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变成政治行动的本质和政治思想的中心，是因为离开了他应该为之服务的政治社群。
——汉娜·阿伦特
7月2日，李树芬的遗体再一次被解剖。自从这个17岁少女的尸体在6月22日凌晨从西门河中捞起后，这已是第三次验尸。这一次是在她的家门口，贵州省瓮安县玉华乡雷文村泥坪组。省城法医的检验持续了2个多小时，李树芬的父亲李秀华、姨妈罗兴菊及村民代表李成华见证了全过程，并在检验笔录上签名。
第三次验尸，是贵州省政府对弥漫在瓮安县的愤怒和全国性的猜疑的回应。四天前，也就是6月28日，上万人聚集在瓮安县街头。一开始，这只是几百人的小规模游行，李树芬的家人和一些中学生，他们都相信，李树芬并非如警方所裁定的仅仅死于溺水，其中另含隐情，它明显涉及了地区权贵部门的包庇。对于死因的猜测，在过去的一周中正在县城里疯狂蔓延，很多人参观过李树芬家人顽固的用冰柜保留的遗体。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或许无法判断李树芬的确切死因，但毫无疑问，政府的话不值得信任。而在一周的时间里，政府的相关部门对于死亡、疑问与谣言，表现出一贯的傲慢，并无意澄清各种谣言。
最初小规模的示威演变成万人的集会，其中一些最冲动的冲入了公安局、县政府、财政局，焚烧一些办公室与几辆警车，而另一些旁观者则在一旁大声叫好。警察们则目瞪口呆目睹了这一切，他们其中一些也被殴打，至于县里的主要官员们，他们似乎从混乱现场自动消失了，没人敢于站出来，面对人群。
骚乱的人群、政府大楼的浓烟的照片在互联网上立刻广泛流行，它震惊了世界。中国正急于给世界呈现自己的崭新形象，她不遗余力的举办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奥运会，以展示取得的繁荣与进步；四川的大地震激起的同情与悲情，则暂时遮蔽了人们对它的怀疑与指责，这个国家的内部似乎也达成了一种谐调……
但是瓮安这一幕，撕破了惊心营造的和谐。尽管过去的十几年中，地方的群众抗议，早已是日常政治的一部分。抗议的人群有时是破产国有企业的职工，有时是田地被占用或是被村里恶霸欺压的农民，有时是被强迫拆迁的住户……他们都是中国滚滚向前发展的牺牲品，很少有人注意他们对生活的期待被碾在车轮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沉默而忍耐，若非情势所迫，他们不习惯和人发生冲突，尤其是当另一方面代表着权力时。他们能够表达自己不满的途径很少，他们没有自己可以依靠的组织，没人能替他们说话，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很少，被习惯性的忽略或被粗暴对待，使得他们既沉默忍耐又偏狭顽固。很多时刻，几人结伴坐上火车到达北京的信访办，交上厚厚的材料，是他们唯一的办法。他们有时也选择前往中央电视台的门口，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电视台报道了他们，他们遭受的不公与冤屈可能被昭雪。前往北京的道路也经常崎岖不平，地方警察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防止这些上访者抵达北京，如果他们抵达了，也要用各种手段尽快将他们拉回家乡。对于地方官员来说，这些上访者，代表着不稳定因素，可能摧毁他们的官场前程。
当一个国家的统治阶层的政治信念崩溃、政治智慧干涸时，他们经常借助各种空洞口号来维持治理的延续。在我们的时代，“稳定”或许是最常被使用的一个，它具有一种想当然却含混的正确性。只要你稍微列举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暴动、军阀混战、外族入侵，还有“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的俗语，似乎就自然推导出“稳定压倒一切”的结论。它被用来遮掩我们时代的深层的政治危机——政权的合法性危机。
暴力革命、给予不同人群种种玫瑰色的许诺赋予了政权最初的合法性。当这些合法性被一次次摧残人性的政治运动、大饥荒所消耗殆尽时，经济增长成为了另一贴安慰剂。但是，伴随着贫富差距的增加，它的弱点也随之而来——物质增长无法一直持续下去，缺乏政治与法律的保护与制约的经济增长经常是极度失衡的，它刺激了人们的不满，它也不能满足人们更深层的需求，它经常也是一种行贿，用物质来交换人们的灵魂。
统治阶层必定深切的感受到这种正在晃动的合法性。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或许也没有勇气应对这一切。只有很少人在溺水时，仍保持镇定，平静的身体更容易漂浮，等待救援者，大部分人则拼命划水，以至于以更快的速度下沉。同样的，在面对危机时，只有最有智慧、最勇敢的人，才能面对自身的困境，做出大胆的新尝试，大多数人经常是徒劳的加倍恪守老办法。所以，明明是一场政治与社会危机，政府仍期待用经济增长的方式来解决，明明是已经失衡的社会，当局仍在用延安流传下的宣传战术来营造出和谐的表面。这只加剧了问题的复杂化，问题可以被掩盖与拖延，却无法自动解决。
对于稳定的看法也同样如此。不稳定是因为这个国家缺乏健康的社会组织，政府与公众之间缺乏双向的沟通机制。即使没有民主选举，自由的媒体、健康的社区组织，仍可能为公众与政府之间架设沟通桥梁，它们可能表达不满、释放愤怒，共同寻找解决方案。这种是一种建立在动态系统上的稳定，它不会带来僵化。
与它相对的是一种静态的稳定。这是一种偏狭的稳定——人们在思想与行动上保持一致，尤其是下与上保持一致，没有差异与争论。这样的模式或许在一个静态社会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它的后遗症却也同样显著。这经常导致了官员用高压的方式来对待任何不满，稳定是压倒性的政治目的，是地方官员最重要的政治成就。
对于这种偏狭稳定的热衷，是此刻中国政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它表明政权正面临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一方面来自政治信念的坍塌，另一方面则来自统治能力的衰退。这两方面在目前官员普遍存在的人格与能力上的坍塌，都有着最显著的表现。当政治信念消失时，政治生活立刻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追逐，而当权力由只是来自上层的任命、而非所服务社区的认可时，权力则腐烂得更快。
在面对压力时，公众一开始因为无力的忍让，并发展出一套嘲讽、玩世不恭的哲学，但当长期积累的愤怒决堤时，它经常是澎湃而不可控制的。
于是，这种稳定像是一个潜在的中风患者，他在前一刻还健康无碍，但突然之间血管被堵塞，他陷入了瘫痪。
瓮安的上万人的集会，冲击政府权力机关，是这样一次突然中风吗？它的引人注目之处，不在于少女的神秘死亡或是公众表达了不满，而是它的规模，它的时机，它的严重程度。地方政府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的迟缓、傲慢、无能，是目前中国政府衰退的统治能力的一次显著的释放。这个体制看起来正在把一些最无能、最没有勇气的人挑选出来，行使国家权力。他们平时借助权力有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慢，而真当需要他们挺身而出捍卫这种权力时，他们又是如此的怯懦。
瓮安的示威群众或许为未来的地方示威者树立了新的典范。只要他们的人数足够多，作风足够勇敢，引起足够多的媒体注意，更高级的政府就将以更严厉的方式处罚地方官员。互联网正在帮助中国形成一种巨大的民意，它可以变成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力量。它也很容易造就一个非黑即白的冲突世界，你过分轻易的选择立场。就像在瓮安这场事件中，关于这个少女死亡的更复杂的可能性、人生的不测性，被迅速忽略了，人们甚至不顾事实，立刻强调这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关乎弱者和强权的斗争。在《中国新闻周刊》钱真出色的报道里，你可以看到围绕在李树芬死亡周围，不只是对生命的叹息，同样是贪婪与利用。而至于一个少女的死亡为何发展成一桩大规模游行，这其中除去瓮安县的民众久久郁积的对政府、对警察系统的不满，同样也是一次群众心理学的展示。人群给予每个人一种虚假的权力感，并加速了他的非理性。所以，那些迅速欢呼瓮安人民的勇气，把他们视作抗击暴政的英雄的人们，可能简化了问题。这种力量，在绝大部分时刻，只是一种破坏力，而绝少转变成建设力量。
紧接着瓮安事件的是来自上海的一起同样让人震惊的事件。7月1日，一名年轻人用一把短刀，闯入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分局，连续捅伤9名民警和1名保安，最终造成了6人死亡。这则新闻激起的最初社会反应，不是愤怒与震惊，而是荒诞。代表国家暴力机器的警察局，竟如此的不堪一击。这种权力制度下成长的个人，竟然如此脆弱。
我们该怎样看待两桩新闻事件？仅仅从中看到一个政权衰退期的荒诞与脆弱吗？这种嘲讽性的言论已四处迷漫，很多人已迅速而鲜明的表明自己的立场，支持瓮安的民众，对于政府表示愤慨，并且大声呼吁惟有民主才能解决问题。
但除此之外，我期待人们能够看到这个国家面临的更深层困境。我们的国家逐渐变成了傲慢无能的权力和愤怒而偏见的民众的结合体。它们都在一刻不停的制造情感与理性上的荒漠。在这片荒漠上，人们无法公正的思考，有理性的分析，富有情感的理解他人……人们拼命表达自己的主张与愤怒，却很少自省。
在瓮安的事件发生后，我进入过翁安县政府的官方网站——瓮安在线。它的头条新闻仍是2006年10月18日发布，标题充满黑色幽默——“让世界联想瓮安”全国网络写作。
位于乌江中游的瓮安县的历史虽然足以追溯到夏朝的梁州，但直到万历年间才正式获命，以瓮水、草塘安抚司合置瓮安县。在近代历史上，它最经常夸耀的是红军曾三次经过此地，是不折不扣的革命老区。但在这个经济为核心的新世界，它必定深感焦虑。如今，瓮安不必担心自己的不为人所知了，它将和汶川一样，成为2008年的中国无法忘怀的地点。
但是，被记住是一回事，从中汲取经验则需要更大的挑战。有时候，历史充满了让人悲观的隐喻。70年前，那些年轻的、斗争昂扬的红军经过瓮安，是为了去创造一个新世界，去帮助这些贫困的百姓获得美好的生活。但70年后，这个由当年的不怕牺牲、充满理想的红军建立的新政权，却发现自己正在变成自己当年要推翻的政权的另一种翻版，人民仍然觉得自己遭受不公。我们似乎掉进了历史的陷阱。
这个问题是如此复杂，我们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来缓慢的解决，而且很显然，没有任何速效药片可以服用。但或许有一点是所有努力的前提，那就是要诚实的面对现有的困境。傲慢、恐惧、愤怒、犹豫不决、拒绝承担责任，都只是增加了迷雾，减缓了我们前进的速度。
与它相对的是一种静态的稳定。这是一种偏狭的稳定——人们在思想与行动上保持一致，尤其是下与上保持一致，没有差异与争论。这样的模式或许在一个静态社会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是它的后遗症却也同样显著。这经常导致了官员用高压的方式来对待任何不满，稳定是压倒性的政治目的，是地方官员最重要的政治成就。
对于这种偏狭稳定的热衷，是此刻中国政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它表明政权正面临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一方面来自政治信念的坍塌，另一方面则来自统治能力的衰退。这两方面在目前官员普遍存在的人格与能力上的坍塌，都有着最显著的表现。当政治信念消失时，政治生活立刻变成了赤裸裸的权力追逐，而当权力由只是来自上层的任命、而非所服务社区的认可时，权力则腐烂得更快。
在面对压力时，公众一开始因为无力的忍让，并发展出一套嘲讽、玩世不恭的哲学，但当长期积累的愤怒决堤时，它经常是澎湃而不可控制的。
于是，这种稳定像是一个潜在的中风患者，他在前一刻还健康无碍，但突然之间血管被堵塞，他陷入了瘫痪。
瓮安的上万人的集会，冲击政府权力机关，是这样一次突然中风吗？它的引人注目之处，不在于少女的神秘死亡或是公众表达了不满，而是它的规模，它的时机，它的严重程度。地方政府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的迟缓、傲慢、无能，是目前中国政府衰退的统治能力的一次显著的释放。这个体制看起来正在把一些最无能、最没有勇气的人挑选出来，行使国家权力。他们平时借助权力有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慢，而真当需要他们挺身而出捍卫这种权力时，他们又是如此的怯懦。
瓮安的示威群众或许为未来的地方示威者树立了新的典范。只要他们的人数足够多，作风足够勇敢，引起足够多的媒体注意，更高级的政府就将以更严厉的方式处罚地方官员。互联网正在帮助中国形成一种巨大的民意，它可以变成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力量。它也很容易造就一个非黑即白的冲突世界，你过分轻易的选择立场。就像在瓮安这场事件中，关于这个少女死亡的更复杂的可能性、人生的不测性，被迅速忽略了，人们甚至不顾事实，立刻强调这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关乎弱者和强权的斗争。在《中国新闻周刊》钱真出色的报道里，你可以看到围绕在李树芬死亡周围，不只是对生命的叹息，同样是贪婪与利用。而至于一个少女的死亡为何发展成一桩大规模游行，这其中除去瓮安县的民众久久郁积的对政府、对警察系统的不满，同样也是一次群众心理学的展示。人群给予每个人一种虚假的权力感，并加速了他的非理性。所以，那些迅速欢呼瓮安人民的勇气，把他们视作抗击暴政的英雄的人们，可能简化了问题。这种力量，在绝大部分时刻，只是一种破坏力，而绝少转变成建设力量。
紧接着瓮安事件的是来自上海的一起同样让人震惊的事件。7月1日，一名年轻人用一把短刀，闯入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分局，连续捅伤9名民警和1名保安，最终造成了6人死亡。这则新闻激起的最初社会反应，不是愤怒与震惊，而是荒诞。代表国家暴力机器的警察局，竟如此的不堪一击。这种权力制度下成长的个人，竟然如此脆弱。
我们该怎样看待两桩新闻事件？仅仅从中看到一个政权衰退期的荒诞与脆弱吗？这种嘲讽性的言论已四处迷漫，很多人已迅速而鲜明的表明自己的立场，支持瓮安的民众，对于政府表示愤慨，并且大声呼吁惟有民主才能解决问题。
但除此之外，我期待人们能够看到这个国家面临的更深层困境。我们的国家逐渐变成了傲慢无能的权力和愤怒而偏见的民众的结合体。它们都在一刻不停的制造情感与理性上的荒漠。在这片荒漠上，人们无法公正的思考，有理性的分析，富有情感的理解他人……人们拼命表达自己的主张与愤怒，却很少自省。
在瓮安的事件发生后，我进入过翁安县政府的官方网站——瓮安在线。它的头条新闻仍是2006年10月18日发布，标题充满黑色幽默——“让世界联想瓮安”全国网络写作。
位于乌江中游的瓮安县的历史虽然足以追溯到夏朝的梁州，但直到万历年间才正式获命，以瓮水、草塘安抚司合置瓮安县。在近代历史上，它最经常夸耀的是红军曾三次经过此地，是不折不扣的革命老区。但在这个经济为核心的新世界，它必定深感焦虑。如今，瓮安不必担心自己的不为人所知了，它将和汶川一样，成为2008年的中国无法忘怀的地点。
但是，被记住是一回事，从中汲取经验则需要更大的挑战。有时候，历史充满了让人悲观的隐喻。70年前，那些年轻的、斗争昂扬的红军经过瓮安，是为了去创造一个新世界，去帮助这些贫困的百姓获得美好的生活。但70年后，这个由当年的不怕牺牲、充满理想的红军建立的新政权，却发现自己正在变成自己当年要推翻的政权的另一种翻版，人民仍然觉得自己遭受不公。我们似乎掉进了历史的陷阱。
这个问题是如此复杂，我们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来缓慢的解决，而且很显然，没有任何速效药片可以服用。但或许有一点是所有努力的前提，那就是要诚实的面对现有的困境。傲慢、恐惧、愤怒、犹豫不决、拒绝承担责任，都只是增加了迷雾，减缓了我们前进的速度。
位于乌江中游的瓮安县的历史虽然足以追溯到夏朝的梁州，但直到万历年间才正式获命，以瓮水、草塘安抚司合置瓮安县。在近代历史上，它最经常夸耀的是红军曾三次经过此地，是不折不扣的革命老区。但在这个经济为核心的新世界，它必定深感焦虑。如今，瓮安不必担心自己的不为人所知了，它将和汶川一样，成为2008年的中国无法忘怀的地点。
但是，被记住是一回事，从中汲取经验则需要更大的挑战。有时候，历史充满了让人悲观的隐喻。70年前，那些年轻的、斗争昂扬的红军经过瓮安，是为了去创造一个新世界，去帮助这些贫困的百姓获得美好的生活。但70年后，这个由当年的不怕牺牲、充满理想的红军建立的新政权，却发现自己正在变成自己当年要推翻的政权的另一种翻版，人民仍然觉得自己遭受不公。我们似乎掉进了历史的陷阱。
这个问题是如此复杂，我们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来缓慢的解决，而且很显然，没有任何速效药片可以服用。但或许有一点是所有努力的前提，那就是要诚实的面对现有的困境。傲慢、恐惧、愤怒、犹豫不决、拒绝承担责任，都只是增加了迷雾，减缓了我们前进的速度。
| 读者评论 |
| 发表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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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7-21 21:59:07 kofhaaaa |
| 爱之深责之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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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7-21 20:30:50 qchyd100 |
| 国际歌中，“让思想冲破牢笼”。现在的共产党领导人只有打碎思想和理论的桎捁，从中国文化中就可以找到治理的良方。舍此难以回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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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7-21 20:28:16 rachel20381 |
| mortal,你还真奇怪，许知远先生文章里明明讨论的是中国的政权。你为什么要拿出西方国家作比较呢？那是因为你心里根本就觉得西方政权要比中国的好呢，还是因为你就像现在很多人，不接受一切批评的声音，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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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7-21 14:08:14 mtsd1978 |
|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之现实翻版。为了稳定的奥运之政治要求，政府当局正在基层政权中（农村）逐户排查“不稳定分子”，何以畏惧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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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7-21 14:03:24 xparadox |
| “我们的国家逐渐变成了傲慢无能的权力和愤怒而偏见的民众的结合体。它们都在一刻不停的制造情感与理性上的荒漠。在这片荒漠上，人们无法公正的思考，有理性的分析，富有情感的理解他人……人们拼命表达自己的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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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7-21 02:03:24 xparadox |
| “我们的国家逐渐变成了傲慢无能的权力和愤怒而偏见的民众的结合体。它们都在一刻不停的制造情感与理性上的荒漠。在这片荒漠上，人们无法公正的思考，有理性的分析，富有情感的理解他人……人们拼命表达自己的主张与愤怒，却很少自省。” “历史充满了让人悲观的隐喻。” 怎么说呢。。。永劫回归的典范呢~~自始自终，仍未跳出墨比乌斯带。。。 |
| 2008-07-21 01:42:39 billxu5 |
| 对于问题的第一层分析,合理! 对于问题的深入分析,偏激! 所以,对于作者你的评论,有好有坏!请适当的压缩你思考时,宏伟的历史观,这样会更有实际意义一点!谢谢! |
| 2008-07-21 01:25:21 linfeng111111 |
| 2008-07-19 10:39:48 Yiguozhou 许知远先生是中国思想界的精英！注意文风，——越直白，越深刻 ============================================= 好不容易找到能引起一些人共鸣的话题,竟也出上述的评价.但看多了你的文章也就了解了你心地里的东西.西藏问题没找对,地震问题也没说好,引起了大家的一阵痛骂,老实了好长时间.后来又写了一些又臭又长隐藏内心不安的文章.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个话题,你能放过吗? |
| 2008-07-21 09:24:08 chengyebing927 |
| 电视台播放的节目，不是戏说这个，就是戏说那个，它的目的何在呢？可当政者——迷啊！装糊涂啊！他们一点也不糊涂！只要口袋里能装钱就可以。而且，已经不是59现象了，每个年龄段都有。左一个制度，右一个方案，都是捞钱的手段。这叫不捞白不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美其名曰与世界接轨！！！！！矛盾的激化是必然的，上海事件不就是“911”的翻版吗 ？ |
| 2008-07-21 08:03:55 ljf882006 |
| 中国的一些愤青，只接受自己的偶像对中国现状的片面批判，却不能容忍别人对自己的偶像的分析与批评，自己用暴力语言攻击批评者的所谓语言暴力，还要求语言平台的管理者将批评者踢出去，颇有些像鲁迅笔下的帮闲文人，当然，，帮闲文人还得有较强的文字水平，这一点，某些愤青们是望尘莫及了。“又见ljf882006。受不了了”。我怎么你了？唉！！！ |
| 2008-07-21 06:46:46 ljf882006 |
| 唉，可怜的 alfred_bug，你不以为你就是许知远所极端蔑视的那种独裁者素质的人吗？他以为自己比施密特、杰弗里豪高明，你以为FT应该按照你的旨意行事。了不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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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辣社区]（转载） 08.07.24 from 浪情剑心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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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年6月，在同一个中国南方，在同一个贵州省，出了几件响动较大的新闻事件。一个是广州万人冒雨排队轮候市长接见，一个是贵州织金万人签名挽留县长，另一个是贵州瓮安打砸烧事件。
三起事件中，令国人关注度最高的当属瓮安打砸烧事件，不太为人知晓的则是贵州织金万人签名挽留县长。但恰恰是织金万人签名挽留县长事件与其他两起事件有了较多的类比，从中让人感受许多。
在新华网的报道中，6月26日以广州市长为首，率领广州各级领导摆摊接访万名群众，场面火爆，万名群众不但冒雨等候领导接见，而且还有三百多名群众甚至不惜牺牲休息时间，头天就在街边打地铺等候，为的是能够早日有幸得到领导的接见，自己的问题能够在官员的亲自过问下得到解决。他们的这一做法很快得到高层重视和肯定。事隔两天，6月28日（也就是贵州瓮安发生打砸烧事件的那天），“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系会议”举行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全国“县市区委书记大接访”活动。
或许是纯粹的巧合，居然在全国举行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大接访活动的6.28日的同一天，贵州瓮安发生了打砸烧事件。事后，贵州省委书记无不痛心的反思：一件极为普通的民事案件何以被黑社会恶势力利用，最终形成了骇人听闻，轰动海内外的打砸烧事件，必有其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平日该县由于矿群纠纷、拆迁纠纷、移民纠纷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和解决，才导致了该事件的发生。假设该县领导提前向广州市政府学习，也依样画葫芦般，将广州市摆摊接访群众，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的做法移植到本县，让平日的民怨有一个出口，也就不至于问题积压太久，最终形成难以控制的打砸烧事件了。站在这样一个角度上来看广州市摆摊接访群众，看瓮安事件，无疑，他们是一正一反两个面；无疑，平时的矛盾如果得到疏通，得到化解，能够避免很多本能不该发生的事情，比如，瓮安事件。
但是问题就是如此简单吗？广州市摆摊接访群众真的就值得大面积推广？真的就值得各地官员效仿？如果肯定和褒扬广州市摆摊接访群众，岂不是对平日里齐全完备的办事机构不作为和官员们的工作无效率，推诿拖拉的肯定？同理，如果肯定和褒扬广州市摆摊接访群众的做法，岂不是让老百姓冒雨轮候以及打地铺等候成为常态和默许的方式？同样，如果肯定和褒扬广州市摆摊接访群众的做法，岂不是认可政府收了纳税人的钱，正常的工作服务机制成为一纸空文？
或许又是一种巧合，同在6月，同在发生瓮安事件的贵州，距离贵阳以西几十公里的织金县（瓮安在贵阳东北方向也是几十公里），却发生了当地县长被调离后，万名群众自发进行签名挽留活动。为什么一个县长调离，会导致群众自发进行签名挽留活动？而且该县县长还是因为涉嫌受贿扶贫款礼金被调走。人们不但不痛恨这样的县长，反倒发自内心的拥护，挽留，究竟原因何在？对此《南方周末》08.7.3 有详细的报道。说得简单点，就是该县县长在位的六年里，做了许许多多老百姓拥护和盼望的事情。有网友盛赞该县长做了毕节地区（织金所属的地区）其他县十几年的事。这位县长不但在位六年做了许许多多实实在在的城市基础建设工作，而且还实名注册上网与网民随时保持沟通和联系，回答群众对政府的疑难问题（不是象广州那样等到某一天才集中摆摊来听取老百姓的意见，来解决平时未能解决而渴望得到解决的问题，当然更不是象瓮安那样，要等到一件简单的民事案件被黑社会恶势力煽动利用造成打砸烧事件后，才让武警来平息，让省委书记痛心的来反省解决问题）。这位县长之所以受到群众的拥戴和挽留，还在于他上班从不坐什么县太爷专车，都是徒步上班（不是象山东和湖北省最高领导那样，仅仅是在若干年中的某一天才忽然想起要环保，要骑车步行上班，而且还要新闻媒体追逐报道），且下班后晚上和普通市民一样经常在大街上散步，随时和百姓沟通交流，使得县长真正保持了与百姓的鱼水关系。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堪称真正的为民办事，为民着想的县长，却被上级调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他涉嫌受贿扶贫款礼金。事实上在他受贿扶贫款礼金这件事情上真相如何，《南方周末》在报道中，只是简单的介绍了他收到相关款项后，就以个人名义转捐给了织金所辖道路难行的中寨乡，并未将款项悉数揣如私人腰包，中饱私囊。
关于织金县县长被调离，除了上万名群众自发举行签名挽留活动，显得十分少见外，该县县长面对记者的采访欲言又止，隐情颇多，包括其他官员都对此保持沉默，采取回避，称其为敏感等同样少见。按理，一个县长的正常调动，目前百姓因为还没有更多的知情权，尚不清楚原因外，但身为政府的宣称部门如果依然保持沉默和回避就颇为奥妙了―――难道一切都在明目张胆的暗箱操作之中？？？！！！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甚至到了贵州省纪委这样的高层，也同样对该县县长的调离采取回避态度，说是请示上级后（哪个上级？贵州省委？中央纪委？）告诉记者，关于朱永德（该县县长）一事，还是请向毕节地区询问。朱永德本人在回答记者提到为何收受扶贫款，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告诉记者：“为官为人重要的是良心，我在这件事情上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三件同时发生在6月的新闻事件，同时都与官民沟通交流有关，且分别有两件又有相同之处――同是万人（万人签名挽留县长的去职，万人冒雨等候领导召见）、同是贵州境内（一个在贵阳以东几十公里，一个在贵阳以西几十公里），但是却各自内容不同甚至截然相反。这其中的是非曲直，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
应该说，政府与百姓的沟通和交流是一个合格政府不能回避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做得成功，这个政府必定就是成功的，反之亦然。
尽管我们对广州各级领导摆摊接访万名群众不太认可，认为有其作秀和花架子的嫌疑，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让人不太满意的花架子，也不是政府心甘情愿为百姓真正着想而设置。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包括中央政府机关之所以认可并推广，不过是因为奥运召开在即，必须为奥运的成功举办创造良好和谐的社会环境―――这就明白无误的告诉我们，告诉广州的数万名冒雨乃至头天打地铺等候领导接见的群众，你们可要清楚，我们之所以这做，都是为了奥运的成功举办啊。照此逻辑推下去，尔等百姓，你们感激涕零的感谢2008北京奥运吧！如果没有奥运，我们很难下决心摆摊让你们轮候的哦。不是吗？以前几十年，你们何曾见过我们这样作过？
政府与百姓，究竟应该怎样沟通？究竟应该怎样保持联系？想必我们从广州万人冒雨排队轮候市长接见，贵州织金万人签名挽留县长，贵州瓮安打砸烧等三个新闻事件中，已经得到答案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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