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把今天的苦难告诉后人”

                    ——林昭生前好友张元勋的回忆（节选）

[张元勋是林昭生前好友，1957年时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当年春天中共号召各界帮助党整风，张元勋与人合作写了大字报《是时候了》，并为他主编的学生刊物《广场》撰写了《发刊词》等文章，推动了北大学生的鸣放热潮。为此被划为极右分子，同年12月被捕，判处八年徒刑。1965年刑满后继续留在农场管制劳动。1966年他利用探亲假的机会，来到上海，与林昭母亲许宪民一起去提篮桥监狱探望在那里服刑的林昭。1979年张元勋平反后被安排在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以后升为教授。

1999年张元勋写了长篇回忆文章《北大往事和林昭之死》，在报刊发表并收入纪念林昭的专集。文章生动地记述了林昭当年对毫无诚信的反右运动的强烈批评，记述了他们在非常情况下对时局的看法和相互交往，尤其是在探监时最后一次沉重、悲痛的谈话以及林昭被害的惨烈情况。全文浸透了受难者们的血泪，读来令人无比悲愤、感慨、以至潸然泪下。现在转贴文章的最后一部分，题目是转贴者所加。]

···我决定到狱中探望林昭，抱着一种莫大的、奢望般的希望去看她，那希望的内涵似乎只有一点：开导她从“顽抗”中退下，争取避开危险，保住自己。但这奢望真是太奢望了，后来的事证明了这一点。彭令范打电话，询问监狱当局他们确定的接见日期，对方说：定在6号。

似乎是走向一个节日，又似乎是一次约会，6日上午八时，我与许先生一起到监狱传达室，值班人员便向里面打电话，我们马上获准“进去”。二门内的一间办公室里，先由监狱长段某与我谈话（三十年后才知道他是副职），他很严肃地说：“允许你与林昭见面是我们经过研究的一次特殊照顾，我们希望能使林昭得到感化而翻然悔悟，监狱你是知道的，你如果做出不符合我们要求的行为，其结果你是清楚的。”我点头唯唯。在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只要能见到林昭，什么样的委曲求全都可接受。因为我深知：朝令夕改、出尔反尔，是他们的惯计，诺言与谎言在他们那儿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他又说：“经过研究，这次接见定为两次：今天和明天两个上午。”

他的话极简要，然后就引导我们向狱内走去。来到一个大院，高大黑色的铁门迎面而立，视之弥高，这便是真正的牢房的总外门了。铁门是南向的，其东侧就是接见室。段副狱长把我们带到室内，又引进内室，但见西窗下放着长椅及一张条案，案子这边摆着大约十余排长椅，真像一个“会议室”。案子的南端是一个高出地面约五十公分、设有两级台阶的木制“讲坛”，其上摆着犹如大学课堂上的“讲台”，又像是商店里的柜台，其后也放着长椅。走进此处，段副狱长让我坐在西窗下的长椅上，他坐在我的右侧，许先生坐在条案一端的单人木椅上。

少时，脚步声自外室响起，进来的是三位衣着警服的男子，段副狱长介绍：他们是狱内的管教干部，其中一位是直管林昭的队长，语罢告辞而去。他们列坐在我的两侧。少时，又闻脚步声，进来的是四位便装年轻女郎，她们登上“讲坛”，在那“柜台”后面的长椅上并肩坐定，一齐望着我。她们的任务是什么，我怀疑是翻译或录音员。不久，又闻脚步声，一列佩手枪的武装部队鱼贯而入，大约有二十人左右，列坐在那一排排的长椅上，都极严肃，昂首挺胸，一齐望着我，可谓睽睽相觑！于是，这一间空荡荡的接见室顿时“人满为患”，气氛也一下子紧张起来。看起来，这真是一次极不寻常的“接见”！确如段副狱长所说“这是经过研究的一次特殊”的举措！他们如临大敌，既做了技术上的安排，又做了弹压的准备，由此，可以推论林昭在上海狱中真可算是“头号要犯”了。

　　接见室内人已满，惟有我对面的长椅依然空着，是虚席以待。

　　终于又闻脚步声自外室响起。我的神经突然紧张，一下子达到了极致：我意识到与我阔别九载、历尽苦难的林昭即将出现在我的面前！

　　林昭终于走进接见室。她的脸色失血般的苍白与瘦削，窄窄的鼻梁及两侧的双颊上那稀稀的、淡淡的几点雀斑使我忆起她那花迎朝日般的当年。长发披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覆盖着可抵腰间，看来有一半已是白发。披着一件旧夹上衣（一件小翻领的外套，已破旧不堪了），围着一条“长裙”，据说本是一条白色的床单。脚上，一双极旧的有襻儿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头上顶着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的一个手掌大的“冤”字。这个字，向着青天，可谓“冤气冲天”。

　　她站在门内一步，向我嫣然一笑。整个室内三十双眼睛都一齐注视着。我无法猜测此时此刻他们都想了些什么，是不是都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还是想到人世间有大悲怆、大无畏、大欢喜、大冤枉？整个室内无论是带枪的武士还是不带枪的狱警，以及那便装俊美的女郎，都被这一笑的嫣然而惊诧着、困惑着，甚至是震撼着。后来，他们告诉我：在他们的记忆里从未见过林昭的如此一笑，这实在是她这八九年来在这黑暗、阴冷、与世隔绝的非人世界里的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展现的迷人的、永恒的美丽与春色。使我又依稀地看到那两条粗粗的短辫子以及飞飘着的白绢蝴蝶结的昔日风采。

　　我从座椅上站了起来，似乎也有微笑，静静地看着林昭缓缓地走向那个虚席。她捧着一个旧布包，一大卷卫生纸。一位身着医生白大褂、内着警服的女警医一直在搀扶着她，她们的身后，是一位佩枪的警士。

　　林昭就坐在我的对面，隔着那个案子，那位文雅的女警医与佩枪的警士坐在她的两侧，与我则是“面面相觑”。

“开场白”是坐在我身边的一位管教干部向林昭发出的警告：“林昭，今天张元勋来与你接见，这是政府对你们的关怀，希望你通过这次接见受到教育，以便加速自己的认罪与改造。……”

“乏味之至！”其语未休便被林昭的话打断，但那位“管教干部”并未发怒，甚至尴尬地望着我，向我说：“这是常事。”林昭视其言为“老生常谈”而不屑一顾，抬手指向周围，问我：“这些人，你们那里叫做什么？”我未敢回答，不知怎样措词才不会激怒周围的那些监管者。我此刻最怕的是中途被他们停止这次接见。这个心理很快便被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干部察觉了，他很客气地对我说：“不要紧，怎么说都不要紧。林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所以，她的话也从来没有比今天更客气的了。我们已经听惯了，不要紧。”既然如此，我明白了，乃答：“队长。”

林昭颇感兴趣地说：“一样的，一样的！我们这里还叫'政府’，与他们说话，要先喊'报告政府！’在北大跟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学现代汉语，还没听见朱先生说过人变成了'政府’。在这里谬误已是习惯。”然后高声说：“这帮东西怎么能是政府呢？我怎么能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呢？”

我尽量做出一副毫无表情的神态，故意把话题引开，说：“平常把自己打扮一下，把头发梳起来。”“打扮？打扮什么？女为悦己者容！”稍停，她问：“什么时候来到上海的？”我答：“五四！”又问：“家里都好吗？”我答：“都好。都非常惦记你、挂念你。都希望你好好改造、平安出狱。”

她打断了我的话，高声说：“出狱？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他们早就告诉我：要枪毙我！这已是早晚的事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们可以唆使一群女流氓、娼妓一齐来打我，故意把我调到'大号’里去与这些社会渣滓同室而居，每天每晚都要在他们（以手指周围）的主使下开会对我斗争，开始这群泼妇也瞎三话四地讲一些无知而下流的语言，可笑的是她们竟连我是什么犯人都一点也不知道，骂我'不要脸’，真是可笑！她们这帮东西！她们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他们竟然还知道'要脸’！她们理屈词穷，气急败坏，于是对我一齐动手，群起而攻之。”

可以想像，这样的“斗争会”就是对林昭的肉体的摧残，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酷刑。解放后虽然标榜“废除狱内体罚”，而许多地方仍采用开“斗争会”的方式鼓动犯人打犯人，依然进行着这类人身的折磨，其残忍野蛮的程度真可谓骇人听闻。那些女犯为了“立功”，斗争林昭乃是她们“积极靠拢政府，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立功”良机，所以对林昭越是殴打得凶狠与残忍，就越算是“积极改造”、“靠拢政府”，“立功”也就越大。在这样的诱导与唆使下，林昭几乎天天都在群妇的撕、掐、踢、打的非人虐待中煎熬着。她说：“我怎么能抵挡得了这一群泼妇的又撕、又打、又掐、又踢，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疯狂摧残呢？每天几乎都要有一次这样的摧残，每次起码要两个小时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脸被抓破，满身疼痛，衣服、裤子都被撕破了，纽扣撕掉，有时甚至唆使这些泼妇扒掉我的衣服，叫做'脱胎换骨’。那些家伙（她指着周围）在一旁看热闹。可见他们是多么无耻，内心是多么肮脏！头发也被一绺一绺地揪了下来！”

说到这里，林昭举手取下头上的“冤”字顶巾，用手指把长发分理给我看：在那半是白发的根部，她所指之处，乃见大者如枣，小者如蚕豆般的头发揪掉后的光秃头皮。她又说，“因为知道你要来接见，怕打伤了我无法出来见人，故这几天斗争会没有开，我也被调到一个'单号’里单独关押，其实就是让我养伤，以掩盖狱内无法无天的暴行。但，头发揪掉了，伤痕犹在！衣服也是他们撕的，你看！”

她披着的衣服里面是一件极旧的衬衣，已经没有扣子，仔细看去，才发现是针线缝死了的无法脱下。她又说，“这是一帮禽兽！”指着周围：“他们想强奸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缝起来！”我发现：她的衣服与裤子都是缝在一起的。她说：“大小便则撕开，完了再缝，无非妹妹每月都给我送线来。”

她边说边咳嗽，不时地撕下一块一块的卫生纸，把带血的唾液吐在纸上，团作纸团扔在脚边。“但他们还不解恨，还要给我戴上手铐，有时还是'背铐’。”稍停问我，“你知道什么叫'背铐’吧？”我点了点头。一直还极力故作“静而不怒”的那些管教干部此时也无法再故作下去了，向我说：“她胡说！她神经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这些话！”

“神经不正常？”——林昭抢白说，“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法律上予以定罪？你们定我'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

　　我沉默着不敢发言，便插嘴说：“不要说这些了，说些别的。”“不要紧！”林昭又抢白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几个月前妈妈接见时告诉我你想来看我，问我行不行？问我行不行有什么用？我告诉妈妈你问他们去！总算走运，他们同意了，许多天以前也通知了我，我盼着你来，就是想告诉你前面的这些话，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历史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稍停，她又说，“妈妈年迈无能，妹妹弟弟皆不能独立，还望多多关怀、体恤与扶掖！”语未毕而泪如雨下，痛哭失声，悲咽不止，以至无法再说下去。

　　许宪民先生尽量保持着一副安详的神态，这时，说了这天接见中的第一句也是惟一的一句话：“不要哭，张元勋这么远来看你，你这么一哭，他不也会哭起来了吗？”“他不会哭！”林昭立即从悲咽中平静下来，又说，“他是男的，不会哭！”

　　后来（接见结束，林昭离去之后），那位管教干部告诉我：在他们的记忆里也从未见过林昭的如此一哭。这实在是八九年来在这黑暗、阴冷、与世隔绝的非人世界里，她第一次宣泄了自己的悲痛。

冷静下来，我向她说：“给你带来一点东西，都是食品，监狱里最需要吃的东西！”她才注视那个放在案子上面的大提包，那是我昨天从淮海路的食品店里买来的。其中，有三个品类的蛋糕，八市斤的听装奶粉，印着美丽图案的听装大白兔奶糖，以及香蕉、橘子、苹果。于是，按照监狱的规矩，我把那个大提包推到坐在我身旁的管教干部面前。他一件一件地取出，放到案子上，然后一包一包地打开，听装奶粉与听装大白兔奶糖本是原装商品，也一一撕破密封，撬开盒盖，并用铁钎子向奶粉中上下刺入，凡十几次。检查完毕，我把这堆东西推到林昭的面前，她笑了，拿起一块蛋糕递给我，说：“你送来的这些东西，现在是我的了，我请你吃。”我拒绝了，我希望的是多留一点给她。我说：“你吃吧，我在外边随时可以去买。”她说：“也好，”于是咬了一口，她忽然向身边的那位女警医严肃地说：“倒一杯水！”女警医向室外只一挥手，立即就有一个年轻狱警送进来一把暖瓶和一个茶杯，女警医把杯中倒满开水递给林昭，于是她便边饮边吃，显得非常自得。

我说：“今天我们在这儿相会，可谓之'篮桥会’吧。”（我国古代有“蓝桥会”的故事，描述的是裴航与云英的爱情，他们约会于“蓝桥驿”。而“提篮桥”与“蓝桥驿”以“篮桥”与“蓝桥”同音而巧合。）林昭又一笑，接着说：“又是'井台会’。”（这里用的是《白兔记》中的“井台从母”的故事，以包含探监的不仅是我，还有许宪民先生在场，是她们的母女之会。）

　　这时，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干部向我宣布：“已经中午十一点了。”提醒我们接见即将结束，分别的时间快到了，这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了！此时，林昭向我说：“你过来，到我这边来！”她站起来向我招手，要我从案子的这边走到那边。对是否靠近她，我迟疑了。这时，那位管教干部又表现了理解与关怀，主动向我说：“可以，可以！你可以过去！”

　　我于是绕过案子坐在林昭的对面，确确实实是促膝而谈。

　　这是最高潮的时刻，所有的人都似乎怀以极大的兴致欣赏着。连那威严的武警的脸上也浮现着松弛的表情，那踞坐于“讲坛”上的四位女郎，全神贯注而又津津有味地用极微细的上海方言窃窃耳语。

　　林昭在沉思中，终于说：“赠给你一首诗。”于是她轻声吟诵，韵圆而铿锵：

　　“篮桥”、“井台”共笑之

　　天涯幽阻最忧思

　　旧游飘零音情断

　　感君凛然忘生死

　　犹记海淀冬别夜

　　吞声九载逝如斯

　　朝日不终风和雨

　　轮回再觅剪烛时

（“吟诵”之学今几失传，我辈初知之于先师浦江清先生所授，而林昭未之忘也。她祖籍苏州，通晓苏绣与评弹，著有《苏绣及其他》《苏州评弹的研究》。苏州评弹最讲音律，林昭习传统诗词之吟诵亦得通晓评弹之功也。）

她慢慢地、逐字逐句地边念边讲，她那夹杂着婀娜的苏州方言的普通话，伴随着那浑厚的音色，听来是那样的雅致与壮美、迷人与亲切。她说：“诗言志。此刻已无暇去太多地推敲声病，只是为了给终古留下真情与碧血，死且速朽而我魂不散！第三句'断’字或许也可改成'绝’字，第四句'死’字有点拗，但怎么改呢？诗言志，如此而已！如果有一天允许说话，不要忘记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被他们杀掉。我最恨的是欺骗，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

她在捧着的那个旧布兜里搜寻，最后取出一件似是纸片的东西递给我，我接过来回身递给那个管教干部，那人向我挥一挥手，并说：“不用查了，你收下吧！”我把那“纸片”放在掌心定睛看去，才看清原来是用包装糖块的透明纸折叠成比韭叶还窄的纸条编结而成的一只帆船。我记得听我的家兄说：1960年，林昭在通信中曾夹寄着一张自画的贺年卡，那上面画着一艘帆船，还有一行字，写着“直挂云帆济沧海”。今天，还是那只云帆，却飘落到这里！我顺手摘下衣袋里的英雄金笔，递给她，并说：“送给你吧！”她接到手中，欣喜地赏玩，但忽然看见笔杆上刻着的“抓革命，促生产”六个字，立即改容，不再欣喜，顺手一掷，钢笔被扔到案子上，她说：“我不要！”

　　这时，管教干部已在催促：“时间到了，有话明天再谈。”我告诉林昭：“监狱领导告诉我，安排了两次接见，明天上午我还要来。”她很高兴，叮嘱说：“明天再来，给我再送一盒奶糖，不要大白兔，要猫头的。”

谈话结束了，最先离去的是林昭，亦如来时一样，由她的女警医搀扶着，那个佩枪的警士押随着走出内室，而后便是四女郎、武警，最后才是我与那位管教干部。他们依然很客气，向我说：“今天的接见效果不错，你劝她好好改造，她都没有发脾气，可见你们的交往确实很深，过去她的母亲刚说一句，她便表示不耐烦，不愿再听下去。”又说，“林昭用糖纸编了许多艺术品，今天送给你的这只帆船就是其中之一，种类多着呢，全监狱都知道，她是一个聪明人，很少见！”我们边说边走，将走出内室的门，我不禁反顾这间难忘的密室：空空如也，只有地上那一堆洒血的卫生纸片。走到院子里，又看见那高大的黑色铁门，但却又见到林昭正背立在门前，抱着旧布包、卫生纸以及我送来的食品，凝望着我与许宪民先生。我们又获得了这难得的临别的一晤！岂知这竟是永诀！我们都未悲戚，都被明天的再见而陶醉着、安慰着、诱惑着，她身后的那一扇小型便门打开了，她几乎是退着迈进那铁门槛，依然微笑着望着我们，一直到那扇小铁门徐徐关闭，她在我们的视野里永远消逝！我与许宪民先生还兀自呆立在这悄无人声的大院里。

——“走吧！”依然是一句十分客气的声音，我们才恍如梦醒，才意识到那位管教干部还站在我们的身旁，他彬彬有礼、和蔼可亲，说：“某处长在办公室里等你们。”——某处长，这位神秘的人物是谁？三十年后，我与一友人偶然谈起这段往事，谈到这位处长，十分凑巧，我的友人对他略知一二：他当时就是上海提篮桥监狱的正监狱长兼书记，现在当然已经离休了，闲住在上海的家中，日日与犬猫相伴、花草为友，消磨着悠闲的岁月。那位段副监狱长当然只不过是他的下属。

　　我们随着管教干部向外院走去，最后，还是二门里的那间办公室，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在门口和蔼地迎接我们。他不同凡响，穿一身很新的灰色的毛料中山装，黑皮鞋，头发梳得整齐，面色光洁而白皙，一日浓重的上海口音南方普通话，真是一位典型的南方儒雅之士和权力在握的决策人物。他示意管教干部退出，让我们坐下，他也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木椅上，直截了当地劈头便对我说：“今天接见的效果不好，原定的明天的接见取消了！”这真是一声灭顶而降的霹雳！他稍停，又换了一个思路说，“我们对林昭已仁至义尽，她不接受教育，抗拒到底，只有死路一条。”他稍作沉默，又说，“我们也没有办法。”

　　不知从什么地方增长了勇气，刚才在接见室里的谨小慎微似乎一下子消失了，我于是斗胆向他请教：“报告某处长，林昭主要的抗拒行为都有哪些表现？”

　　“林昭恶毒攻击反右派斗争，替右派分子鸣不平。”某处长语极简洁，但却不假思索、斩钉截铁，稍停之后又说，“林昭最严重的问题是不认罪，抗拒改造，态度十分恶劣。”毫无疑问，他没有畅所欲言。那个时候不慎失言都会遭到灭顶之灾，即令这位权力在握的处长也不会例外。其时在全国已经风起云涌的“文革”国难已如不周山倾，预示着洪水时代的到来。

　　相对语竭。我已记不起怎样与这位处长分手，怎样走出这座闻名世界的监狱的城堡式的外门，今日留在记忆里的是在离监狱大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市内交通汽车小站，我与许先生便在那里等待乘车，不知怎么，眼泪从眼睛、鼻子，以及喉咙里汹涌而出，不是眼泪，似是清水，汹涌地、如注地奔流。许先生拄着手杖，无动于衷地站着。

　　这天下午，我跑遍了上海各大食品公司、中小食品商店，寻购那种绘着“猫头”的奶糖，但，完全徒劳，在那个时候，“大白兔”奶糖是容易找到的，而“猫头”图案却无处寻觅。

　　第二年的5月1日，我又偷偷地来到上海，又与许宪民先生一道来到提篮桥监狱，但传达室庄严宣告：“监狱已军管，一切接见停止。”

　　1968年8月，我在山东某劳改队的禁闭室里接受了管教干部的通知：“林昭已于今年5月1日枪决。”他问：“你有什么想法？”

　　“没有想法。”我告诉他们。

　　禁闭室是借用的一个原是储存化学剧毒原料的仓库，密封极好，其铁制门窗坚厚而小，严密无隙，尤以“室中室”的结构为最：进入外门，几步便是一墙一门，开门入之，又是一墙一门，再开门入之，又是一墙一门，——如此层层相套，大约要五套之后，再一墙一门，便是关押我之处。此处十分狭小，外面什么声音也听不到，在里面即使呐喊捶墙，外面也一丝不闻，真是“人间密室”。这里，强酸的烈味令人窒息，墙上结满淡黄色的冰屑般的晶体，地上盖满黄色的粉末。这里没有阳光和公众，密封严紧，犹如一个“鳄鱼的胃”。不知有多少骇人听闻的罪恶在如此绝境里肆意为之，而且永远也不会泄之于世。可称之为“魔鬼的餐桌与婚床”。我从1968年7月7日起押于此处。

　　引起的缘故，乃是上海探监，事实证明：有一个全文的录音，他们对我与林昭的谈话字斟句酌地追问，不厌其详地考证，真比今天的一些“教授”们的治学态度与方法还要严谨百倍。他们追究的是“暗语”中的真义，我与林昭的谈话的每一个字、词、句里“皆有密码”，他们真把我们这些书生当成“克格勃”与“中央情报局”的专家了，实在太抬举了我们。

　　其时盛夏，在这空气凝结、缺氧、高温、永远漆黑无光的魔窟里，墙的上端原有一个碗口大的圆洞，似乎本是排气孔，如今自我来此即被堵死，光亮尽绝，而蚊虫却有千万，充满了狭小的空间，可谓“密度”极大，我的脸上被碰撞不已，只需两手于空中随意一拍，掌心里便噍类群亡，但却于“蚊势”无减。在这永远漆黑、不辨昼夜的漫漫永日里，蚊虫永无休止地聚声成雷，在我的耳畔宣言与歌唱，举行着它们的盛宴。我的血也从它们的利喙饕餮之中离我而去，化作它们的血，于是，我的血便在这黑暗狭小的人间里欢歌与飞翔。

　　在这里，那个提着一大串钥匙频频来“观察”我的人可谓费尽了心机。他每次开开最后一把锁的时候，首先用手电从锁着我的那扇铁门上面的栅栏间照进来，但当他发现我还活着的时候，便一声不吭地回头而去，而后便听见锁门声一阵阵地渐远渐弱以至静寂。终于在一百三十八天之后，我走出了这“鳄鱼之胃”，当我迈出那最后一道铁门又置身于蓝天之下的刹那，第一个感觉就是刺眼的阳光与清凉的空气。我竟奇迹般地活着走出了这地狱，竟没有瘐毙！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审问探监的经过？那次探监其实是在严密的监视下进行的一次最为“公开”的行为，何须如此再作事后追逼？即令事后追逼，又何须要那样地去欲置我于最秘密的死地？我因之常常想到一种可能：灭口！那是一次统筹的措施，他们认为：那次林昭的接见是他们的一次严重的失策，因为她竟泄漏了许多不可告人的“天机”。故当场撕毁承诺，停止了第二天的接见，而“善后事宜”则是移交给我所在的劳改队去完成。对我如是，也可想像对林昭又当如何。所以她的无声无迹地消失、先斩两天而后“奏”、不交代尸体的下落、不向家属退还遗物，这一切，都表明她的“消失”所包含着的阴森恐怖的内幕与骇人听闻的过程。

······

一个屠夫先在楼下呼叫“许宪民”这个名字，彭令范闻之急忙开门，面对着她的惊惧神态，他表现出的那副不屑详言的恶棍骁勇与杀人娱乐后的快感与快意的神色，令彭令范没齿不可忘怀。

　　他一共说了三句话：

　　“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

　　林昭已在4月29日枪决。

　　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

　　开始似未听懂，继而意识到噩耗成真之后，林昭的母亲许宪民先生晕厥于室内地上，彭令范拿了五分钱的硬币打发了那个刽子手，他对“尸体现在何处”的询问一言不答，犹如不闻，扬长得意而去。

　　这是在1968年4月30日下午二时左右，发生在中国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楼上的林昭生前家中的一桩“史无前例”的“天下奇闻”！

　　但是，这噩耗对许宪民先生，以及年未而立、其时已是内科医生的彭令范来说，似乎并不是多么突如其来。因为早在此之前两三年间的每一次犯人接见，她们都会听到林昭的“他们要枪毙我”的述说，甚至还听到过林昭的“他们要强奸我”的惊人的当众指斥与揭发，致令那些衣冠狱吏、狱卒们汗颜否认，故作惊讶状，可见其蓄谋已久。

　　非常巧合的是：在4月30日彭令范付了子弹费以后，许宪民先生的友人朱太太打来电话约彭令范见面。她告诉彭令范：她的大儿子祥样每周两次与同学到龙华机场勤工俭学，每天下午三时左右结束。4月29日下午三时半左右，突然望见两辆军用小吉普车飞快开来，停在机场的第三跑道，接着由两个武装人员驾出一个反手背绑的女子，她的口中塞着东西。他们从她腰后一脚，她跪下，另外两个武装人员一人举手枪开枪，她先中一弹，血溅衣衫，倒地爬起，又中两弹，脑浆涂地，扑于荒原。然后四凶手将她拖入另一辆吉普车，飞驶疾驰而去。她的遗体被运往何处？只能去问驾驶那疾驰而去的吉普车上的凶手们，他们包揽了密杀与灭尸的全部过程。祥样认出她就是大姐姐，他目睹惨状，惊恐失常，不忍详视，疯痴癫狂，高呼：“大姐姐被害了！大姐姐被害了！”面如死灰，目瞪口呆，由他的同学送回家中。

　　这是一声晴空霹雳！

　　于是，许先生几番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上海公安局、上海高级法院，询问林昭的遗体究竟被如何处理？如果掩埋，埋于何处？如果火化，骨灰何在？但，全遭拒绝，皆不奉告，而且声厉色狞，拒于门外。于是，这位年逾七旬的母亲，终于意识到与她含辛茹苦度过了三十六年的非凡岁月的女儿今日真的失去了，迷蒙地消失了，毁于一朝，化为乌有！于是她哭着，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的长街上游荡，幽灵似的游荡。她念念有词，有时呼喊一声其义难辨的语句，于是她也笑。记得诗人田间的长诗《她也要杀人》的开始云：

　　是谁杀了我的儿？

　　我的儿是谁杀了？

　　——一位失去儿子的年轻母亲的哭声，半个世纪以前就在我的耳边回响，今天终于与这位失去了女儿的年迈的母亲在上海长街上的喃喃唤女之声融为一支裂人心肺的哀歌。她终于迷失了记忆，全然忘却了她自何处来，又欲何处去。她开始挎着一只竹篮，提着昔日的竹杖，在大上海的人群中梦游与呓语，她一切皆已忘却，也不再悲哀与欣喜，她失踪在人间的海洋里，在汹涌的人流中沉浮、漂流！

　　只有彭令范，没有眼泪，头发蓬乱，精疲力竭，这世界坍塌了，化为“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不可致诘”的“无物”，化为“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化为“恍惚”。（《老子·十四章》）化为“无物之阵”（鲁迅《野草》），化为无尽的废墟，落压在她的瘦弱的肩上、蓬乱的头顶。这个幽静无光的故居，如今就只有她还存留着迷茫的记忆。

　　有一天，一位好心人来说，她看见许先生在某某马路上徘徊，彭令范于是急往其处，遥遥望见年迈的母亲白发蓬乱，形容癯枯，似在喃喃地唤女，在那茫茫的人海中任自漂流、沉浮游荡。其实她在寻找。

　　老母亲被拉回家，未久，又出走，消失在茫茫的大上海的人流里。终于有一天，她也倒下了。倒在繁华的马路旁的人行道上，遍体鳞伤，面颊青肿，口鼻流血，一只鞋失落远处，竹篮与竹杖已被踩扁和踩断。有人围观，有人视而不见地匆匆走过。——“她是被红卫兵小将打死的！他们说她是大反革命分子林昭的母亲，林昭已被枪毙了，也不能叫这个反革命老太婆活着！一声吆喝，簇拥围打，拳脚交加，顷刻命绝！”——后来，彭令范听人如是说。

　　发生在60年代的中国式的野蛮与残酷，是筑成那个“史无前例”的砖石，多少家庭就是在如此不明不白中消解了！这就是真正的“家破人亡”，或更确切一些说是“人亡家破”。

　　于是，彭令范终于沦为孤独，她虽以高才生的资格从上医毕业，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年代，她当然是“敌对阶级”与“异己分子”，所以，她也只能几乎是“有幸”之极地被分配到上海山海关路张家宅地段医院，当一名内科医生，代号“3”。张家宅是一座三层小楼，一望便知这曾是一个富豪的私邸，作为一个家庭来说，确有豪富气概，但若作为医院，则实实在在是太小了。在二楼“内科”的那间狭室内，“3”号医生的诊桌前排着长长的就诊者，她有很高的医术、耐心与亲切的情感，病人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彭医生”。她的白衣胸前佩戴着一个“3”字圆章，而“1”、“2”、“4”桌前候诊者却是寥寥无几。她的脸几乎全掩盖在那大口罩中，只有一双眼睛和她的亡姐一样，冷冷地望着这喧闹的世界。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级法院以“沪高刑复字435号判决书”宣告林昭无罪，结论为“这是一次冤杀无辜”。但仍对她的遗体的下落不作解释。但亲友之心其哀未绝，1980年12月21日上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苏南新专的林昭生前的老师和同学在北京举行了追悼会，彭令范发表了哀恸悲怆的讲话。林昭的遗像周围是菊花与翠柏编织的花圈，但本该陈放骨灰的地方却只有一个白色的方盒，里面放着林昭的一缕头发。

1981年清明节，彭令范填《烛影摇红·忆故人》三首，分别凭吊她的舅父、母亲和亡姐，她的舅父是大革命时期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部长，“四一二”事变在雨花台就义，被装入麻袋抛入长江。第三首为怀念其亡姐林昭的，如下：

血染芳华，恩情已断何心报。

　　浮生尝透梦魂残，愁泣霜枝傲。

　　千古空名焕耀，

　　几人留，山河共吊。

　　曲终还散，泪墨尘埃，神嗟天笑！

　　　　　　　　　　　　——林凡书于虚谷

　　这里，她用了“林凡”之名，寄托着对亡姐林昭的哀思。

　　现在出现了几篇造假的文章，居心叵测。例如：某文讲述林昭被害后“她的尸体无人认领，是由慈善机构送去火葬场焚化的，因此，连骨灰也荡然无存”。——这纯属编造。做成如此故事，可以把人们的疑团消解，可以把那灭尸的罪行掩盖。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人看见她死于何处，何以会有一个“慈善机构”出来“慈善”？须知，那个时候有一项规定：火葬场是决不火化枪毙了的犯人的，叫他们死无葬身之地。那么“慈善机构”又怎能破例？再说，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慈善机构”。

　　又如：又有一个人自称是“林昭母亲的生前好友”，他又假造了一个“丁芸女士”，说她是“曾与林昭同室囚禁过的中学同学”，于是又假造了一篇“丁芸”写的《狱中日记：林昭最后的日子》。这篇假货，首先骗了报纸的编者，进而骗了天下读者，陷编者于不义，也损害了人家刊物的信誉，真是恶劣至极。彭令范来信说：她母亲生前根本就没有那位“好友”，林昭生前根本就没有那位名叫“丁芸”的“中学同学”，更不用说“同室囚禁”过。“日记”所言尽是凭空捏造，知情者一看，句句是假话，“日记”的造假者根本就不了解狱内生活，只是根据银幕上的江姐一类的故事去想入非非地瞎编，其中一部分情节则是从已经刊登在别的报刊上的关于林昭的文章中剽窃来的。“日记”中信口雌黄地编造出林昭在狱中与同室犯人“悄悄地开了一次联欢会”，“举行了一次聚餐会”，甚至是与丁芸睡在一个被窝里共枕而眠。尤其是她临刑之前，竟“穿上妹妹彭令范探监时送来的那件红色的呢制新外套，尔后，从口袋里拿出一面小镜子，照了一下脸，还梳理了几下散乱的头发”，“向女囚们频频招手，并笑着说：'诸位小姐妹，再见了，再见……’她想要唱《国际歌》，可是狱卒马上把棉团塞进了她的嘴里……”——这些情节，只是可以细心拍摄的电影故事，而在监狱则是根本不可能的、决不允许的。彭令范说：她根本就没有给林昭送过“红色呢制新外套”，这“红外套”实际上就是江姐穿的那件红线外套的联想。

　　这些假文的副作用是委婉地交待了林昭的狱中生活的“丰富多彩”，甚至使人感到监狱里充满着友情与温暖，甚至颇有诗意，掩盖了那恐怖的、非人道的摧残与虐待暴行，与林昭对我面述的情况大相径庭。尤其是假文中每每言林昭之死，都似乎实实在在，只字不提密杀与灭尸的滔天罪行。——这其实乃是那些凶手们最怕追究的关键所在。

　　编者曾到苏州专访过那位造假者，见其面始知已是八十余高龄的长者，询问他丁芸下落，他支吾言之：“她在美国。”询问他：“她那本日记何在？”他言：“在丁芸那里。”如此了事！似此一位高龄长者，竟突发奇想，颇似冯梦龙做起“小说家言”，他编造得实在称得上十分拙劣。但我们终无法猜度出他的居心何在？他到底想得到什么？

　　现在，在苏州灵岩山西侧的安息公墓墓地上有“林昭之墓”，但那里面只有她的一缕长发、一套旧衣、一张照片，是一个空空的“发之冢”。她的遗骨抛落在何处，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个良知未泯的人道的知情者，我们真诚地请求你发一次善心，就请你写一封匿名信，请寄往“苏州灵岩山安息公墓管理处”吧！为我们提供寻找林昭遗骨的线索与地址，求求你了！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会感激你的恩德。苍天在上！佛在我心！上帝与一切神灵都会呵护你“立地成佛”的！

　　愿上帝保佑你或你们，阿门！

　　在说罢这桩往事的时候，我忽然悟出：林昭在1957年北京大学的论战中用“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自报家门，她遇难之时正是三十六岁，罹“口舌之灾”，二者竟在她的名字的破解中不幸言中。真可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信哉，如是我闻！阿弥陀佛！

　　　　　　　　　　　　　　　 1999年1月18日于曲阜师范大学

          （选自《林昭，不再被遗忘》，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