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不公”的分析
中国的“一些教授”在美国当了多年保姆的新闻在我国炒得沸沸扬扬。记得二十多年前我们宣传美国如何浪费人才，依据之一就是有的“教授”找不到工作，只有去开出租车。今天此类议论又起，只不过对象发生了变化，成了为在美国当了多年保姆的中国“教授”鸣不平。问问当事人为什么？为了生存，但也觉得很没有脸面。就是如此，也不回国，为什么？国人却认为此类事不正常，涉及到这方面的报道大部分用一种不可思议的口气：清华大学高材生当门卫、北大毕业生卖肉、大学毕业生成了修脚工、全国冠军当搓澡工等等。我们一方面叫“劳动光荣”、“不分贵贱”，可另一方面又为教授当保姆，名校毕业生守门卖肉修脚鸣不平！这样，当事者会觉得很冤屈，必怨恨这个社会的不公，如此，这些“人才”不“怨天尤人”才怪？！
中国特别关注公平，平等问题，这是有文化传统的。我的文字《凭什么你开宝马我拉板车》中，一位小学生也提出了“这个社会为什么如此不公”的问题。“仇富”、“仇贫”、“仇腐”的议论大都与此有关。但公平、平等从来只是相对的，任何国家都不敢夸口说自己存在绝对的公平、平等，“世界本无绝对的公平、平等，那里有？天国有！”
首先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现实社会的确存在不公问题。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社会的这种不平等是正常的。中国也有学者认为适度的“贫富差距”，对社会的进步是有好处的。宗教也不回避这一问题：“上帝的神意已毫无例外地替每个人安排了一个职业，人必须各事其业，辛勤劳作”，“现世财富分配不均本是神意天命”。
在美国社会，这一基本事实没人否定，认为任何社会都有一个社会分层问题，都存在一个社会地位的认同问题。过去我们叫“阶级”，现在国人也基本认可了“阶层”概念。教授与保姆，不属于同一个阶层，其社会地位太悬殊了，所以人们才为中国的教授在美国当保姆愤愤不平，在美国本土“声望等级”分布中，教授排在第二位，第一位是内科医生，第三位是法官；而佣人排在倒数第四位，之后有垃圾清运工、看门人、擦鞋的。这些“声望等级”的评定，依据的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社会分层三个关键维度进行的。这些维度一是财富和收入（经济地位），二是权力（政治地位），三是声望（社会地位）。
几十年来，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认为，社会的不公，本身是不正常的，“不分贵贱”，“人人都是主人”，不但起点应公平，应平等，结果也应公平、平等。可现实社会，任何国家都不敢夸口说自己存在绝对的公平，提出“人生而平等”的卢梭将平等分为自然的不平等与政治的不平等，认为前者是无法改变的，如人的年龄，体力，智力，美貌等，后者却是可以改变的，如伦理，政治制度，法律等。现代社会学理论，有学者提出了“量的不平等”，“质的平等”概念。“把'量的或经济的不平等’同'质的不平等’区别开来，前者可能是消除不了的，后者也许是可以消除的；倘若'质的不平等’被消除，那么，'量的不平等’就失去了锋芒”。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贫困应该被理解为权利的缺乏、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哈耶尔也说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物质的平等不仅不同，而且还彼此冲突；我们只能实现其中一种平等，而决不能同时兼得二者”。
但可以肯定的是开放社会、民主国家，更看重机会的平等，十分关注人们之间的权利平等，反对人为的歧视，国民向上流动的机会更多。法国大革命时期流行一句话：“前程向人才开放”！社会，一般分“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开放社会’，仍存在不平等的社会位置，不过这些位置将主要按功绩大小来填补，地位也是直接通过个人的努力就可能获得，依赖的是自致性身份地位。而'封闭社会’是一个完全的能人主导的社会，它使得社会分层体制僵化与恶化，人在社会上的位置更依赖的是先赋性身份地位“。
社会流动分代际流动与代内流动，向上流动与向下流动。开放社会，代际流动十分普遍，国民向上流动的机会更多。向上流动机会，教育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出身社会低层的克林顿如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成为律师，当选总统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国的“教授”当保姆与美国的“教授”开出租车，却是向下流动的事例。
当前有一个争论的问题：在一个有些人钱那么多，生活那么好，而另一些人却这么穷的国家里，社会正义与“真正平等”是否能并存？在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认为这是不能并存的，这是社会的不公，是“旧社会”才有的；在美国这些观点得不到什么支持：“'美国梦’并不是指每个人应拥有同样数量的物质财富，而是指一切人都应能希望，渴望和努力改善他们的命运，特别是他们小孩的机遇（既代际流动）。因此，不论一个人目前经济状况如何，他应能设想事情会好起来，而且艰苦工作和敢冒风险将会得到回报”。美国主流意识形态，认为经济上的不平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人人机会均等，起始条件相同。在美国，救济穷人使其获得机会均等，常常是通过保证个人不因偏见或贫困而处于不利地位来实现的。
为什么美国对此不平等之事视为正常，人们虽有议论，但不会怨天尤人？因为他们认为贫穷是因为努力不够，努力了，仍未改变，也只是认为自己运气不好，往往会从自身找原因。中国可不行，“怨天尤人”乃是常态，为什么？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仍是“封闭社会”，缺乏使国民，特别是处于下层的国民向上流动的机会太少，代际流动的可能性也不大，机会均等的条件仍不具备，所以有人愤愤，怨恨我们的社会不公：“社会不给我机会，假如给了，我没抓住，是我个人的原因，只能说明自己的无能，或运气不佳，可我没有机会！”可见，“没机会”成了国人提出“社会不公”的根本原因。
美国成功的因素之一是“迁徙”，通过有序的流动，找到更多的机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得到合理的配置。社会提供均等的机会，就业上的歧视，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美国流动十分频繁，角色转换十分正常，人们习以为常，今天是总统，明天就去当农场主；今天是企业家，明天又当起了副总统，任期内为官，届满为民，下台后，又回到原来的位置干起老本行。中国能做到吗？一任为官，终身为官，因只会为官，好在老了也不怕：“不进政协进人大”。
我们在提法上也有问题，什么叫“淘汰”，在市场经济，人才是在流动状态下实现合理的配置，市场规律，高层人士也一样会遇“炒鱿鱼”，如亚柯卡被福特解聘。但这只有社会流动的一个环节，这些人，有可能还会向上流动，如亚柯卡；向下流动也是正常的，教授，在竞争激烈的人才市场上，要保住职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特别是在美国，你面对的是全世界的人才与你竞争。人不能因失去一个职位就了结自己的性命，生活还得继续，所以总得找到吃饭活命的工作，找到适合你的新位置，“怨天尤人”无济于事，只有调整心态，重新定位。
我想，当今的中国更应将关注的目光从“教授”为美国人当保姆、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当门卫、北大毕业生去卖肉、全国冠军当搓澡工等等转移到努力构建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为国人，特别是为处于底层的国人提供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过有我国有科举制，现在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更应引起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