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简称。1966年5月，由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发动，这场长达十年的政治清洗运动使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总书记邓小平在内的大多数中共元老，以及数以亿计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遭到批斗和整肃。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后，时任中共第一副主席的华国锋联合中共元老叶剑英等人，于当年10月逮捕了毛泽东的妻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中共副主席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张春桥等“文革”干将，“文革”宣告结束。
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
破 四 旧
文革初期，以大中学生红卫兵为主力的革命派发起了一场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运动，世称“破四旧”。在这场运动的笼罩下，中国没有法律、民众失却自由，俨然一片乱世。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后来《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
同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也正是从这天起，受毛泽东接见的三十万北京红卫兵“小将们”走向街头，张贴传单和大字报，集会演说，开始了“破四旧”运动。
他们给街道、工厂、公社、老字号商店、学校改成“反修路”、“东风商店”、 “红卫战校”等革命名称，剪小裤腿、飞机头、火箭鞋，取消剪指甲、美容、摩面、洁齿等服务项目，停止销售具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色彩的化妆品、仿古工艺品、花发卡等商品，砸毁文物，烧戏装、道具，勒令政协、民主党派解散，抓人、揪斗、抄家，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行动的狂热，使许多置身事外的学生参加到红卫兵的行列。
新华社对此进行了连续的肯定性、歌颂性报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1966年8月23日）：“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
红卫兵还发起了掘墓狂潮。1966年11月，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带着两百名红卫兵前往山东曲阜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发动无产阶级贫下中农贫下中农声讨孔夫子，砸烂了孔坟。
据统计，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谭厚兰率领红卫兵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声浩劫是 “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此后，各地红卫兵竞相效仿：冲击寺院、古迹，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甚至打擂台似的相互竞赛，看谁的花样翻新出彩。
这时候的中国，没有受保护的文化遗产，没有受保护的私人财产、私生活领域，没有受保护的人身自由——荒诞的是，有些老人留了一辈子的胡子也被当成“四旧”的对象。
“破四旧”不仅造成了社会生活的混乱，财产、文物的损失，更可怕的是让红卫兵从学生循规蹈矩的行为规范、习惯里挣脱出来，打破了种种文明禁忌，把虚妄的阶级斗争从理念转化为实行践履的狂热。这场运动也为红卫兵日后政治性的造反、夺权做了热身演习。
造反有理
“造反有理”出自最早出自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有了这个道理，于是就革命、就造反、就干社会主义”。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
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造“牛鬼蛇神”的反，揪斗“走资派”。
造反派多是各地的大、中学校的学生，他们思想比较活跃，有知识，接受新东西快，由于他们对各级领导的官僚主义和现实的不满，听到“造反有理”的口号后，被激发起澎湃的造反热情，并形成了席卷全国各地的造反夺权运动，导致各地党委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是毛泽东1963年总结社会主义运动时提出的口号。
从1957年起，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确确定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成为后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中指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并强调“斗争要几经反覆，还要持续五十年、一百年……”。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年年讲、月月讲。
1963年2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总结湖南、河北等地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时，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并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被否决。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1966年7月29日，原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的儿子、北京大学学生谭力夫贴出一副红卫兵对联，叫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 对联的意思可解读为：他的父亲是革命的，作为儿子的他肯定也是好样的；反之，如果父亲是“牛鬼蛇神”，他的子女肯定也是反动的。
8月1日，这副对联迅即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学校贴出，又一次引起轰动。由此在红卫兵组织中展开了残忍的“血统论”斗争——“红五类”与“黑六类”的对阵！
消息迅速传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耳朵。陈伯达于8月2日凌晨在接见对于对联持不同意见的两派红卫兵时明确表示，这副对联“不全面”。陈伯达批判了“血统论”，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实际上是封建社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翻版。
但陈伯达的“阻止”并没有取得效果。“红五类”子女自恃出身好，“自来红”，无法无天；“黑六类”子女则心灵受到莫大的创伤，失去对前途的信心。
“红五类”自认为秉承其父兄的衣钵，照例是革别人的命。除了已打倒在地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以外，加上黑帮、臭老九，统称为“牛鬼蛇神”。他们抄家、揪斗、游街示众，发展到后来的打、砸、抢，一时间，全国的知识分子人人自危。
“血统论”能够在文革中盛行，固然依仗于当时泛滥的极左思潮，而且也与长期以来的“阶级斗争”理论紧密相连。红卫兵们不但在学校里大肆涂写这幅对联，还刷到街上去，影响巨大。
“血统论”和“阶级划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激化了人们的分裂。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学生，认为只有他们是革命的，才有资格保卫毛主席，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认为马克思有“主义”，列宁有“主义”，毛泽东不能只有“思想”，也应称“主义”，于是，他们把自己的红卫兵组织称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戴的是红底黑字的“红卫兵”袖章。当时的红卫兵，必须是“红五类”，尤其是那些干部子女，实际上成了专利、特权，他们颐指气使、趾高气扬，高唱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是中国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展的一场运动，依据是毛泽东于1963年发布的指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大庆和大寨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成为当时工农业上的两面旗帜。在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之下，这场运动最终演变成一场灾难，给中国带来巨大损失。
1963年底，大庆油田开发成功。从见油到探明油田面积仅花了一年多时间，三年多累计生产原油一千多万吨，并解决了世界油田开发上的几大技术难题。“铁人”王进喜跳进泥浆池搅拌水泥的形象成为当时的光辉经典，他的口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传遍全国。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
“工业学大庆”主要是学习增产节约、吃苦耐劳的精神。一次打井时发生井喷，王进喜不顾腿伤，不顾泥浆烧人，扔掉双拐跳进两米深的泥浆池中，手划脚蹬，用身体搅拌泥浆。另有七人也随即跳进泥浆池中。三个小时后，井喷被制止了。这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压井方法。而王进喜则被烧出大量血泡，全身血肉模糊，一出泥浆池便昏倒在地。
文革期间工业学大庆运动进入高潮，也出现了大量的偏向：有的流于形式，停留在口号和空喊上，刮风走过场；有的不结合实际情况，生搬硬套大庆模式。有的企业想模仿大庆，除生产外也搞农林牧副渔，根本不顾自己是否有客观条件；有的企业把王进喜“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话任意套用，不讲科学、蛮干硬干，造成重大损失。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相当于现在大寨乡下属的大寨村），位于山西东部，环境气候恶劣。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当时中共大寨支部书记陈永贵的领导下，当地农民从山下担土到石山上造田，在山顶上开辟蓄水池，所谓“万里千担一亩田”，将寸草不长的石头山改造成良田，毛泽东号召全国农民向大寨学习。
在各种宣传和舆论工具的鼓噪之下，许多地方并非学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而是将大寨作为农村发展的标本推广。尤其在南方农村，基层官员不切实际地在山上大规模开垦大寨式梯田。这种做法的荒诞性在于，南方大多是水田，山上无法解决供水问题，因而梯田根本不会产生经济效益。农民被拖入苦役之中却无法果腹。另一方面，盲目学大寨导致山上植被大量受损。
“三忠于四无限”
“三忠于四无限”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政治术语，也是一种宣传口号。一般是强调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对其思想的忠诚。
“三忠于”指的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指的是：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三忠于四无限＂一般和“四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连用。
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5月18日，林彪发表讲话，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自此掀起个人崇拜的热潮，“三忠于四无限”正是在此时出现。而林彪的题词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也出现在《毛泽东语录》中。
1967年初春，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高潮。一个围绕 “三忠于四无限”展开的、以“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像章热”、“忠字舞”等形式为主要特征的向毛泽东主席“献忠心”的活动，狂起于大江南北，遍及全国城乡，这种狂热的个人崇拜所以能在中国大地上风起，和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理性认识上的盲从、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需要有着密切的关系。
寒风孤寂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