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中国洪灾真相（2）

qianyiquan 收录于2007-10-04 阅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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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江泽灾民恨三峡

长江流域在三峡工程实行截流的八个月之后暴发了空前大水灾，使中国现代史上最具争议性的工程项目—-三峡大坝建设工程再度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灾民们说，三峡截流是断了长江的“龙脉”，“龙王”因此发怒生灾；也有人说：“就算一条小溪，摆一些石块截流，整个水流、水位都会改变，更不用说长江了。”虽然众说纷纭，但是截流后长江水位被抬高，已有一百六十五万平方米的各类建筑物遭淹没则为不争的事实。当整个三峡大坝完工时，被淹没的地区将包括四川、湖北的十九个县市，有三十八万八千六百亩耕地和果园以及六百五十七家工厂将沉入水底。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一四日在湖北省宜昌市三斗坪正式动工兴建的三峡大坝，据政府宣称其作用非凡，它不仅有防洪库容二百二十一亿五千万立方米，还能使年发电量达到八百四十亿千瓦小时，并且可以让万吨巨轮直航重庆市。自从一九五四年长江发生特大洪灾后，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便设想“毕其功于一役”，根治水患，并于一九五六年首次提议在三峡建坝。不久，党中央毛主席亲自写下《水调歌头*游泳》一诗，成为影响三峡工程决策的最关键的因素。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会议，讨论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与会者中有人解释，主席诗词中的“更立西江右壁”即表示要在三峡建设高坝，“截断巫山云雨”是讲工程的防洪效益，“高峡出平湖”指工程有利于航运，而“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一句则抒发崇高的革命理想。鉴于“伟大领袖”的高瞻远瞩，政治局很快就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意见的决定》。一九八四年四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原则通过了三峡工程方案，并下达指示：工程按正常蓄水位一百五十米、坝顶高程一百七十五米设计。一九八六年国务院召集四百多位专家，分成综合规划、水位、水文、移民、发电、大坝枢纽、生态环境、投资、泥沙淤积、机电设备、航运、地质地震、施工、防洪、综合经济评价等专题组，进行三年“论证”。一九九二年全国人大正式批准三峡工程“上马”。为了防止工程生变，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要求制止公开争论三峡工程问题，国务院也指示：“对国内的不同意见，不辩论，坚持正面宣传。”然而长期以来，原水电总局局长李锐、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等大批专家、学者不断质疑三峡工程的合理性，而在一九九二年全国人大表决三峡议案时，更有八百六十七名代表不顾政府的压力，投了反对票和弃权票，成为一党制度下的政坛奇象。一九八六年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曾对三峡工程作出结论，认为“综合的系统评价，利弊相抵后，结果仍明显地弊大于利”。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长江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环境评价部写成《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环境报告书》，其结论也是负面的。其实，三峡工程的“科学论证”（一九八六–一九八九）是在“三峡必须上马”的前提下所进行的，一九八五年英国首相希思当面劝说中国领导人放弃三峡工程计划时，邓小平的回答是：“已经定了，不能改了。”早在一九八四年，国务院为了配合三峡工程上马，还一度筹建“三峡省”，并在“省会”所在地宜昌市兴建了一批楼、堂、馆、所。从表面上看，三峡工程既有可行性报告，也有审查程序，似乎具备一个大型工程所需要的论证和审批环节，但实际上其可行性研究及工程的审批和施工，都由同一个部门负责，例如原水电部副部长陆佑楣就是一人身兼三职—-“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工作组副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兼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开发总公司总经理。有批评人士指出，三峡工程反映出“首长意志”今天依然决定著这个国家的命运，因此它是旧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又一“杰作”，是凭借计划经济调动全国财力所盲目进行的政治工程，它的可悲之处在于好大喜功的政治热情再次战胜了科学态度。

据说三峡工程上马的主要理由是“有利于防洪、发电和航运”，中宣部强调这是“一举三得”。其实这三个目标不但是相互矛盾的，而且对于它们的期望的本身就存在著谬误。长江历史上最大的洪水流量为一千六百亿立方米，而三峡水库充其量只有二百二十一亿立方米的蓄洪库容，如果让它抵御一九九八年长江的八次洪峰，无论拦蓄哪一次都无济于事，根本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根据长江流域由东向西的降雨规律，当雨区抵达鄱阳湖、洞庭湖一带时，上游水位尚低，三峡水库是不可能下闸蓄水的；而当雨区移至鄂西、川东时，水库却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来蓄纳来自三峡地区和四川的洪水。通常暴雨总是先集中降落在华南、江南及湘赣两江流域，这时处在鄂西的三峡水库对于长江中下游的湘资沅各水系以及汉江、赣江等众多支流的水患就爱莫能助。按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制定的工程运行计划，每年十月汛期结束后，三峡水库开始畜水，让水位保持在一百七十五米，以利航运；到来年四月至六月中旬汛期前夕，再进行排水，将库内水位降至一点四五米，准备蓄洪—-不过这样却抬高了长江干流的水位，发生“内水”和“外水”顶托，只会加剧灾情。据知在一九九八年汛期，三峡建设部门由于担心急流会影响建坝工程，曾故意泄出比正常情况下更多的水，结果使下游的水灾变得更为严重。另一方面，三峡工程对水能的利用也远不如政府所说的那么理想。虽然川江的流量大，但分布极不均匀，每年百分之五十的泾流量都集中在七至九月，一至三月的泾流量只占全年的百分之七，况且三峡水库还要“蓄清排浑”，因此最多只能保证四百九十九万千瓦的年发电量，从而使装机容量达一千七百六十八万千瓦的巨型电站难以摆脱亏本的厄运。然而最令三峡水电站难堪的是，在长江泾流量最大的几个月里，水库的主要任务却是防洪，而且必须在汛前留出蓄洪库容，这样便使发电创收的契机失之交臂。正因为如此，安装了发电设备的水库往往会拒绝承担防洪责任，正如在一九九八年六月洪流狂泻之际，全国三百五十二座大型水库只蓄洪四十一亿立方米，仅占总蓄水量的三十三分之一。再说三峡水电站要在工程开工十二年以后才能发电，而专家们预计，到二０一五年它的发电量只能占全国发电总量的百分之三点五。更出乎工程上马派预料的是，目前电力供应过剩已成为阻碍全国电力市场发展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再建造一个庞大的水电站，对于电力市场来说恐怕不是福音。而在航运方面，三峡工程可将川江下水单向的航运能力从目前每年一千至一千二百万吨提高到五千万吨的说法，其实是建立在必须全年通航的前提下的。为了防洪，汛期水库需要腾出足够的库容，这样一来一年中就有六、七个月不能通行万吨轮，年航运量最多不会超过二千九百万吨。更何况水库长期将泥沙拦蓄在航道里，最终难免会导致碍航。长江中平均每年有五亿三千万吨的泥沙来自三峡，预计建坝七十五年之后，整个水库将被泥沙淤满，并淤塞重庆至涪陵的航道，使重庆成为一座死港。这些还是次要的，令人担心的是，三峡工程可能还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美国斯克拉—-露尔丝工程咨询事务所指出，三峡地区曾发生过五点一级地震，现在坝址附近还存在著石灰岩底层的水平断错和间断性起伏等新的地壳构造运动，一旦建坝蓄水，整个谷底和两壁又要突然增加四百亿吨水的压力，因此不容忽略其诱发地震的现实威胁。此外，由于库区两岸存在二百多处塌方隐患，当大坝将水位抬高一百多米后，随著库水向两岸的岩缝中渗透，很有可能会引起具有地震能量的大塌方。而考古学家也不无痛惜地说，三峡工程还将淹没丰都鬼城、昭君故里、白帝城等八百多处历史古迹及古墓，使其原有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变得面目全非，历史文化遗产泯灭不复。

三峡工程对于一九九八洪灾的直接影响，还在于它占用了大量原本用于加固防洪大堤的资金。一九四九年以后，长江大堤只在五十年代全面维修过两次。一九八０年国务院召开长江中下游防洪座谈会，计划投资四十八亿元人民币，赶在一九九０年之前完成对荆江、同马、无为、黄广、松姿、老城、南线、武汉、九江、安庆、南京、芜湖、上海等地堤防的加固、加高工程。然而由于当时葛洲坝工程尚未完工，三峡工程又已悄悄上马，水电部既无心、也无钱来维修长江大堤。一九九０年国务院又重申上述任务，并强调要在一九九七年以前把长江大堤的防洪能力提高到能防范类似一九五七年洪水的标准上，孰料这一规划最终也因缺乏资金保障而成为一纸空文。四十年来没有得到全面修缮的长江大堤，几乎每年都在高水位的压力下发生裂缝、渗漏、脱坡、漫顶等险情。据北京《经济参考报》报道，这几年长江崩岸非常频繁，常年需处理的崩岸总长约二百公里，且情势日益严重。而在一九九八年洪水的冲击下，长江大堤竟出现五百四十处重大险情，有四百八十多公里的堤段只能靠抛沙袋筑子堤来挡水。仅以人称“洪水走廊”的湖北省为例，一九九八年汛期就至少发生三十三处决堤。令人困惑的是，近五十年来政府将百分之三十五的水利投资用于建造水库，而包括修堤在内的防洪工程所获得的资金只占水库资金的三分之一。这种极不合理的资金投向所带来的后果是，一方面水库的数目从一九四九年的三十余座增加到现在的八万六千多座，而另一方面遭受水灾的地域面积却越来越大。尤其是规模空前的三峡工程，简直就象一个“无底洞”，几乎要把全国的水利建设投资都吃了进去。一九九二年全国人大批准三峡工程时声称总投资为五百七十一亿元人民币，但是到了一九九五年八月，仅建坝、移民和发电设备这三项就涨到了二千零三十九亿元，然而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陆佑楣向朱熔基报告说，三峡工程实际至少需要六千亿元。国际舆论还批评说，三峡工程造成大量库区居民被迫失去家园，正在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这也是决策者一直不愿正视的。尽管朱熔基承认水库淹没区的移民人数为一百三十万，而不是工程论证报告所称的一百一十三万，但是宜昌市和四川省的政府官员在参加国务院移民工作会议时说，他们辖内的移民数分别为二十万和一百五十万，而且还不包括一旦水位超过一百七十五米以上时以及当库尾泥沙淤积、壅高水位之后，为躲避上游洪涝而新增加的移民。与此同时，安置移民所需要的资金也不断攀高，由最初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估算的三十亿元人民币涨到了一九九四年的四百亿元。庞大的预算本身往往就意味著腐败，据国家审计署一九九八年年度检查发现，已有二亿三千二百万元人民币的移民安置费遭地方干部侵吞，如湖南省移民局就曾擅自将移民赔偿金用于建造湘怡大酒店牟利，而重庆市某部门干部周尚富则索性将十万元移民款纳入私囊。这种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已在四川省陨县多次引发示威事件，传闻当地有一封万人具名的抗议信抱怨政府发放的动迁赔偿金根本不够移民们安家和再生产，信中威胁道：“一旦爆发民变，中央政府既便是赶派京官南下处理，怕也无济于事。”此外，由于移民通常都以炸山取地、毁林开荒的方式获取建筑、耕种所需要的土地，因此实施“就地后靠”的移民方案难免会使生态更为恶化。重庆市长蒲海清指出，为了安置三峡库区的移民，近几年当地几乎每日挖山不止，已导致该市每年流失水土达二亿吨。移民毁林潮同时还接连酿成惨剧，有记者目睹四川省奉节县移民小区旁的一条街在洪水退去后突然坍塌，全部滑倒入长江之中，起因也是挖山造成水土流失。当高层决策者为三峡的“树碑工程”踌躇满志之时，还有谁理会三峡两岸灾民啼不住的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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