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启蒙思潮存在极大的误区

问：对新文化运动的研究是您之后的一个研究重点，但是方法论上还是和前面研究一样，是通过对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具体人物，例如陈独秀、胡适等，来重新思考我们历史教科书中的既成认识。您关注较多的是其中的“激进主义”思潮问题，我们想知道您作为历史学家如何来评论这场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革命？

袁：思想和制度是互动的，观念变革是制度变革的开端。任何国家和地区要走向现代化，都必须经历推动观念变革的思想运动的洗礼。在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实现以前，这样的思想运动不会终结。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漫长过程是成功的典型。从甲午战败始，中国的启蒙运动屡扑屡起，就是这个过程的体现。新文化运动无非是这个至今尚未终结的启蒙运动的高峰。

近年来，出现了世界性的反启蒙思潮。思想、文化本来是多元的；作为对现代世界众多存在问题的批判，反启蒙思潮有警世作用，可以启迪人们反思，更好地注意解决环境和社会和谐发展等诸多问题。不过，这个思潮有很大的片面性。

例如，他们把由于认识不足招致的环境破坏等问题，说成是发展和现代化本身就应彻底否定，不承认经济发展和民主、自由、法治的社会环境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条件。人口不断膨胀，在不发达状态下，为了活命，连草根都啃光，谈什么环境保护？在专制制度下，一道圣旨可以导致把全国山林砍得七零八落，有谁敢于抗议，不砍你的脑袋已是莫大恩典，又有什么环境保护、消灭贫富差距？

又如，他们断言新文化运动反传统导致中国社会长期动荡不安。这首先没有弄清传统的性质。中国沿袭几千年的以三纲为基本框架的宗法专制制度不反行不行？至于非制度性的文化，新文化运动又何曾“全盘反传统”？文学艺术领域不但没有什么“全盘反传统”，还把一些长期被掩盖的瑰宝的尘土抹去，显露出璀璨夺目的本来面目。先秦诸子和佛学研究也空前繁荣。何况这不过是民间文化运动，自由讨论，自由选择，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倚仗，也没有出现“破四旧”一类荒唐行动。如此平和而且功勋卓著的新文化运动，有痛加讨伐的必要吗？

反激进主义是必要的。任何时候、任何地区都会有极端思潮，它在揭露社会弊端等方面可以发挥重大作用。但是，没有经过冷静审视，把激进主义的极端主张变为行动指南，往往招致巨大的灾难。正是启蒙运动提倡的自由、民主、法治、理性为消除这类灾难提供了思想和制度保证。反启蒙思潮反对的不是那些极端主张，它没有找到激进主义的真正体现者。在一个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笼统地反对启蒙，无疑是对历史全局的认识出了差错，从而混淆了是非。

制度才是国家盛衰的关健

问：您最近的研究有一个转向，就是对宪政问题的关注，例如您近两年在《战略与管理》上发表的《政治策略与民主宪政的历史经验》（2000年第6期），在《二十一世纪》上发表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贵开端———我看清末新政》（2001年2月号）。

袁：《民主宪政的历史经验》是1998年的旧作，是一篇六万多字的长文：《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的一部分。1997年，中国有两个大回归：一是香港回归；另一是全国人大批准经过重大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把罪行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当等三个基本原则完整地写在其中，是意义不亚于前者的向现代刑法回归，是向清末新政制定的《大清新刑律》的基本原则的回归。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有些法律学者在阐述这次修改刑法的意义时，居然认为这是现代刑法的三个基本原则第一次写入中国刑法。于是，我撰写了《刑法的变迁与20世纪中国文化的若干问题》，着重评述了清末新政时期的法律变革及其深远影响。以此为开端，20世纪中国的制度变革问题，成了我关注的焦点。

制度是国家盛衰的关键。革命、改良或改革都是制度变革的手段。过去研究近代中国，把手段之争作为叙事的中心，那是本末倒置。现代国家终归要实行宪政。保障公民自由和规范政府权力及其运作规则，是宪法的两大基本部分。法治、民主是宪政的工具。离开这些现代社会制度建设的基本问题，政治家或政客以及武人之间的搏斗，不管口号如何冠冕堂皇，不过是权力之争。因此，愚意以为总结中国宪政之路的经验教训，是研究近代中国的重要课题。

经济自由不是孤立的

问：您在清末新政一文中提出，新政的最大成就在于经济自由。

袁：严复在甲午战败后尖锐地作出一个论断：“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国家盛衰的关键是“自由不自由”；这也是中国和西方根本差别所在！一百多年过去了，挫折和成就都证明，严复的这些论断是无法反对的常识。说得郑重一点也可叫做：颠扑不破的真理！

从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清末新政到1937年，外国史学家誉之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尽管战乱仍频，还发生了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1912－1936年间，中国工业年均增长9.2％；而1894至1913年间，民间产业资本年均增长更高达15.08％。其中没有什么特别的奥秘，就是办企业原来要由政府层层批准，剥夺了公民的经济自由，改为鼓励民间办企业，手续越来越简便，把经济自由还给了公民。新政期间，经济自由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了，成了经济运作的正常制度。法律和文化教育制度也实现了千年未有的变革：废弃了传统的中华法系，引进了西方的大陆法系；废除了科举，建立了现代教育体系。政治体制改革也迈出了第一步：成立了作为国会和省议会基础的资政院和咨议局，并开始推行地方自治。辛亥革命后，在袁世凯统治时期，这个制度在延伸和完善，从而奠立了经济较快发展的制度基础。

当代中国人，从改革开放前后的变化同样会感受到，有没有经济自由究竟有什么不同。

当然，经济自由不是孤立的，它与法治是一体两面的，而法治又要有相应的政治体制的保障。说到底是“身贵自由”，现代公民必须是自由人。

问：您认为清末新政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袁：清末新政推动了中国社会前进，但大清帝国垮了，功亏一篑，没能保住自己的国号和皇位。原因可以举出不少。

例如，人们对这个政权贪污、腐败成风极为厌恶；满汉矛盾，死到临头，还为小集团的利益算计，弄出一个皇族内阁，为推翻这个政权提供更多口实；侵犯广大群众利益，违法把群众集股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而引发民众怒潮后，又对突发危机处理不当，竟然派兵镇压。如此等等，都是重要原因。

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制度改革当断不断，不愿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以反对贪污腐败来说，在市场经济的复杂环境下，没有以言论自由为基础的独立的舆论监督，没有以法治为后盾的公民权利的伸张，没有权力互相制约的制度设计，靠执政者自己净化自己，无论有多大决心，也只能治标不治本。又以对付突发危机来说，如果有正常的民主制度，以民众为敌的错误措施是不可能实行的。这些都牵涉到政治制度。原有的以统治子民为职志的官员和官府，如果观念不彻底转变，不会心甘情愿受民主和法治制度约束。

从1906年宣示预备立宪开始，走文明国家共同的议会民主之路，已是无可抗拒的趋势。1910年1月、6月，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连同各省商会、教育会及其他绅民代表两次发动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9、10月间，各省督抚纷纷电请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各地学生接连罢课；资政院也通过决议上奏，请速开国会。这些情况表明，经过近十年改革实践，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认识渐趋一致，政治制度改革迈大步的时机已经到了。可是，清政府虽然把原定十年的预备立宪年限缩短为五年，仍然扭捏作态，不肯在1911年立即召开国会，坚持要拖到1913年。改革时机，稍纵即逝。当断不断，并且一再激怒各种社会力量，通过体制内改革整合社会的机会白白流失，大清帝国的江山也就坍塌了。

建立和健全民主、法治，是根本而不是策略

问：您在《政治策略》一文中提出近代中国民主和法治的威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不守法的执政者，一个是不守法的反对派。

袁：没有多元力量牵制，任何人执政都可能滥用权力。有了良好和正常运作的法治和民主制度，独裁者也会在重重压力下就范。

袁世凯、段祺瑞是北洋政府时期执政时间最长的铁腕人物。他们干了不少违法勾当。当时是20世纪中国民间社会发育最好的时期，为什么没有迫使

他们走向民主、法治、共和之路？

翻检20世纪的革命文献，不难发现贯穿其中的主要是夺取政权的方法和策略，至于如何建立和健全民主、法治，切实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即使谈到，也是作为策略去考虑，服务于夺权这个根本目的。

在袁世凯执政时期，国民党是最大的反对党。可是，它先是为袁世凯打保票，说他是忠于民主共和制度的。孙中山转行做企业家，开出10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的支票。1913年，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指使人暗杀，多数舆论主张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凶手已经抓到，凶手与国务院有关官员的来往电信也已搜获并已公诸报端，传国务总理赵秉钧问话的传票已经发出……孙中山却决定举兵反抗，进行“二次革命”。结果给袁世凯抓住把柄，取消了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使他失去牵制力量，不但摆脱了被动的困境，而且顺利称帝。

在对付段祺瑞、徐世昌等人的时候，孙中山及其支持者选择的也是拉起一支队伍，占领一块地盘，用武力去“护法”。这些政治家不理解，武力不是任何时候都有用的。法治和民主的根基在强大的公民社会，在独立的舆论监督，以及善于运用和平斗争手段的反对党。这些观念不被广泛接受，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平稳发展是不可能的。

没有法治观念的教训是非常沉重的。

问：我们更关注的是您提出的“政治家的抉择可以深刻地影响历史的进程”命题。

袁：历史宿命论是错误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不应忽视人们抉择的重要作用。例如，五四爱国运动处理比较妥善，没有闹出后来多次出现的流血惨剧，这固然与民间社会力量比较强大、受到各方牵制息息相关，但也不能忽视当时的总统徐世昌处理政事比较稳健和宽容。他下台后没几年，段祺瑞执政，社会条件差不多，就闹出一个血染街头的三一八惨案。前面说过的清末不及时推进政治改革、“二次革命”，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就更大了。

还有一个流行甚广的观点：“历史不能假设”，我也不敢苟同。史家不能满足于记下一本流水账，应该总结经验教训，以史为鉴。这就不能不“假设”（探讨）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前提是史家应该比前人站得更高，把一切人和事都看作可以解剖的材料。匍匐在某些历史人物脚下山呼万岁，那是奴才心态，与现代公民的尊严格格不入，更与史家的职责水火不相容。

敢于正视现实的民族，应该坦然地承认自己有哪些不足，不把应该集中于如何学习的精力浪费在要不要学习的争辩中。一个伟大民族的自尊心应该显示在善于学习而又善于创造上。这里决定性因素也是制度。

———袁伟时《两次世纪之交大改革的若干交叉点》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成了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因为它是中国已经建立的现代文化学术和教育制度的产物。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兼容并包。西方现代文化与国粹，世间各种学术和思想文化流派，各种学问和艺术，自由介绍，自由探讨；激烈争辩，以理服人，拒绝暴力干预。新的学科，新的艺术，思想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如繁星在天，异采纷呈。这是思想解放的高峰，也是创造力高扬的年代，归根到底，这是向现代文化教育制度转型的辉煌里程碑。

———袁伟时《两次世纪之交大改革的若干交叉点》

自由的唯一边界是不得侵犯他人的自由。以国家或其他集体和尊长的名义压制和吞噬个人的自由，是中国极大的弊端，中世纪的西方同罹此病。这是古今之争，而非中西或东西之争。

———袁伟时《自由：观念、法律与制度审视》20世纪中国最大成就和最大的遗留问题之一，似乎首推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有个有趣的现象：这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很多“卖国贼”，政治家也以此互相攻讦，其中虽然有真有假，必须认真分辨；下半叶却难得一见。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不可能一夜飙升，决定性因素之一是经济。1912~1926年间，中央政府每年财政收支各在4~5亿之间，赤字通常是一亿多乃至两亿左右。为填补这个大缺口，15年举内债近8亿，外债约10亿。那时，几乎没有那一派政治力量不靠外国资助。吃了人家的嘴软。从清末至民国，他们答应给外国的利权，不知凡几。共产主义运动升起，亦用过俄国人的钱，这是众所周知的。到了本世纪下半叶，海峡两岸的经济日趋强大，情况就大为改观。不能轻视个体道德素养在历史关头的重要作用；但就整体状况而言，决定性的是经济。

———袁伟时《20世纪的启示》———书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