成巴西或印度那样的政治体制后，中国能在解决这些经济问题上比它们做的更好？但这种观点，即把中国的一切经济问题都归结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不行，进而必欲彻底改掉中国残留的社会主义体制的观点，在国外的分析评论中时有所闻。
日本也有学者认为（例如长谷川庆太郎，2004），尽管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但这种增长的特点是严重依赖低端产品和外资企业产品出口，同时严重依赖购买外国专利和外国技术，而一旦这些通道出现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将难以为继。因此，随着中国越来越依赖外贸和外国技术及机械设备，发达国家也就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中国要谋求经济长期增长，必须下大力气进行科研和开发，但目前中国既没有这个基础，也缺乏这方面的远见，于是只好购买日本的专利，继续引进日本的技术，这样以来就受制于日本，为自己套上了枷锁。因此，“中国的未来掌握在日本和美国手中”。
尽管这类评论似乎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味，但从经济发展本身来说，这些分析人士把评价标准定位在增长的质量而不是GDP 数量变动上，从这个角度判断中国发展的潜力和远景，可能更接近事物的本质，值得引起注意。
综合来看，国外对中国改革发展成败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用的标准。中国奇迹论主要着眼于中国GDP 或经济总量增长，而如果深入分析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不但情况远没有那么乐观，而且增长的可持续性存在很大疑问。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已经无法解决积累的问题，除了面临分崩离析之外别无出路，这种观点显然过于武断，完全抹杀了事物变化的可能性，恐怕难以正确预测中国的未来。
还要看到，国外的评价和看法本身往往难以摆脱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有些人更是利用它们大做政治文章，例如利用中国奇迹论制造中国威胁论，或者利用中国崩溃论攻击中国的政治体制，为在中国改朝换代制造舆论。

二、中国改革发展的模式

形成某种发展模式的基本要素在于发展的独到之处。那么，是否存在独特的中国改革发展模式？这个问题存在很大争议。
如果把中国的改革发展看作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那么，有关转型经济的早期研究往往认为，与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转型无疑更成功，而这种成功是由于中国选择了渐进式改革模式，与其他国家导致灾难性经济社会后果的“休克疗法”等激进改革模式形成了鲜明对照。但是，随后的大量研究表明，改革的社会经济后果并不取决于改革步骤是渐进还是激进，而是受初始条件、制度建设、秩序法律等一系列条件的影响（Popov,2000；Polterovich and Popov,2005）。因此，与其说改革成效依赖政府设定的改革步骤和推进速度，不如说存在着路径依赖和其他条件。
但是，中国毕竟取得了比俄国和其他一些转型国家更好的经济业绩，许多人热中研究其中的原因，试图在发现中国特色的基础上，找出与众不同的中国改革发展模式。乡镇企业一度被看作这种中国模式的特色。改革前期，中国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倍受赞扬，有些人在乡镇企业的股份合作制上看到了制度创新的希望，认为由此可能形成中国独特的混合/集体产权形式和合作经营模式，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来。后来，这种愿望和期待随着乡镇企业的消失而破灭。如今，乡镇企业完全为私营企业所取代，曾经被当作制度创新的乡镇企业看来并没有成为新型产权制度的先导，它们不过是改革过程中企业组织的过渡形式，其作用主要在于稳定了社会，减少了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所有制变化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Taude,2002 。另见Byrd and Lin eds.1990；Jefferson,Rawski and Zheng,1994；Sun,2001)。
把实用主义看作中国改革发展模式的看法也颇为流行，例如，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主要由于邓小平“面对现实地找到了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抛弃了“固定的模式”，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修正政策，因此，“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不仅让中国经济发展，“而且还创造出了与西方经济学理论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龙安志，2004）。此外，外向型发展有时也被用来说明中国发展模式的特征，不过，尽管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比当年的所谓亚洲四小龙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外向型发展并不是中国的独创，历史上和世界各地均不乏先行者，因此，似乎不足以构成一个中国模式。
2004 年，有人提出了“北京共识”的说法（Ramo, 2004 ），这篇文章的作者把一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叫做“北京共识”，认为这种中国的新思想“正在指引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同时使他们能够真正实现独立”。“中国的新发展方针是由取得平等、和平的高质量增长的愿望推动的。严格地讲，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几乎不能成为一个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这种务实思想认为“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取'休克疗法’，实现大跃进。”（雷默，2005，第6 页）作者还进一步把“北京共识”界定为“关于如何组织世界上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三个定理”，即强调创新、可持续和平等发展模式、自主理论（雷默，2005，第12-13 页）。总之，“北京共识”被认为是中国建立的一个更平等的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为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所效仿，为后“华盛顿共识”时代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希望。[1]
“北京共识”是国外人士对中国发展经验的一个最新概括，它探讨的不仅是中国的改革发展模式，而且是中国模式对世界其他国家的适用性问题。赞誉者认为它至少给如何认识中国改革发展的某些“独特性”提出了一个思路。
与此同时，“北京共识”的提法遭到来自各方的批评。首先，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概括了中国改革发展的模式？“北京共识”的作者认为中国和印度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而是坚持了独立的发展道路，取得了骄人的业绩，由此形成了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立的“北京共识”。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的改革政策没有受到“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也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抵制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的过程；更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自由贸易怀疑论主导下进行的。这样描述中国改革发展过程显然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有批评指出，这篇文章的论证摸棱两可，其理论构建矛盾百出，作者或者回避问题，或者用诡辩代替论证，因此，由于立论和政治经济学错误，“北京共识”看上去只不过像一个推销工具，以此向世界推销中国，同时把某些有关发展的观点推销给中国领导人（Dirlik,2005）。此外，“共识”已经成为一个时髦的用语，最近十多年就出现了一系列“共识”，例如“哥本哈根共识”、“墨西哥共识”等等，使它成了一个容易吸引大众注意力的词，要想推销某种观点，就给它贴上一个“共识”的标签，让它看上去像一个宏大理论。“北京共识”也具有这种特征。同时，如果把渐进主义和“摸着石头过河”当作中国改革发展模式，即使以“北京共识”加以包装，这种模式能否在中国之外行之有效，甚至中国经济本身能否在这种实用主义思路指导下继续繁荣而不发生衰退，这些都还在未定之年。[2]
国外还有人认为，总结中国的经验教训是必要的，很多学者早就指出了中国改革的渐进特点，创新和实践也的确得到中国政府的提倡，但必须区分“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之间的区别。“中国模式”只着重于总结中国本身的经验，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功，但“北京共识”则不同，它不仅是对中国经验的总结，而且具有政治意味，在当前国际政治的背景下，这个说法带有明显的向其他国家推销中国经验的含义（郑永年，2005）。
事实上，如果说中国改革发展的主要经验是不接受任何所谓的“共识”，不依照任何现成理论指导实践，那么，按照这种逻辑，又怎能把自己的经验作为“共识”推向世界，让处于不同历史背景和政治经济条件下的其他国家都来效仿？
中国的改革发展仍然处在进行时，前面的道路还很长。近几年，中国政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一些新的主张，意在矫正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某些偏差。这些都表明，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发展可能形成某种模式的话，那么，这种模式本身仍然在建立之中，因此，关于模式的讨论也不可能完结，而要做出真正科学的论断尚为时过早。

 三、中国改革发展的性质 

  中国改革发展的政治经济性质是最重大、最受争议的问题之一。对中国增长前景的看法虽然存在分歧，但不可否认的是，就以往20 多年而言，中国毕竟实现了高速增长，总体经济规模因此扩大了几倍，平均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但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在中国经济变化过程中，社会性质是否也发生了变化，如何看待这些变化？
国外的中国研究不受“不谈姓资姓社”指令的限制，在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的争论相当活跃，其中，有些研究综合探讨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变革(Blecher,2003；Saich,2004)，还有许多研究集中在相对单一的问题上，例如财产权、国家社会关系、国家改革、集体行动等，而所有这些都不能不涉及到社会性质的问题(Oi and Walder,1999；Chao and Dickson,eds.,2001；Perry and Selden,eds.,2003；Gries and Rosen,eds.,2004)。的确，除了所谓纯经济分析之外，要回避中国改革发展的方向和性质问题是困难的。在国外学术界，这类问题一般被归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变化”或“变革”是得到国外中国研究普遍认同的一个中心词汇，不同的意见和争论集中在中国变化/变革的性质、中国经验的后果及其政治经济学意义等问题上。随着中国社会的演变，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探讨也在不断深入，迄今至少提出了以下一些看法。
1）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取代了国家，成为资源的主要配置者(Pei,1994；Perkins,1994；de Melo,Denizer and Gelb,1996；Naughton,1996；World Bank,1996；Woo,Parker and Sachs,eds.1997；Tong,1997；Lardy,1998；Cornia and Popov,eds.2001；科茨，2005)。显然，在这里，计划和市场被当作了判断社会性质的基本特征。
按照这个标准，世界各国无非分为两类，一类是计划经济，一类是市场经济，中国和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被归入同一类型，即以前是计划经济，改革后成了转向市场经济的所谓转型经济。就方向、目标而言，中国和其他转型国家之间没有本质区别，不同之处无非在于速度快慢、步骤大小、以及成效高下等。不难看出，持这种观点的人对中国改革性质的判断还是相当明确的，因为在他们眼里，中国近期的同类是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远期的同类是美、英等发达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即中国与这些国家同属一类。
2）中国是发展主义国家。[1]所谓发展主义国家指的是：国家把经济发展当作自己的使命，不遗余力地推动高积累和工业化，把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维持经济的高增长上，而且，国家不但有发展本国经济的强烈愿望，还有实现这个愿望的能力，能有效地推行必要的经济政策，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目标。在这方面，中国的改革发展被认为无非是大力借鉴了经济上最成功的周遍国家/地区的战略，例如日本、韩国、香港、台湾和新加坡，充分利用了强政府的优势，取得了高增长的成就（White,ed.,1988；Oi,1995；Blecher and Shue,1996；Mastel, 1997；Xia,2000；Thun,2004）。按照这种以国家的经济能力为依据的分类，中国显然被归入上述东亚国家/地区一类，与它们的差别不在社会制度上，而在经济发展程度上。
3）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如果说，上面的一些说法只不过暗示中国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话，那么，更多的分析和研究则直接指明，中国正在变成或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许多人认为，经过20 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和渐进私有化过程，今天的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一个以私有产权为基础、以雇佣劳动为支撑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无论人们对此是赞扬5 还是反对，只要承认这个事实，就很难得出另外的结论，因为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在这里，存在的分歧主要在于中国正在建立的是什么类型的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还是原始积累资本主义、野蛮资本主义，或者是裙带（crony）资本主义、人造/合成（ersatz）资本主义（Yoshihara,1988；Pei,1999；Gilboy and Heginbotham,2004；Shih,2004；Hart-Landsburg and Burkett,2005）。有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说法改头换面，叫做“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或者干脆说成“新兴资本主义”。无论是哪种类型的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加快步伐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都是一个现实，这使中国成为了国际资本大肆开拓的一个市场。在这个意义上，国外一些人非常认同这种说法，即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补”资本主义之“课”的过程，它重新启动了被战争和革命打断的资本主义进程。
在谈到中国经济时，日本许多学者也不认可中国政府把改革开放解释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认为中国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并且，今后将以不可逆转的趋势继续向资本主义道路前进。他们的主要依据是国有企业民营化、承认并奖励私营企业、无止境地剥削工人和压榨农民、贫富分化严重、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衰落等。日本还有人认为中国当前处于资本主义初期，即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并不限于引入市场机制刺激经济发展，而是认可、培育私有经济，逐步承认和推广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结果，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少数的富裕阶层与大量雇佣劳动者，经济地位的差异对人的全面发展形成了严重制约（张利军郭敏，2005）。
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把中国归入以上三种类别之一。有些研究或者认为中国自成一类，或者认为中国国内现象纷纭繁杂，难以用一个简单的标签概括（Whiting,2001；Tsai,2002；Hurst,2004；Kennedy,2005）。即使如此，坚持认为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的观点如果不是绝无仅有，那也是少之又少。摇摆不定者提出了诸如“后社会主义的中国”的说法（McCormickand Unger,eds.,1996），但这种观点事实上把中国看作非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中国即使还不是资本主义，那至少已经不再是社会主义的了。
导致一些人在中国“姓资姓社”问题上游移不定的一个因素是，在经济社会领域出现重大转变的情况下，中国仍然维持共产党领导的政权结构，政治体制似乎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有人或者从维护“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的良好愿望出发，希望以此驳斥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说法（尤因，2004），或者认为，社会主义在中国虽然没有成功，但也不能说目前已经失败，因为中国还没有实行土地私有化，依然维持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只有当这种状况改变的时候，才能断定社会主义在中国最终失败了，而在这之前，中国社会演变的方向和性质还存在多种可能性，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将取决于未来的政治和社会斗争（Amin,2005）。 
 

四、中国出现拉美化趋势？

近年来，尤其近两、三年来，像在中国国内一样，西方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中国“拉美化”可能性，甚至有人提出了例如“中国将是下一个拉丁美洲吗？”这样刺目的话题（吉尔博伊赫金博瑟姆，2004；editors，2004），认为“分配不公的中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巴西”。有关中国出现拉美化倾向的说法主要着眼于社会/政治领域，而这些领域与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
在社会发展领域，“拉美化社会指的是类似拉丁美洲国家普遍存在的财富和社会资源两极分化的现象。但是拉美化同时也包含政治含义，意味着城市中的富人和特权阶层与贫民和穷人之间的尖锐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对立局面。中国城市千百万农民工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将使中国不可避免地染上这种'拉美病’。”（吉尔博伊赫金博瑟姆，2004）从“拉美化”定义来看，说中国有可能或正在拉美化的断言也许有待商榷，但中国日益突出的拉美化现象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目前，中国已经从一个收入分配高度平等的国家变成了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基尼系数接近并有望超过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严重的一些拉美国家；教育不平等日趋严重；大面积腐败具有持久性特征；大多数人缺乏基本的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状况不佳导致不安全感增加；尽管经济仍在高速增长，贫困人口在显著下降之后去年又开始上升，相当多的人口仍然生活在温饱线上，[1]贫困很可能像在其他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变成一个永远无法根除的顽症。
在过去20 多年高速增长中，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成为受益最小的社会阶层，以至城乡人口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李实岳希明，2004）。三农问题进一步凸现了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困境。在小农生产方式下，中国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大批农民进城寻找工作和生路，但他们很难在城市定居下来，绝大多数成为城市的边缘化人口，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对这些挣扎于血汗工厂和建筑工地的大量农民工来说，劳动法中关于工作时间、劳动保护、报酬福利等规定形同虚设。中国社会的阶级鸿沟和心理鸿沟日益明显。国外有人认为，中国的农村农民问题仅仅是危机四伏的城市危机的先兆。
像在拉美和其他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永久性有产阶级和一个日益庞大的永久性无产者群体，包括没有工作保障的工人、失业者、失地农民，与此同时，吸毒贩毒、乞讨流浪、卖淫嫖娼、各种形式的犯罪、黑社会组织、“群体事件”等滋长蔓延，手段的暴力倾向加剧，正在逐渐固化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发展趋势近年来完全没有逆转迹象，中国的社会结构越来越具有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征。
外国分析人士认为，中国面临的危险在于，“长期贫穷的穷人阶级可能与少数特权阶级进行经常性的经济代价沉重的低水平斗争…如果社会趋势得不到尽快扭转，拉美式社会和政治问题在中国的出现将不可避免。”（吉尔博伊赫金博瑟姆，2004）这种状况将阻碍经济发展，因为固化的有产阶级/精英群体的主要兴趣将迅速集中在保护自己的特权上，而不是推动建立在广泛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如此，国家将陷入以经济危机、政权更迭和社会失范为特征的整体性危机。
这些说法是否言过其实？有可能，因为最坏的结局似乎还没有出现，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目前存在的种种社会矛盾完全有可能演变成社会的持续动荡甚至全面危机。
中国国内在解决这些问题上似乎一直缺乏应有的紧迫感，这可能与某些思想认识有关，例如认为依靠经济增长能够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一系列研究早就证明，经济增长能够提高一个国家的整体生活水平，但与收入差距没有关系。世界上贫富差距显著的国家既有富国也有穷国，而处于世界中等水平的拉美国家还由于收入两极分化严重被说成患了“拉美病”。2001 年，整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人均国民收入为3560 美元，其整体富裕程度远远超过世界低收入国家，几乎4 倍于中国的890 美元（世界银行，2003 年，第240-241 页）。美国这个头号富国同样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中国目前的GDP 远远超过改革以前，但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比以前大得多，并呈现持续扩大趋势。如果今后一些年中国经济能持续增长，即使人均收入再翻上几番，达到了目前拉美地区的平均水平（且不论需要多少时间、甚至能不能实现），只要现有的生产和分配方式不变，中国仍然很可能是一个两极分化严重的不和谐社会。认为经济发达本身能够缩小贫富差距的看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还有观点认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生产发展了，就能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种看法同样缺乏依据。首先，认为一部分人率先富裕能促进生产发展，甚至把拉大贫富差距当作经济发展的条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难以成立。其次，生产发展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有始有终的事件，没有人能够回答，生产发展到什么程度（例如达到拉丁美洲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就能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把共同富裕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不存在的终点上类似于一个骗局，而以此为不平等不和谐的社会现实辩护、对现实中的两极分化趋势听之任之则只能被认为居心不良。在这一点上，“东亚模式”似乎还要更高明一些，因为在这些国家/地区强劲增长时期，居民的贫富分化似乎并没有出现如此迅速扩大的倾向。不加限制的两极分化必然导致越来越尖锐的社会矛盾，到头来足以颠覆整个现代化过程，而这正是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惨痛教训。以为等经济增长了再解决社会发展问题不迟只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应该看到，中国如果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反而产生两极分化，一小部分人和个别地区的富裕和“现代化”对整个中国的全面现代化毫无意义。一小部分人富裕起来不但从来不是难事，事实上反而是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常态。在当今世界，无论穷国富国，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存在一小撮巨富者阶层，即使最贫穷、最落后、甚至民不聊生的国家，都存在一个富足、“体面”的上流社会，一个早就与“世界”接了轨的所谓“全球化”阶层。拉美国家更不乏高度发达的大城市，那里同样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灯红酒绿，满眼繁华，但正是这些国家却被当作了发展失败的典型。
社会发展领域中的拉美化倾向不是孤立的，它与经济发展模式直接相关。拉美国家从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起飞”到后来陷入“发展陷阱”，经济波动，社会不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加快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步伐，结果不但未能走上良性发展道路，反而激化了矛盾，几乎丧失了追赶发达国家的可能性。最近20 多年中国的经济状况与拉美国家非常不同，迄今还没有出现类似的颓势，但不能忘记，拉美国家也曾经有过令人自豪的高速增长时期，更重要的是，人们发现，中国改革走过的道路与拉美经历颇为相似，同样经历了全球化、外资引进、国企私有化、官员腐败、两极分化等过程，同样形成了严重依赖外资、外贸的经济结构。
以贸易占GDP 的比重衡量，中国经济的“外向型”程度不但高于其他大国，也大大超越了当年经济“起飞”时期甚至目前的东亚国家例如日本和韩国。依赖外资外贸带来一系列后果，例如，为了吸引外资，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相互展开激烈竞争，许多地方不仅给外商在土地、税收等方面提供过度优惠，而且降低环保要求，引进许多能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的项目，导致本土资源过度消耗，自然环境持续恶化。在“市场换技术”的战略指导下，中国变成了“世界加工厂”，变成了为世界资本的廉价打工者，成为国际分工的低端产业链条。市场换出去了，技术却没有换回来，不得不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进行竞争，即维持劳动力的低报酬和劳动者的低收入。日本有人预料，中国现在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在将来也不会改变，可以长期维持低工资。由于中国产业实现高新技术化还要很长时间，中国出口和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资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十分有限，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指标（人均电力消费量、恩格尔系数、婴儿死亡率等）与20 世纪60 年代的日本相似，中国与日本经济相比仍然有40 年的差距（张利军 郭敏，2005）。
这种发展模式增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脆弱性（长谷川庆太郎，2004；Gilboy，2004）。世界资本从中国市场上获取了超额利润，而中国的居民收入和社会财富增长速度远赶不上经济的增长速度。国内有人指出，在一定程度上，外资带来的是“虚假的繁荣”，因为人们能感受到繁荣的气氛，很多人却无法享受到繁荣的成果。中国自身的生产力水平与巨大的经济规模不相称，面临着“增长而不发展”的拉美困惑（高辉清，2005）。 

五、结语

常言道，“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或许也可以说，“成功是失败之母”。从经济增长上看，中国的改革发展可以说是成功的，甚至被认为创造了“奇迹”。但任何成功都有成本和代价。国外的很多评论指出了中国面临的挑战。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解决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尤其重视具有长远影响的重要问题，短时成功就可能成为长期发展失败的前奏。那样，社会领域的拉美化倾向将变成现实，愈演愈烈的两极分化必然导致社会冲突，这将粉碎中国的富民之梦[1]
，而如果不能改变目前的增长方式，沿着依附性发展轨道越走越远，很可能打破中国的强国之梦。如此的拉美化将陷中国于万劫不复之地，中国崛起将再次变成可望不可及的梦想。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为了跻身世界强国行列，中国需要着眼长远，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国家整体利益高于地方利益，长期可持续发展高于短时间的暴利。不然，依靠牺牲环境、资源、社会平等来追求经济增长，现实矛盾将越积越多，改革成本也会越来越高，最终成为全面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障碍。中国改革发展是否成功，取决于中国能不能真正坚持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历史上任何国家从未成就的事业。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只有做到这一点，才算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才算对人类做出了较大贡献。无论将来如何演变，中国的改革发展都将在世界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留下深刻印记。若干年后，“中国化”这个词也许会像“拉美化”一样四处被人引用，只不过，“中国化”可能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一是拉美化的亚洲翻版，代表了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又一个失败战略，成为各国避之惟恐不及的教训；另一个是独树一帜的中国发展模式，代表了发展中国家真正实现强国富民的成功之路，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有益的借鉴。两种前景的影响都将是巨大的—不但对中国，而且对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