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闲暇无事，和家人一道看看电视。突然有两则报道让我顿时觉得百感交集，一个是彬州腐败案的报道，一则是是著名相声演员马季去世的新闻。两个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却使我心中产生不能抑制激动情绪，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遂连夜写下此文，与诸君共享。

　　彬州腐败案的中心人物是曾任当地纪委书记的曾锦春，此人敛财有术，操纵司法，包庇黑社会人员，鱼肉乡里，草菅人命，总以为能够一手遮天，但终究东窗事发，被绳之以法。在他和其亲信被捕的消息公开后，郴州人民奔走相告，自发游行，燃放鞭炮以示庆祝，报道他被捕消息的报纸竟然卖到二十元一张。

　　另一则是著名相声演员马季去世的消息，报道说，马季是新中国新一代相声表演的代表，是“歌颂派”的相声艺术的创始人。很多他的学生和忠实的观众，都为他送行，沉痛之情，溢于言表，场面之哀戚，令人动颜。

　　郴州集体腐败案体现出现实社会的冰山一角，可以看到由上而下的监督和任命体制是那样的虚妄与脆弱。曾锦春之流，狼狈为奸，横行乡里达十一年之久，当地的百姓是敢怒不敢言，有个别的敢于向上反映情况的，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上级派来的调查组，虽然发现问题，最后却不得不不了了之。这是为什么？一个是官员只有对他的上司负责，而依法纳税的合法纳税人，对于用自己血汗钱供养的政府官员却没有任何批评、监督的权力，因为这些官员不是他们依法选举和委派的，并不代表纳税人的切身利益，制度决定行为（system drives behavior） 这些官员对于供养他们的衣食父母没有任何的感恩和畏惧；二是司法没有独立，法官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党派中立性，不能够完全凭自己的良知和对于法律的信仰和忠诚，去依法判案，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被长官意志无情的亵渎甚至强奸。郴州只是一个小小的郴州，但愿它不是冰山的一角，不是一个整个中国官场的缩影，不是一个现代版的“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对于马季先生的去世，我本人也感到悲痛。我是从小听马季先生的相声长大的。对于已经故去的人，我本应该称赞几句，或者保持沉默。对于相声界的过去和现状，由于和我大学同窗李君相熟，他本人热衷相声艺术，他自己可以称得上票友，还写过段子，竟然还被公开演出。所以，从和他的交往中，加上自己的研究，对于相声的过去和现在，也略知一二。我认为相声从根本上说就是个草根艺术，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阳春白雪。马季先生有两点我始终不是很理解和赞成：一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批斗其师侯宝林的事情，从来未见他在公开场合进行澄清或是道歉。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他真的动手武斗过他的师傅，就应该诚心的表示忏悔，以博得当事人的原谅和公众的谅解; 二是他所代表的“歌颂派”相声或是“ 歌德派”相声，背离了相声本身“讽刺与幽默”的特质，一味的歌功颂德，没有对于现实的批判与思辨的内涵，丧失了与之相关的社会意义，不敢挑战权贵和表达社会的良知。这也使得相声永远只能是一种代表粗浅的平民意识和市井习气，或一味符合当权者意思和口味的附属品，而永远登不上大雅之堂的艺术品类。而且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相声界还保留着拜师认徒，门户森严，排斥异己的封建习气，整个一个封建会道门。连以自己的苦功和传统相声而见长的郭德刚，也不得不屈从于这种邪恶势力，不甘于自己被称为“海青”（相声界无门无派无师的蔑称）,而受人歧视，先拜李金斗为师被拒，后投入侯跃文门下，才成为“正统”。真是荒唐！你自己说你自己的相声如何，侯跃文的相声就比侯宝林的差多了，何必拜他，也是自己没有骨气。

　　以上两件事情好像毫不相关，但是我要说，我们正是在这一片歌功颂德的靡靡之音之中，丧失了公民自己的独立的判断力和价值标准。作为一个公民，我们从来不需要别人来灌输给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眼睛，我们自由的灵魂，和独立的人格，我们固有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准则，去判别，去审视，去呐喊，去抗争。郴州的百姓大不必为除去此贪官而欢欣鼓舞、弹冠相庆，因为上级政府只是做了他们份内的事情，而且他们发现得太晚了，竟然纵容一群贪官横行十余年，应该追查有关渎职或失察的行为。别说一个郴州市的官员，就是中央的高级领导和国家领导人，也是用纳税人交的钱供养的，也是接受公民授权代为管理国家和公众事务，也应该受到广大公民阶层的监督和批评。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需要什么感恩戴德的表示， 做了正确的事情也没有必要欢呼什么“伟大”和“崇高”。马季的一生给广大人民带来笑声，尤其在那段特殊的，充满苦难和压抑的岁月里，我们对此充满敬意。但是由于他本身，乃至整个相声界的局限，马季可以称得上卓越，但不能成其为“伟大”。我们更希望一种独立的、诚实的理性回归，不趋炎附势，不阿谀奉承，真正是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公民性格，一种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使彬州腐败众生相，最终成为相声讽刺艺术的一个素材，而不是在一片歌功颂德声中，在现实生活当中继续上演着一幕幕闹剧、喜剧和悲剧。

　　愿彬州腐败案一去不返，愿马季先生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