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夜里，贵州省举行瓮安6.28突发性事件新闻发布会。相信新闻发布会的召开，有利于还原真相、化解公众困惑，也有助于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值得注意的是，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日前表示，6.28事件必有深层次因素，“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重视，一些没有及时解决，干群关系紧张，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由此暴露出的问题应引起反思。”而从新闻发布会披露情况来看，确实存在几方面具体问题，值得引起重视。

首先要反思，一起“起因简单”的学生死亡事件为何最终演化成为群体性事件？新闻发布会提到，李树芬死亡后，公安机关作出“自己跳河溺水身亡”结论，家属表示不满并上街游行，最终导致暴力事件。这里不得不问，公安机关在作出结论时，是否对家属做了足够的耐心解释工作？公安机关办案过程中，是否存在程序问题或工作作风问题？

据《贵州都市报》报道，一度误传无辜被毒打致死的李秀忠（李树芬幺叔）提到，当他接县公安局通知到派出所了解情况时，有民警不耐烦地呵斥他“滚出去”，并赶过来推他，发生了冲突。派出所工作人员对前来办事的民众为何态度如此粗暴？这一点，或可作为“干群关系紧张”的一个注脚。鉴于整个事件已酿成严重后果，上级有关部门应专门就此展开调查工作。

再者要看到，李树芬“自杀”的起因和过程还需进一步查证。新闻发布会提到的李树芬“自杀”过程，仍不够细致全面。据官方说法，李树芬和同学一起出去玩，闲谈时突然萌发“跳河死了算了”念头，然后趁边上人在桥上做俯卧撑便跳入河中。看到这里，相信很多人仍有疑问：李树芬“自杀”的动机是什么？这一点无法明确的话，李树芬“自杀”在某种程度上仍是一个谜。

另外，李秀忠遭遇6个不明身份的人暴打一事，警方也还在侦查。这件事情和李树芬“自杀”是否有关，也非常关键。我的意思是，既然6.28事件存在“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的深层次因素，在这些关键问题上，相关部门更应尽快查实真相，彻底消除公众疑问。

还要指出的是，相关部门的紧急应对和危机处理措施，也值得进一步检讨。事件发生后，网上传闻不断，“谣言”又一次走在了“真相”前面。经过SARS等重大公共事件和汶川大地震等自然灾害，信息公开机制有利于化解危机，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然而此次事件发生后，权威信息发布仍嫌不够及时全面。比如国内某通讯社6月29发布的消息，延续了一贯的避重就轻手法，对于事件本身没有进行充分介绍，这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公众的疑惑。

在互联网时代，政府工作和舆论宣传面临新的挑战，只有认真研究新兴媒体传播规律，重视网络舆论，才能够在处置公共危机中赢得先机，获得公众信任。这一点，涉及如何及时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论问题。

此外，学者于建嵘指出，群体性事件与政府“管治能力滞后”（包括预警机制、处置技术和问责制度）密切相关。比如在预警机制方面，地方政府部门往往想尽办法搞“信息隔绝”，上级无法获得真实情况，很容易错过最佳处理时机；在处置技术方面，地方常常是在事情刚发生时不重视，在事态升级后又试图强硬解决，致使矛盾恶化而产生严重后果；在问责制度上，由于事实存在的非常强的“政绩共同体”，许多事情也常常是大事化小、甚至不了了之。（详见《中国的骚乱事件与管治危机》一文）应该说，这番理论对于妥善解决6.28事件，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的来讲，通过上述具体问题不难看到，“深层次因素”不仅体现在“过往”，还充分显现于“当下”。 6.28事件既是“深层次因素”所致，也是“深层次因素”问题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