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二年前的一份先生名单
——写在本校纪念张伯苓接办蜀光中学70周年之际
蜀光高1995届 钟纪江
1937年秋，张伯苓先生率喻传鉴等应邀到盐都自流井考察教育，同意接办蜀光中学。喻传鉴任校长，订下三年发展计划，初购地二百余亩营建新校园，以南开“公能”二字训练蜀中子弟，后递增至四百余亩，在自流井伍家坝上兴建“第三南开”（喻传鉴1939年语），短短数年成为西南有名的优良中学。愚意以为南开接办蜀光成功，有三方面的原因不可忽视：其一为当时自流井盐业未衰，自贡的盐业资本有能力给这个私立学校提供充足的发展资金；其二，抗战爆发，全国知识分子纷纷逃亡来到西南半壁，形成了一个供大于求的高质量人才库，使得有能力的学校都能延聘到优秀教师；其三，南开将张伯苓一以贯之的公能教育移植过来。由此三者——南开公能为核心的教育思想、高水准的全国性师资力量、自流井盐业资本的合力，始克有成。这些条件，是历史的特例，今日不可复得。我在本文里准备主要谈谈蜀光当年的师资。
凡真心兴办教育者，无不重视师资力量的建设。喻传鉴上任时即说：“蜀中僻处内地，良师难得”，因此，他一方面直接从南开抽调骨干，一方面广延优秀教师，许多德才兼备的教师都曾经在蜀中任教过。前读《蜀光校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其第二章附有一表，为“蜀光中学1945年6月先生名录”，摘自本校高五班（1945年毕业）毕业纪念册。1945年6月，抗战即将胜利，漂泊西南的知识分子们将要纷纷启程东归，这份“先生名录”正是在这个将去未去的时间点留下的记录，可以说是1937年南开接办蜀光后大力提高师资力量的一个见证。这份教职工名单中一共六十人，其中教师有五十多位，国内名校毕业生基本齐全了，公立大学如北大、清华、中央、浙大、武大、北师大、北洋、山大、政治、天津工学院等；私立大学如南开、复旦、厦大、大夏等；教会大学如燕大、齐鲁、辅仁、金大、金女大、中法孔德、华西协和等；其他还有佛学、国学等教育机构如支那内学院、章氏国学讲习会等。我今按图索骥，略加整理，对韩叔信、陈著常、李观方、谈壮飞、孙柏蔚、文玉笙、章展、高峻乾、芮鹤九等几位先生做点介绍。
韩叔信先生和陈著常先生先后任本校校长，为功厥多，众所周知，这里只说一个侧面。
韩叔信校长，山东人，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先后在天津南开、重庆南开和蜀光任教，是张伯苓南开中学系列的得力干将，1943下－1947上年任蜀光校长。张伯苓先生主持的南开系列坚持办学的独立性，因此，南开虽然一贯支持师生组成各种社团组织，但是坚决反对任何党派组织进入学校。我想，此一立场意指：学校是由师生组成的，每一个人不妨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政治倾向，学校实际上也没办法阻止师生们私下里结成政治兴趣小组；但是，一个学校必须坚持，无论何种政治力量均不得在校内“公开”成立和发展组织，无论何种政党组织更不应该成为学校行政机构中的一种“常设”组织。韩校长治蜀光多年，也坚持此一传统。他关爱全体师生，当政府当局欲加害进步师生时，他都尽力保护、营救，《蜀光校史》第43页记载有多个事例。
在校友萧似男撰写的回忆录“往事回眸”中有一段也写到韩叔信校长，萧似男校友网名“七叶一枝花”，她的这一回忆录现在发布在陶世龙先生“五柳村”网站。萧似男回忆到：在蜀光读初三时因为耳闻某位进步教师被迫“出走”，她愤愤不平，鼓动全班同学不参加放学前的降旗仪式。第二天韩校长把她叫到办公室，很客气地问为什么昨天离开学校，不参加降旗仪式，假装不知道是她煽动同学闹事，故意大事化小，只要求她写一份检讨了事。萧似男说，自己当时怀疑韩叔信校长是国民党安插在学校的代表，他的这一处理是另有目的。直到六十年后，经历了反右、文革等历次磨难之后，古稀之年的萧似男读到校史的有关记载，对于自己的误解才有如下的反思。她这样写到：
我这样想是因为自解放以来，看到每个学校，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名正言顺地都有党团组织。而且校长都是双肩挑，既是行政第一把手，又是党委（党支部）书记，所谓党政合一。至于青年团组织，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自然是学校里的法定组织了。我用这个模式去套解放前的学校，当我回忆韩校长对我客气的训话时，我断定他是伪善的国民党，把他看成是学校的国民党头目。2000年我获得了1994年编辑的蜀光中学70周年校史资料，当我读到关于韩叔信校长的事迹一段时，我发现我冤枉了他，我深深感到内疚，才体会到韩校长那几句简短的训导是一个职业教育家，教育救国精神的体现，是他对学生的爱护。才感到他的话是那样地亲切，那样地中肯。
我抄录对韩叔信校长的评价，不仅在于让自己从新认识韩校长，纠正我对他的错误猜测，对他表示由衷的歉意。钦佩他为了营救进步老师和学生的谋略和实干精神。试想，当1957年在全国各级学校师生员工中大抓右派的时候，有哪个校长敢于出面伸张正义，出面担保和营救那些“右派分子”啊！不是有正义感的人死绝了，而是因为，如果他们胆敢如此做，也会遭到同样的灭顶之灾。
陈著常校长，四川人，当时为校务主任，192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1947下－1949上和1950上－1952上两任蜀光校长。陈著常在校时正值蔡元培任北大校长的后期，深受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影响，同期的教师对他颇多赞许，如谢韬先生称他深受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的影响，提倡民主和科学，芮鹤九先生称他为“忠厚长者”，陈著常校长九十高龄时对自己治校的总结是八个字——“萧规曹随，按部就班”。他秉承南开传统，拒绝政治力量以组织形式植入学校机构，《蜀光校史》第44页记载道，当时的国民党自贡党部书记要求他加入国民党，并要求在蜀光建三青团组织，均被他婉言拒绝，国民政府后来又施压，要求在学校建立“防奸小组”，他置之不理。解放前夕，蜀光师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罢教、罢课时，他坚定地站在师生一边，同时，他还主张团结，防止偏差，对领导罢教的教师说：对于反对罢课的那些教师，也要理解，不要激化矛盾，不要互相指责。宽容是一种古今中外都不容易坚持的美德，我们常常看到一种政治力量自诩占据道德制高点的时候，往往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见，比如在上述的政治运动中，“进步”学生常常会攻击反对者，诉诸暴力，比如砸坏持反对意见的教师的宿舍窗户，甚至进行人身伤害。主张理解持异议者，陈著常校长的这种胸怀气度是值得赞赏的。
政党组织在学校体制中本不应存在，现在作为寄生体，却无孔不入，无微不至，时日既长，积重难返，转而能够随意摆弄宿主的身体和思想，成为凌驾其上的附赘悬肬——这是我对于现今的学校最不满的地方。在这方面，韩叔信、陈著常两位校长以及此前的喻传鉴校长都是值得后来者琢磨体会的。当然，以当年南开张伯苓和南开各位先贤的胆识来要求现在的大学校长也不可得，更不可能以此要求现在的中学校长。张伯苓先生若在世，不知当作何说。
李观方先生，山东人，毕业于南开大学，时任蜀光训导主任，兼地理教员。1936年，李观方南开毕业就赴川参加创建重庆南渝，1938年南开接办蜀光，他又是南开派往蜀光的首批骨干教师。李观方的长子李嘉陵说（《校友通讯》第17期），李先生先后在南开、蜀光、四川女子教育学院、大连师范学院等学校教授地理，颇受历届学生的欢迎，许多学生在回忆中都赞赏他独到的地理教学方法。据李嘉陵的回忆，作为训导主任，李先生遵守南开办学之规定，不许任何政党进入学校，而且他非常欣赏和支持学生反独裁，争民主，争自由的进步活动。有一次当局进校检查学生壁报，责令取下不能刊登的文章，学生问他怎么办，他叫学生“开天窗”以示抗议。还有一次李先生回家脸气得煞白，李师母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气愤地说：“他们（指国民党当局）又到学校抓人啦！”我觉得这个例子说明，保持学校的独立是南开各级学校的优良传统，是自校长而下的学校管理层共同严守的规定。
重视体育是张伯苓先生开创之南开系列学校的传统，刘世藩先生主持蜀光体育工作多年，为蜀光的体育传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刘世藩，绥远人（今并入内蒙古），毕业于北师大，时任本校体育主任。名单中万美恩老师是刘世藩老师的夫人，江西人，毕业于上海两江女子体专，也是体育老师。刘世藩本是津门足球名宿，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天津时即为南开足球队主力队员。建国后，刘世藩老师调到天津市河北师范学院、天津体育学院任教，任运动生物力学研究生导师，1957年被评为我国首批20名国家级足球运动员之一，获“新中国体育开拓者”称号，还曾任中国足球协会副主席。今日的蜀光校内有山，校外有河，有标准的运动场、游泳池，男足和女篮是蜀光两大传统体育强项。我生鲁钝，手脚不敏，自入蜀光后，幸蒙校风熏陶，才培养了些对足球的爱好，始知有所谓马纳多拉、巴斯滕、古力特等足球巨星。每年蜀光开校不久，高中部就开始足球联赛，记得我们班上，就有三四位足球尖子，其中有绰号“袋袋儿”者，过人技术娴熟，于球场上左盘右带，上挑下拨，如入无人之镜，颇为骁勇。年初春节回母校一游，只见本校使用多年的风雨操场已经改建为现代化的体育场馆，估计应该能为师生提供更好的体育健身服务，还能承担更多的校际中学联赛。抚今追昔，不能不感谢南开刘世藩等老师对于蜀光体育事业的肇基之功。
谈壮飞先生，湖南人，毕业于支那内学院。谈壮飞任教蜀光，还有一份《我对于初中国文科教学提供的几点意见》保留至今，其中的特点是非常注意“做人”与“辨志”，他的中学国文教学先立其大，所取的路径甚高。支那内学院为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佛学院，欧阳竟无、吕澂先后执掌该校，谈壮飞是内学院的弟子，颇得两位先生的赏识。建国初期后，吕澂先生先后讲学宁、京等地，把谈先生调到身边，襄助其事。在北京，吕澂先生为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今社科院）学部委员，谈壮飞为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吕澂为我国近现代佛学大师，建国前著作较多，建国后著作不合时宜，出书极少。1961年吕澂在南京举办佛学研究班，谈壮飞亦参与该班研讨，吕先生所讲经谈壮飞笔录并整理为《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和《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两书，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两本书是我国佛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该书的出版说明中写着“书稿的整理和抄录工作都是由谈壮飞同志担任的”，我早就略略翻过，但是我当时不知道这位谈壮飞先生是曾任教本校的语文老师。谈壮飞还协助吕澂先生编订《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等。据闻，谈壮飞等所做吕澂先生授课笔记尚有多种，多存谈壮飞处，原拟由谈先生继续整理出版，后谈先生不幸早逝，这些宝贵的笔记遂无人整理，只能送到金陵刻经处保存。自古大学者传业授道一生，常赖弟子整理笔记出版，对于弟子谈壮飞的早逝，想来吕澂先生是有双重的悲痛的。
前阵网上看到朱花朝、刘海声等四川老先生的回忆文章，称在1941年春前后，当时支那内学院内迁在江津，欧阳竟无先生曾派内学院弟子谈壮飞和吴汉骥（白屋诗人吴芳吉之子）前往自贡富顺遴选人才，继承衣钵。他们在富顺西湖边上开办“夏声书屋”，由谈壮飞主其事，欧阳先生亲笔题写了招牌。吴汉骥等还到王楠（蜀光前任校长）主持的富顺二中执教。谈、吴等在富顺非常活跃，引起国民党富顺党支部猜忌排挤，终于书屋被迫关门，谈壮飞也返回江津，欧阳先生在富顺寻找关门弟子的愿望落空。
今由《蜀光校史》，看来谈壮飞不久又重返自贡，到蜀光中学教授国文，很可能他还担负着继续寻找人才的任务。所谓欧阳竟无到自贡一带寻找“关门弟子”、“继承衣钵”大概只是四川龙门阵，但是内学院希望在自贡发掘几个有大根器的人，实有可能。谈壮飞先生的哲嗣谈宪生还在社科院哲学所工作，我曾就此事向其请教，谈宪生先生说他父亲生前曾断断续续讲过一些在自贡地区开书店，任教中学的事情，似乎还写过一篇文章叙及往事，但是时间太久，已经不知道在哪了。
这几年，自贡有一批人重温李宗吾及其厚黑学，听说有几位蜀光的校友还是其中的骨干。张默生是李宗吾晚年的挚友，在他的《厚黑教主传》中记述了他委托在蜀光任教的好友孙柏蔚前去拜访李宗吾的经过：孙柏蔚到张家沱内柴口找李厚黑，因为地址不清楚，怎么也找不到教主，李宗吾是自流井土著，和蜀光中学关系又很深，对伍家坝地盘熟悉得很，后来还是亏得厚黑教主亲临蜀光找到孙柏蔚，一来二往，交情不浅。作为老朋友，孙柏蔚建国后写的《厚黑教主李宗吾》（发表在《龙门阵》1981年第2期）是很珍贵的一份关于李宗吾的材料。再说在重温李宗吾的这些文章中，我读到一篇川北的笑蜀先生以教育家角度阐释李宗吾的文章，颇可见厚黑教主正言若反、既破又立的一个侧面，实得李宗吾用世育人之心。作为教育家的自贡人李宗吾与蜀光很有些渊源，这些以后再说，在这里只略说说孙柏蔚老师。
国文教员孙柏蔚先生，河南人，服务本校时间最久，教学水平极高，是值得本校永远纪念的一位好老师。孙柏蔚先生早年求学于教会大学齐鲁大学，师从国学大师、墨学名家栾调甫先生，与当时任教齐鲁的张默生关系极好，常同去拜访当时齐鲁著名学者吴秋辉。孙柏蔚经过与这些师友的学术磨砺，学养深厚，深谙栾氏之学，很受栾调甫倚重，在上世纪20年代著名的墨辩之争中，栾先生委托他写《坚白离盈辩》，以绍述栾氏的学术观点。从保留下来的孙先生的几篇文章来看，张默生称他“博闻强识，精于考据”，良非虚言。孙先生抗战入川，初在南开，后在蜀光，道德文章都堪为表率，教学又非常认真尽责，他在《国文教学方法及补充教材》中列举他所使用的补充教材就达数十种。孙柏蔚老师是首批从南开前往蜀光任教的核心骨干，对于南开接办蜀光的这段历史最为熟稔，学识文笔也非一般人可比，他曾写数万字的《蜀光校史》，是本校校史的初稿。孙稿今尚存，我仔细读过，文中有许多有趣的、而现在校史中没有使用的材料。
孙柏蔚先生自1938年来本校，至1968年在文革中不幸罹难，此间服务本校三十年，育人无数。我每逢这一时段毕业的校友，总要问他们对于孙老师的印象，他们对于孙老师的师风师德和教学水平，没有不称赞的，对于孙老师的不幸去世，没有不深感遗憾的。蜀光中学北京校友会理事长易明初学长（1958届）就对我说，一回忆起来，孙老师的神态模样彷佛就在眼前。一位老师，在去世几十年之后，还有这么多学生们对他还饱含真情，对他的模样还记忆犹新，令我唏嘘感慨。对于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好老师，我觉得本校在思蜀亭下的后山立碑纪念并不为过。关于孙柏蔚先生，我很想再写一篇文章以纪念这位老师，此则姑止。
章太炎先生晚年成立国学讲习会于苏州，讲学姑苏，培育了不少国学人才，其中亦颇有四川人，其中一位来到蜀光任教，就是这份名单中的国文教员文玉笙先生。自南开接办蜀光，师资取自全国各地的人才，文玉笙是少有的四川本地人。
在学生们的回忆里，文玉笙先生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文先生上国文课总是一袭长衫，朗读古文名篇时，高吟低唱，很有韵味，摇头踱步，双眼微闭，十分投入。清史专家、人民大学教授王思治（1946届）在《人物》杂志（2000年第1期）充满深情地回忆了这位文玉笙老师。文中提到王思治所在班毕业时，文玉笙先生亲自为他们作曲填词，谱写了一首班歌，我觉得这首班歌讲得很好，言简意丰，很好地将本校公能校训与儒家传统结合起来，非常难得，表现了文玉笙先生的学问和才情，尤其是对于学生们的殷切寄望，因此摘录在这里：
《蜀光1946届毕业班班歌》
三十年前好用功，男儿有志即英雄。
三不朽德最崇，我校训“能”与“公”。
盈盈卅二子，融融坐春风。
但愿淡如水，不愿如醴浓。
文玉笙是章太炎先生晚年在苏州国学讲习会的及门弟子，在本校教授国文，在蜀光当时的教员中有一位倒是章太炎先生的女儿，不过她教的是英语。章展先生，浙江人，是章太炎先生的幼女。幼年时，随章太炎先生去日本，袁世凯窃国时软禁章太炎，章展亦陪侍在京。章太炎先生行文好用僻字，给自己的三个女儿取的名字，一般人都读不上来，章展老师的名字是四个“工”字，读音为“展”，这个字电脑里敲不出来，《蜀光校史》中这个字应该是专门做的。章展老师幼承家学，国学自有根柢。自抗战入川，好学的章展与她的女儿娘俩一起在内迁到成都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读书，传为佳话，待毕业到蜀光任教时大概已四十开外了，因此学生背后叫她“章妈妈”。章展在蜀光教授英语，教学自有一套，有学生的回忆为证。
章太炎先生对四川和蜀人有深厚的感情，兹不赘述。我一直很敬服这位大怪人、大学者、大思想家，现在回顾我中学校史，发现他的爱女和弟子曾任教蜀光，对本校确实还有过一点积极的影响，所以在这里不能不记上一笔，存为本校的掌故。
数学教员高峻乾先生，河北人，毕业于位于天津的老牌工科大学——河北省立天津工学院。他是随韩叔信前往重庆创办南渝中学的元老，后又与李观方、孙柏蔚等随喻传鉴、韩叔信接办蜀光，也是蜀光元老。四川人喜欢给人取外号，前面章展老师的外号是“章妈妈”，这位高先生主讲立体几何，因此外号是“高几何”。关于高先生，侯朝隐校友（1949届）有一段既生动又充满感情的回忆：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高峻乾老师，我初三毕业的那一年，他是我的级任老师，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他是一位又可爱又可怕的老头子。他上课时，先从怀里摸出一只挂表，放在讲台上。他宣称自己的教法是“道尔顿式”的（译成中文就是“启发式”的意思），无论是讲定理还是例题，听懂的学生依次举手……当班上三分之二以上的学生举过手之后，他就抽一位同学站起来回答问题或上讲台演算。上课之中若发现有人驼着背，他就大声喊：“坐直了”，我们班毕业时没有一个驼背的。高老师上课不迟到，下课从不拖堂，当他拿起讲台上的怀表，放入上衣口袋时，恰好下课铃就响了。我初中毕业时，高老师在我的纪念册上写了几句话：“花钱要知父兄艰，不怕人不知，应虑不如人”这几句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
侯朝隐的父亲是自贡大盐商侯策民，故高先生以此留言诫勉之。在本文中，有个明显的缺憾，我无法尽可能多地举出这些老师们在课堂上具体的教学法，以备有意者借鉴，上面这一段则很能见高先生授课的风采和方法。我不懂何谓“道尔顿式”教学，查了下，才知道这是一种源于美国的教学法，肇始于海伦·帕克赫斯特女士1919年创建的道尔顿学校，其内涵很多，比如基本理念是“自由与合作”，注重个性化教学，等等，有许多可兹借鉴和应该学习的地方。中国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节译了帕克赫斯特女士的《道尔顿教育计划》，并曾在个别中学进行了教育实验，但是并没有推广成功。据载，1921年，美国教育家、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孟禄博士访问中国，周游一圈，他最不满意的就是我国的中等教育，这也刺戟了国内有识之士致力改革当时中学教育。时间就是金钱，时间有时候也真不值钱，一眨眼，已经过去八十多年了，国内中等教育的整体状况到现在还是非常糟糕，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每况愈下，变本加厉。
在这份先生名单中年龄最小的是英文教员芮鹤九先生，大概是这份名单中少数尚健在的老师之一。芮鹤九先生，安徽人，生于1924年，与蜀光同龄，任教本校时21岁（《蜀光校史》中误为25岁，今按芮先生来函更正），现在也已经八十三高龄。芮鹤九先生肄业于中央政治学校，任教本校一学期后，转学到复旦大学完成学业。建国后，芮鹤九先生在厦门大学外文系任教直至退休，夫人应锦襄先生也是厦大教授，是比较文化和鲁迅专家，夫妇俩是厦门大学的一对名教授夫妇。已故的台湾“世华会”马鹤凌与芮鹤九先生为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时期的同学，马先生是台湾下届“总统”竞选人马英九的父亲。改革开放以来，芮先生与马先生等老同学恢复了联系，对于马鹤凌先生积极投身两岸统一事业有切身的感受。2005年，马鹤凌先生去世，芮先生写了一篇纪念文章《马鹤凌与“世华”散记》，在去年给我的来信中，还把这篇文章一并寄给了我。至今，芮先生还与当年1945届的蜀光学生葛绮云、牟绪频、程洛纯等保持着联系，师生情谊达六十余年。葛绮云校友为前外交部副部长韩叙的夫人，牟绪频校友颇工书法，曾书写惜阴楼记。在去年给我的来信中，芮先生说道：
蜀光是川中名校，抗战后，自贡盐商委托南开校长张伯苓先生支持，张老就派了若干南开、南渝（重庆）的骨干老师到蜀光，转请了不少优秀教师……当年同学都进入耄耋之年，韩校长、陈著常老师，倘健在，也是百龄寿星，再过若干年，等蜀光九十大庆，只要健康状况许可，一定回去看看，蜀光也是我的母校之一，四川八年，是我第二故乡，1946年离开后，再也没有回去过。
在这份六十二年前的“先生名单”中还有许多优秀的老师，其他老师如檀伯孚先生，辽宁人，毕业于清华大学，极受当时学生的好评和尊敬，建国后任教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喻娴士先生，浙江人，喻传鉴校长的女儿，毕业于中央大学，除教授英语外，兼任数学教师，建国后在联合国工作；袁冰清先生，为教员中唯一一位自贡本地人，毕业于中央大学。限于所知，因此只大致介绍以上几位。
在蜀光的历史上，在这份名单的以前和之后，任教的优秀教员还有很多，容后再叙。黄楠森学长在《蜀光校史·序》中说：“还应指出，蜀光中学也培养了教师们。蜀光中学前后有教师数以千计，他们在教学工作中也得到了成长和发展。他们或者成为终身的优秀教师，或者成为各行各业的优秀工作者和专家、学者。”本文不过以一份先生名单略窥当时的力量。回到当下而言，自贡这个当年“富庶甲于蜀中”的小城，盐业已衰，师资流散，办学的外部环境相当不好，现在的问题是，在今日的办学条件下，如何在经济不算发达的地区继续办好一所中学？
蜀人钟三于京西百万庄
2007年5月17日
五柳村2007年6月5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