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动言论”能否享有言论自由？

沈敏特

标题是我提出的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我非常狡滑地设置的一个“陷阱”。如果您不假思索地回答：“反动言论哪能给言论自由呢！”恕我直言，您立刻掉入了“陷阱”――――这“陷阱”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请问，您如何判定一个还没有出笼的话，是反动言论，使您能事先就剥夺他的言论自由？”我想，除非您能大言不惭地宣布自己是“洞察一切”的神仙，尚未出笼就能判定言论反动。否则，您只能掉入无法自圆其说的“陷阱”。

我有意设置这个“陷阱”全无恶意，仅仅是为了提醒人们一个非常常识的常识：一个言论（这里指的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言论，而非狂喊乱轰的漫骂）在没有公诸于世之前，无法判定其是进步还是反动。为了追求真理，唯一的办法是让它放出来，在阳光下，让大家来思索、来辨别，才有可能认识它的本质。我想，这就是大家说了无数次却又至今难以彻底兑现的言论自由，也就是毛泽东他老人家自己绝不实行的至理名言：百家争鸣；以及由此而来的世界通用法规：不准以言治罪。

循此要引出的一个相关的常识：一个言论放出来了，大家也着意思索了、努力辨别了，却常常仍然看不清本质；尤其是那些当时看来有点另类，或为当时的多数所不能认可的言论，常常需要一个或长或短的历史过程，才能成为大家心悦诚服的真理，或成为大家痛心疾首的谬说。在这个过程中，最最的大忌是有“权威”出来当“真理裁判”，用一锤定音的方式作出是与非的结论，然后大家响应号召，一轰而起地“热烈颂扬”或“口诛笔伐”；所以称之为“大忌”，是因为对此要付出巨大的，包括鲜血和生命的民族的代价。

永该铭记的突出例证之一是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若不是毛泽东迅速判定为“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若不是一涌而上的大批判，人口增值至少可以减去三亿；而由此带来的人口压力也许要延续承受一个世纪以上。如今每日每时要面对的物资供应、就业安排、教育普及、医药保障等等，无不和人口压力相关。

永该铭记的又一个突出例证是张志新对于文革置疑的言论。若不是有关领导判定为“恶毒攻击文革的现行反革命言论”，若不是当时盛行的以言治罪的“条例”，造成割喉枪决张志新的旷世悲剧，而是每个中国人享有言论自由，使上与下的关系不是号召和响应的关系，而是共同决策的关系；不是“最高指示”和“紧跟照办”的关系，而是被监督和监督的关系，那么，这样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十年浩劫造成的影响，如文化断裂，道德缺失，以及专制主义的种种惯性，至今还在艰难消除的过程之中。

可见，一种言论是进步还是反动，不是靠权威来定性的。它需要历史实践的检验。应该说，这三十年来，中国人的最伟大的精神成果是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这个精神成果，一切其他成果都无从谈起。其中的关键词是两个：一是实践，排除任何权威；二是唯一，排除其他标准。于是，我们懂了马寅初的言论，懂了张志新的言论，懂了和他们的言论相反的言论是什么言论；更懂了如何依靠言论自由，去实现中国人民对真理的追求，去保护中华民族安全、健康的进步与发展；绕过我们曾经走过的路――――点滴的进步也要付出巨大沉重、鲜血淋漓的代价。

最后还要点明一事：恰是反对马寅初、张志新的言论的言论，曾经享有了最大的言论自由；而按言论自由的原则，我们今天仍应给予这样的言论以言论自由。只有一种声音，真理是不能认识和发展的。一切言论在言论的层面上（而不是付诸行动和实施），都享有自由表述和发表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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