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谢韬先生的文章《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为辛子陵先生《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所撰写的序言。谢先生说：“辛子陵以令人信服的历史考证说明，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他在《导言》里指出：没有什么'共产主义’大目标，这是一个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年提出来晚年抛弃了的命题。1847年10月恩格斯写了《共产主义原理》一文，勾画了这位27岁的青年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1893年5月11日恩格斯73岁时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否定了年轻时设计的未来社会模式”。谢先生向读者推崇的的关于恩格斯这一说法，简直令人震惊，而他所引出的“历史考证”就是恩格斯1893年5月11日与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下述谈话（需要说明一下，为求意思的完整性，我这里比他多引了一句，即最后一句是谢文中没引的），让我们看看下述谈话能否证明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

      恩格斯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8-629页）

      究竟应如何理解和解读恩格斯的这番谈话？我认为，不应当撤开来、孤立起来理解和解释，而应当依据上下文的意思和语言环境，将恩格斯的这些话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和解读。

      恩格斯与《费加罗报》记者的这次谈话，所谈内容是关于“对德国局势的看法”，特别是对德国即将举行的选举形势的看法，包括德国社会党人成功的可能性，甚至包括是否在所有选区都提出候选人这样的细节问题。这完全是时局性的，而非宏观理论的谈话。在接近结束时，记者“急转弯”式地问恩格斯：“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呢？”这究竟是指与这次选举有关的“最终目标”，如德国社会党人对选举的期盼、选举后的打算、以至更长远的目标呢，还是泛指社会党人一般所称的“最终目标”？看来，恩格斯听后是有所“琢磨”的，他“看了一下”记者，然后才做了上述回答。

      从恩格斯这一回答的整体意思看，他虽然直截了当的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但是他紧接着所说的三句话，实际上都是对为什么说没有“最终目标”的解释：
     
      第一句，“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这是恩格斯否定“最终”目标的“哲学原则”。恩格斯曾无情地批判过杜林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并提出“社会主义是不断改革的社会”。至于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只能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不是什么“最高”、“最后”的阶段，决不是人类发展的“终点”，因为历史仍要继续向前发展的。恩格斯这里说“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就是从坚持这一“哲学原则”出发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这句话当中，“不断发展论者”这几个字是以“黑体字”标出来的，这显然是为了“强调”，是对“没有最终目标”这句话的注解——对于“不断发展论者”来说，当然不会有“终点”，因而是“没有最终目标”的。

      第二句，“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记者所问的“最终目标”，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如果“最终目标”是指关于未来社会的“大原则”（如无产阶级的“解放”、人类的“解放”、“自由人的联合体”等）和“大方向”（建立一个比现在的资本主义更理想的社会），这样的“目标”称为“最终”是否科学姑且不论，但却是不能没有，而是应当有的。恩格斯在说完“我们没有最终目标”之后，进一步说“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这就等于解释了他所说的“最终目标”是指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不可能有“预定看法”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是不愿对未来社会作任何具体的预言的。1881年l月，纽文胡斯写信问马克思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应当首先采取哪些立法措施时，马克思2月22日在回信中明确指出，这个问题“提得不正确。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2版，第4卷，第643页）在恩格斯看来，离开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来谈论其具体蓝图，只能重蹈空想社会主义的覆辙，这种蓝图“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第三句，“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但我们也清楚地知道，在目前的君主联邦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的”。恩格斯的这句回答是比较贴近访谈的主题的。从他的这一回答中，更不能得出他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的结论。我们知道，恩格斯1894年曾解释他在过去的文章里，处处不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是称作“共产主义者”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各国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作为目标的人也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89页）。可见，在恩格斯看来，是否赞成“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是判断是否“共产主义者”的标准。在这次与《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中，他恰恰明确地坚持“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随后，还分析了德国社会党在军队中的影响，说“整个军队会有一半站到我们这边”，还谈到世纪末“我们党能担负起掌握国家管理的使命”，“我们明天必须掌握政权”等问题（同上书，第629—630页）。现在看来，恩格斯当时对德国形势的分析仍然是“过于乐观”了。能说一位正在如此乐观地估计形势的革命导师，已放弃了“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了，这能令人相信吗？

      如果将恩格斯的回答作为整体而完整地加以解读，决不能认为恩格斯放弃了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共产主义”理想。至于说未来社会的“详细情况”我们的确不知道也说不清楚，但不能因此而根本不要任何理想。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还不是人类社会的“终点”，算不上“最高”、“最终”，但它毕竟是一种“目标”、一种“理想”。不能因为没有“最终”的目标，而根本不要“任何”目标。不能因为无所谓“最高”理想，而根本不要“任何”理想。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社会一定会比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更好、更理想，这是肯定无疑的。因此，决不可据恩格斯的上述回答而说他已放弃了“共产主义”理想。我想，随着研究的深入，一定会有更多的资料和事实，来证明这种“令人震惊”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