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后，中央开始给“右派”平反，被打入社会最底层的“右派”分子也开始互相走访。
　　“一二·一”运动的领导骨干袁永熙和李凌在睽别二十多年之后也见面了，他俩互相看着饱受摧残的身姿面容，意忍不住抱头痛哭。
　　“男儿有泪不轻弹”，他俩都是曾经在革命斗争中历经艰险，笑对死亡之人，不是伤心至极，感慨殊深，绝不会抱头痛哭。
　　袁永熙出身于豪门富商之家，但他为了追求民主自由，毅然背叛家庭，投身于中国*领导的革命斗争之中。1938年，他在西南联大（抗战时期，由北京、天津南迁昆明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合并而成的联合大学）加入中国*，1939年任中共西南联大支部书记。西南联大在抗战时期的城市爱国民主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被誉为“民主堡垒”，在西南联大成为“民主堡垒”的过程中，袁永熙起了重要作用。1945年，昆明爆发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二·一”运动。这一运动的领导人是中共云南省工委，斗争前线的主要负责人是袁永熙。联大复员北上之后，他又在北平领导了1946年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和1947年的“五·二O反内战、反饥饿、反*”运动，所以他被誉为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功臣。
　　袁永熙被打成“右派”的罪名是“做了右派分子进攻党的内应”。
　　强加给他这个罪名的依据是：
　　1．他在职工和政治课教师的鸣放会上鼓过几次掌。1957年，他的职务是清华大学党委常委，校长助理。中央号召群众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时，党委分工由他负责听取职工和政治课教师的鸣放意见，在一次由工会出面召开的“人事工作鸣放会”上，发言的人着重对1956年的调薪工作提了意见，由于这一年的调薪工作是他主持的，为了表示欢迎群众提意见，他在会上也跟着鼓过几次掌。这就成了“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
　　2．他曾经说过：开展反右派斗争以来，“教授受压”。一个上级党委派来的代表在党委扩大会上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说教授受压，这不是指责我们*在压迫高级知识分子吗？这是*裸的右派言论，说这话的人，难道还不是右派”！
　　这种奇怪的罪名，值不得再作分析。
　　对此，袁永熙的儿子陈必大在《欲辨真义已忘言——纪念我的父亲》一文中谈得很深刻。
    
    日子是我们自己一天一天过的，可怎么编织他们却全不是我们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
    ……反对得对不对，只有一个标准：看谁在政治运动中倒下。如果上级和党委一班人都不站在你一边，那你的反对就是站到了对立面，反对领导就是反了党。（见《第二条战线的功臣袁永熙》第196、203页，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袁永熙就因上述罪名被打成大右派、阶级异已分子。他的“罪行”和声讨他的文章占了7月22日《人民日报》第二版的一整版。他被强制到昌平县长城脚下一个劳改农场劳改，随之而来的也是只有在中国才能发生的家庭悲剧。

摘自  云南民族大学教授杨知勇《精神奴役创伤者的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