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倾包围中解救胡耀邦

　　在1941年延安整风时，叶剑英从重庆回到延安，胡耀邦当时在军委总政治部任组织部长。在整风运动中，胡耀邦参加总参谋部的审干工作，他并没有听信康生“特务如毛”的言论。叶剑英对他留下了良好印象。
   

1977年8月，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左起)在十一大会议上。

　　胡耀邦在1964年11月被中共中央派往陕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其时正值毛泽东发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胡耀邦到陕西后，与省委负责人研究后决定“三暂停”，捕人暂停，双开（开除党籍又开除公职）暂停，面上夺权暂停；后来他又提出简单粗暴、混淆是非的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暂停，打击投机倒把的群众性运动暂停，对9500多名“投机倒把分子”要进行复查。同时他狠抓工农业生产，主张放宽政策，搞活经济。
   
　　但是，胡耀邦受到了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某些高层的严厉批判，西北局从2月下旬起大会小会连续批判耀邦。

　　叶剑英得知胡耀邦被批判的消息后，在6月上旬偕同张宗逊、张爱萍上将乘坐军用专机到西安“视察军事工作”。
 
　　叶剑英与张宗逊、张爱萍到达西安后，在当晚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省政府的欢迎宴会上，即展开了交锋。张爱萍高声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会有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

　　胡耀邦后来听从叶剑英的建议，于6月11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发表了八条申辩的发言后，于6月18日向西北局请假回北京治病。6月20日，胡耀邦搭乘叶剑英的军用专机回京。
   
　　胡耀邦能够脱离左倾包围回到北京，真可说是死里逃生。他和叶剑英的关系自此也非常好。

赞赏胡耀邦的“隆中三策”

　　“四人帮”被粉碎后，叶剑英开始考虑如何治理濒于崩溃的国家。除自己与几位老帅频频晤谈，他把邓小平接到自己的住处商讨，他还让儿子叶选宁到胡耀邦家去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当时提出了“隆中三策”，即停止批邓；处理冤案；狠抓生产。

　　叶剑英知道这“隆中三策”后，深以为是。但当时，华国锋正热衷于“继承遗志”、搞“两个凡是”，胡耀邦的话他们不可能听得进去。于是，叶剑英先是劝华国锋及早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以“停止批邓”，同时他竭力向华国锋等人推荐胡耀邦出来工作。

　　可是胡耀邦认为，“两个凡是”盛行，此时无法工作。叶剑英于1977年2月劝导胡耀邦：“你还是出来工作好，也是帮助我嘛！太重要的部门，他们不放心你去，中央党校要恢复，想让你当常务副校长。”叶剑英还说，“我看也好，党校远在西郊，是非少点。凭你的智慧和才干，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
   
　　果然，胡耀邦从1977年3月到中央党校后，就只揭批“四人帮”，不搞“批邓”。同时指导几位教师写出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时在《人民日报》发表）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1977年l1月27日《人民日报》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在全国形成平反冤假错案的舆论；创办中央党校内部五日刊《理论动态》；并提出要以实践为标准总结文革。对胡耀邦的这些举措，叶剑英要他大胆地放手干。

“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

　　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精心指导几位教师撰写的两篇平反冤假错案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很多人上书、上访中共中央。1977年11月，叶剑英提出要解决中组部的问题。他说，喊冤上访的人这么多，要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啊！经过商议，华国锋、邓小平等都同意胡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于12月10日发出正式文件。
   
　　胡耀邦到中组部后，主持重新调查和审理薄一波等61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等重大案件，不仅解决十年文革中的各种冤假错案，还把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以至中共建政以前的大量冤假错案都加以平反昭雪。
   
　　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增选胡耀邦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6年，89岁的叶剑英去世。胡耀邦在1987年下台，对于自己的下台，胡耀邦在1987年说：“当时叶帅不在了，老帅讲一句，可能就不是那个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