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主同样是中国新文化传统核心价值，不能把中国价值观与自由民主对立起来。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拥有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实现自由民主所需要的具体改革和政治发展道路正在探索之中。         

      如何看待西方，一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过去的30年，我们始终在自我反思的问题意识和自主改革的文化自觉勇气中前行。但是，潘维教授关于"敢与西方展开政治观念竞争"的观念(见本报2008年1月28日11版)，显然过于惊世骇俗了。潘教授认为，在核武器时代，人类生存方式竞争的主要手段不再是军事力量的竞争，而是"政治观念竞争"；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成为知识界信奉的对象"并"如宗教般俘获民心"，而且"苏联那批天真的知识分子和领导集团"已经在西方话语"诱导"下让苏联"服毒自杀"了；所以，必须破除西方的"霸权话语系统"，"在知识界确立对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觉"，解构西方的"政治蒙昧主义"，争取"中华生存方式"的未来。

　　从历史经验来看，这是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就曾有过的阶级斗争世界观和西方阴谋演变论，不足为奇；但由于它也指出了某些事实，如果不对这些事实中存在的问题做出明辨，可能会在社会思想的基本是非层面产生误解。因为，自由民主同样是中国新文化传统核心价值，不能把中国价值观与自由民主对立起来。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拥有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实现自由民主所需要的具体改革和政治发展道路正在探索之中。

　　把中国推到自由民主的对立面是国际政治错误

　　潘教授认为，"意识形态是攻击的利器"，美国在冷战中"获胜的主因"是"自由民主"话语系统的"崛起、称霸"，转奉"自由民主"不会使国家繁荣富强，这是因为，"思想上的被征服者会成为征服者支配和鱼肉的对象。"这显然是对世界史和人类文明史所作的黑暗、绝望描述。所谓"思想上征服"之类的说法根本否定了人民在政治选择中的发言权、主体性和基本的利害判断能力，把美国的阴谋组织能力夸张到了可以任意侮辱他国人民头脑的神奇程度。

　　更糟糕的是，其所谓与西方进行"政治观念竞争"，把中国完全推到了"自由民主"的对立面。我们知道，虽然"自由民主"价值观念起源于西方，但它也是其他民族以自己的头脑判断，能够符合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和利益的。况且，"自由民主"观念及其政治制度是西方学者、思想家论证和人民斗争的结果，否定它就等于否定了西方勇敢思想的知识分子和不怕牺牲的伟大人民。

　　当然，西方国家曾经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压迫、剥削亚非拉人民，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自由民主同盟战胜法西斯主义国家集团的人类文明胜利为世界所公认，从此，"自由民主"价值就构成了一个民族国家对外要求主权平等和对内取得政治权威的道德前提和合法性主张。尽管西方国家政府或某些特别机构会对别国发动"自由民主"旗号的"意识形态之战"或"人权外交"制裁，以敲诈对象国提供经济利益或政治合作；但是，如果因此否定"自由民主"的人类文明价值，甚至把"自由民主"简单地"妖魔化"为美国实现霸权的宣传工具和发动阴谋的迷惑手段，也就是说仅仅抓住其被利用的政治性和阴谋性，而无视其作为文明价值的思想性和人民性，那么，中国就不仅不能在人类文明史上叙述自己的发展，也不能在现实的国际社会中找到政治立足之地。

      "自由民主"是现代中国新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

　　同样，以"中华生存方式"并旗帜鲜明地展开"意识形态之战"，也会让中国人发生无所适从般的精神分裂。中国固然曾经被号称"自由民主"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侵略、遏制、封锁，西方的"人权外交"敲诈也一直没有停止；但是，在所谓的"自由民主"对立面的"中华生存方式"中，如何与秦始皇反文明的"焚书坑儒"和汉武专制主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划清界线？否则，我们就无法彻底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

　　作为一般的历史常识，近代中国在反抗侵略、再造文明的探索中，从变法维新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独立、自由、民主、富强就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晚清民初，帝国主义侵略当然地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抵抗，但新生的知识分子阶层仍然认识到了自由民主价值观对于中国救亡图存的根本意义。

　　从中国现代史事实上看，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在经历了"左倾"社会主义实践的教训后，融入了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虽然西方的政治制度没有被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但探索实现自由民主价值的中国方式的决心和方向是明确而坚定的。也就是说，作为现代中国新文化传统核心价值的自由民主，既没有导致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神圣化，也没有因为西方国家曾经遏制、封锁、制裁和企图"和平演变"中国而被妖魔化。

　　与西方思想竞争需要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学术

　　马克思曾经一方面抨击西方在亚洲的殖民主义罪恶，一方面分析历史发展的悲剧时说："从纯粹的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勤劳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会组织崩溃、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他们的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悲伤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诗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

　　与所谓"中华生存方式"有关，鲁迅也曾经指出：我们是否"保存国粹"，那要看"国粹"能否"保存我们"；"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因此，根据历史的经验，我们明白：中国和西方的对立是殖民主义侵略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绝不是在自由民主观念上的战斗；西方殖民主义者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是军事占领和不平等贸易，但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是经过有救亡图存使命感的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后，进入中国知识和思想话语体系的。总之，把中国与西方的对立简单归结为价值观的对立，是反历史的。

　　即使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也没有在自由民主价值观方面排斥西方。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东欧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实践引发群众抗议和社会冲突，刘少奇、周恩来等就对"专政的权力"过大而"忽视民主"提出批评，认为应该扩大民主，"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发现问题。"而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甚至呼吁警惕"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而这些，都构成了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先声。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取得巨大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出现了新的利益分配和社会冲突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世界政治的生态。在国内政治方面，扩大和保障人民各项民主权利，将会从根本上促进社会公正与和谐；在国际政治方面，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则将增强反映发展中国家公正利益要求的和平力量。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当然存在着国家利益的竞争，存在着是坚持本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还是照搬西方模式的发展道路的分歧；但无论是根据中国革命历史的逻辑，还是根据中国参与其中的国际法原则，所谓在"自由民主"价值观方面与西方的"意识形态之战"纯属虚构。对于中国发展道路和中国具体问题的解决，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自主的学术研究中提供知识生产、价值论证和思想支持，还是依靠西方学者的中国研究给出基于西方利益立场和思想偏好的中国模式，确实存在着思想竞争；而且这种思想竞争的结果，当然地决定着中国的发展是更多地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还是更多地满足西方的欲望。

　　有志气、有能力的中国知识分子要取得思想竞争的胜利，就必须在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奋斗中，做出有关中国问题的真学术，提出在国内能获得人民认同、在国际可经得起批评辩论的中国思想，而不是在中国还没有解决"挨骂问题"的意义上虚构"意识形态之战"来与西方对骂。▲

　　(作者是中国传媒大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