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当电影《霸王别姬》公映受到热烈欢迎时，该片导演陈凯歌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这么一段话，原话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大意是说，文革其实是一场人性的选择，是选择公理还是选择自私，可惜的是大部分人都选择了自私。陈凯歌自己也是选择了自私，关于他和他父亲之间的恩怨他已经做了公开的说明，且不论陈凯歌此人究竟何属，但是，他对文革的这段反思还是比较切中要害的，特别是他撰写的《少年凯歌》内中颇有些哲理，值得一看。
事实上，这场人性选择的浩劫中每一个人对要面临考验，这就像当年有些党内领导人说的那样：“老革命遇见了新问题。”或许还不是新问题，而是老问题换了新面貌而已。那些经历了硝烟战火、白色恐怖的中共党人在敌人的屠刀面前没有低下自己的头颅，没有出卖自己的同志和战友，然而，就在这次空前的民族劫难中，他们都有了各自不同的变化，而有些变化甚至比较惊人，原文化部党组书记、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钱俊瑞履历：
钱俊瑞(1908-1985) 江苏无锡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青年时代思想追求进步。1929年参加陈翰笙领导的农民经济调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1931年加入左翼文化总同盟，任宣传委员。1933年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理事。后转入苏联塔斯社上海分社工作。1934年参与创办《中国农村》及《中华日报》增刊《中国经济情报周刊》，从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文委委托领导上述刊物及读书会等进步活动。1936年后并任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中共党团书记，积极领导上海抗日救亡的宣传组织工作。同年9月，作为中国人民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和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扩大会议。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武汉创办战时书报供应所，后应李宗仁之邀主持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积极进行团结抗战的宣传。1940年到苏北抗日根据地任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部长。1941年任中共中央华中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参与领导发展华中解放区革命文化艺术事业，参加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解放战争初期被党中央派到北平，参加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任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兼总编辑，并创办《解放》三日刊。曾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后被营救释放。1949年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中共党组书记、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劳动就业委员会副主任、中苏友好协会秘书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兼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兼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等职。被选为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二、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诬陷和迫害，1979年后党中央予以平反。1985年6月2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他从事世界经济的调查研究和教学，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著有《世界经济与世界经济学》、《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等书，主编有《世界经济概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纵横谈》和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经济》卷。
2、钱俊瑞在文革中出卖李一氓
我们从钱俊瑞的履历中看到这样一段说明“曾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后被营救释放。”这说明钱俊瑞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骨头还是很硬的。然而，这种硬骨头在文革中没有得到良好的坚持，他在专案组的逼供下诬陷了李一氓，关于这一点史料中有明确的记载。
皖南事变发生后，钱俊瑞、李一氓、余立金和大队伍走散。文革中，余立金专案组调查此事，身为当事人的钱俊瑞诬陷李一氓、余立金被国民党抓了去，还叛变了。于是，就根据钱俊瑞的这一口供，李一氓等人先后锒铛入狱，余立金就此被戴上“叛徒”的帽子。（详见《模糊的荧屏－李一氓回忆录》，该书279页）
李一氓对这件事极为不满，他说：“我只是想到被钱俊瑞这种人攀诬，无缘无故受这场灾难，实在不值得。”（《李一氓回忆录》281页）多年以后，钱俊瑞就此事向李一氓作出解释，说是当初红卫兵威逼过甚，不得已为之。（285页）事实上，在1941年1月25日的潜口之夜中，当事人只有钱俊瑞和余立金，李一氓并不在场，钱俊瑞说李一氓叛变实际连亲见的资格都没有，钱俊瑞诬陷余立金、李一氓并没有得到什么具体的好处，后来释放三个人时，钱俊瑞居然释放的最晚。
3、章乃器拒绝诬陷钱俊瑞
钱俊瑞在敌人的监狱里还保持着党员的气节，而到了文革专案组面前则失去了应有的原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作为多年的共产党员的钱俊瑞在这一点上的所作所为连我们当初曾经“讥讽”的所谓的“红色资产阶级”的民主人士都不如。
章乃器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也是著名的“右派”头子，这样一个被毛泽东点了名并且歪曲了人家的说话的本意的民主人士在文革中当专案组要他写出证明材料证明张劲夫是叛徒时，章乃器勃然大怒，还同专案组人员据理力争。而大家都知道章乃器素来和钱俊瑞不和，所以，专案组威逼章乃器要章证明钱俊瑞是特务，章乃器说：“过去救国会时我确实和他（钱俊瑞）有过不同意见，但我不能无中生有的陷害人家。”（参见章立凡《章乃器在1957》，载《六月雪》241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
章乃器在他的《七十自述》中深沉的写道：“我是永远不反党的，我要使那些诽谤的流言彻底破产。”章乃器尽管没有活到自己政治生命云开风定的那一天，但是，历史已经给他作出证明，他不但不是一个反党分子，而且还是中共难得的诤友。他在文革中的铁骨铮铮足以令钱俊瑞这些党内领导干部汗颜无地。
4、结束语
钱俊瑞攀诬李一氓一事不过是文革暴政的冰山一角，钱俊瑞能够在国民党的监狱中保持应有的气节却抵御不了专案组的凌逼，由此可见文革中的黑暗已经超过一般意义上的暴行。
原广州军区参谋长陶汉章将军回忆说：“文化大革命对人的折磨和法西斯集中营差不多。”对于陶汉章的这一评价，很多人都深有同感。原江苏省省长惠浴宇说过：“我和刘老（刘顺元）都坐过国民党的监牢。他们算是狠毒的了，也没有像这几年，连放风和家属探视都不让。”（《刘顺元传》426页）刘顺元自己说：“我做过国民党三次监牢，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要自杀。这次却不想再活下去，以至于积聚了60颗安眠药，这完全是逼出来的呀。”（《刘顺元传》396页）
文革中，我们嘲讽人家苏联暴行遍于天下，实则我们自己每天都在酿造新的悲剧。陶汉章所说的这种法西斯暴行究竟是谁同意端出来呢？是毛泽东吗？
可毛泽东自己没有承认过，他在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来信申诉中批示道：“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后人读史到此莫不以为毛泽东实在难得的英明，然而，我们不禁要问问既然这种方式被毛泽东称之为法西斯式的，那么何以到了公元1972年，文革进行了6年之多，毛泽东才知道呢？究竟是什么人敢如此大胆的一直在六年中蒙蔽最高当局，欺瞒一个被吹捧为“四个伟大”的毛泽东呢？
对于毛泽东的这一著名批示，李一氓自有他的看法，他在回忆录的第284页上用了这么一个耐人寻味的词句：“刘建章夫人刘淑清同志把监狱的情形写了一封信，通过王海蓉递到了毛主席手里，毛主席看了居然无所顾虑的批示······。”这里，李一氓用了一个“无所顾虑”。接着后面，李一氓又说到：“毛主席批示说这种法西斯的方式是谁人规定的，我自然更无法知道是谁人规定的，可是至今也没有人出来承认是他规定的。当然我也不能随便猜想是谁人规定的，大概只有将来搞毛著注释的同志会有名有姓的指出这是谁人规定的了。”（《李一氓回忆录》285页）
李一氓不无沉痛的说：“一些经过长征有40多年党龄的干部，党听信半句谣言就把他当成反革命抓起来，而且在事情弄清楚以后，还一直关在那里不理，党对于党自己这样的成员都没有底了。”（285页）李一氓这里的“党”显然不是代指中国共产党，而不过是为尊者讳免于指名道姓的称呼毛泽东罢了。
在这场打着“防止修正主义”的漂亮的旗号下发动的骇人听闻、罄竹难书的残暴的文革运动中，有着成千上万的人遭到诬陷、诬告进而被迫害致死、致残，很多家庭一时纷纷解体，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十分罕见的伦常巨变！毛泽东自己曾经提出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在运动中尽管一再遭到标榜，但是，实际结果是“一个也杀，大部都抓”。
这里我们有必要对毛泽东的这句肃反原则做一个澄清，毛泽东这里说的“一个不杀”大抵指的是不公开处决，实际上我们从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的悲惨的一幕中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因此逼疯、逼傻逼得神经失常，这种景况不知道和公开处决到底在性质上有什么区别？这还不包括那些因此而轻生的同志，那么自杀算不算“杀”呢？至于“大部不抓”更是一句空话。如果说审干时这个原则多少还因为时代的背景起到点作用，而文革中则基本废弃无用，最多停留在毛泽东的口头上而已。因为大量的资料已经证实文革残暴的逼供信导致大量的无辜干部群众死于非命，上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下到普通百姓，全阶层的如此受到大规模的迫害的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刘顺元说过：“共产党如果变了质，就会变成法西斯党。”（《刘顺元传》426页）文革以反对所谓的“修正主义”来挽救本来不存在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变色”问题，而最后大家迎来的是什么呢？是十年的动荡，是十年的逼供信，是十年的封建株连，是十年中的两大特权集团高高在上的权力私斗（林彪、江青两大特权集团就是在文革的所谓“反特权”的口号中诞生的）。因此，刘顺元的这句话不但指出了文革的实质也等于警告了那些试图复辟文革的余孽们的企图。这种振聋发聩的声音可惜在那个年头中太微不足道了。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对于抢救运动扩大化伤及无辜还说：“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灰锰氧放多了，把你们妖嫩的皮肤烫伤了。”虽说这句话轻松幽默的调门并不可能因此真正的让惨遭荼毒的干部群众因此而忘却生理、心理上的创痛，不过，好歹还算是有了这么一句话放在这里，而文革中毛泽东就连这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刘顺元的声音又怎么能够上达天听呢？
钱俊瑞一案表面上看钱俊瑞本人心灵上卑污的一面的暴露，实际上则是那个时代的直接映射。如果我们仅仅就此事来单纯的谴责钱俊瑞的“软骨头”，那么我们可以吸取的经验和营养实在太少，而只有把这种个人的卑污的暴露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中进行考核才能得出真正意义上的教训。通过对这样教训的认知，我们才会有可能避免这种悲剧、丑剧、闹剧的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