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村编者的话：胡绩先生的自述和文集，原拟以时间顺序逐一发表，但因篇幅很大，一时难以全部上网，故改为选择大家最关心的内容，先行发表。值此文革四十一周年之际，将《胡绩伟自述》第二卷中，记述1966年后情况的文章六篇，和一个附录《胡绩伟在文/革中的认罪书》编为《胡绩伟在文/革中》陆续在五柳村发出。这是第二篇。陶世龙，2007年6月16日
1968年9月，中央发表“五七干校”的指示以前，我有一年多的时间，都在报社印刷厂装订车间劳动改造。劳动与病痛折磨着我，好在我命大，总算挺过来了
我在劳动上十分认真，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我常常想，过去自己高高在上，养尊处优，脱离群众，今后要做一个普通劳动者，和群众同甘共苦，过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为此，我将自己近三百元的工资，交二百元党费，只留一百元作为家庭日用，一直交了六七年。
这期间我大病了两场。一场是得了疟疾，打摆子，发390高烧。一次是前列腺发炎，疼得起不了床。这时，我的老伴胡一哉也被关在北京市轻工业局的牛棚里，不准回家。女儿飞飞响应毛老人家号召，在1967年到内蒙插队去了。大女儿威威远在广州。我度过了一生中最凄惨的时期。这年我已经62岁，一个人一连几天躺在床上，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照看，不吃不喝，忍受着病痛的煎熬。同住一个单元的工人师傅可怜我，给我送来一碗面汤。害前列腺炎时，我们车间的工人带我到中医医院去抓了几付中药，这就算是不错的治疗了。我常常想，如果我这时被打死或者病死，都只会像条死狗一样，拉出去埋了！好在我命大，总算挺过来了。在我的生命旅程中，我经受了一次一生中最难忘最痛苦地煎熬。
我住在天桥一带。有一天下班时，正好下起了大冰雹。不一会儿，地下堆起半尺厚的冰雹，电车开到前门就停下了，无法前进。我下了车，在铺满冰雹的马路上，咬紧牙关，一步一步走回家。好在是夏天，脚趾头没有被冻掉。
回想起来，在文革中，我不是硬骨头，确实认为自己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犯了严重错误，要检讨就检讨，要斗争就斗争，是一个老老实实的认罪悔罪的走资派。一些参加造反派的青年朋友悄悄告诉我，千万不要乱说乱动，表面上一定要承认错误，认罪服罪的态度要好，按时交思想汇报，批斗会上不要辩驳，老老实实地低头认罪。
1968年秋天，报社建立“五七干校”，我被派为黑帮队长，带领十几个“牛鬼蛇神”，先到房山常舍大队去盖房子。我们搬砖运料，和泥抹墙，上梁铺瓦，修起了一大排平房。房子修好以后，新来的劳动改造大队住进新房，我们几个走资派只准继续住在帆布帐蓬里。那年冬天特别冷，早晨醒来，连眉毛、胡子都挂上了白霜。在干校，凡是苦活、累活都由我们包了。我学会了推独轮车运土，只要双手把握好平衡，跑的越快越轻。插秧、锄草、割麦子、打稻子，我学会很多农活，劳动本领大大提高。
多少年来，我一直说：文化大革命对我有一个大大的好处，就是劳动治好了我患了多年的失眠症和慢性肠胃病。每天累的要命，倒床就睡，吃得多，睡得好，什么失眠症、肠胃病都好了。我原来又瘦又弱，经过劳动，我也慢慢变得结实了。
经常挨斗经常检讨，我胸中积满了怨愤
在房山干校大概一年多，陈伯达批评报社把干校设在北京郊区，条件太好，不宜于对这些走资派和牛鬼蛇神进行劳动改造，指示要把干校搬到一个穷苦地区去。于是派人从内蒙到河南，看了不少地方，最后选定在河南叶县，又命令我们一群黑帮先去修建干校。十几间新房修好以后，还是只准我们住在牛棚里。
这里的生活比北京郊区苦多了，十天半月才能吃上一顿面食，平常吃的是红薯干加玉米糊，吃玉米面窝头就是好饭了。有时红薯干还是发霉变黑了的，而老百姓经常吃的就是这种多年压在仓库里的“返销粮”。这里原来也是山青水秀的地方，大跃进一来，山上枣树和平川的梨树都砍掉当烧柴大炼钢铁去了。从此，叶县这里不是干旱就是发大水，庄稼年年减产，老百姓穷得真像当年四川讨饭的。
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干部，十几天吃不上一顿白面，吃不上一顿肉食，再加上劳动量大，营养跟不上，一个个都想弄点肉吃。我们黑帮队中有几个胆大好吃的，星期天进城，找到一家小饭馆的后院里悄悄地吃上一顿。我同他们的关系比较好，他们常常拉上我去解解馋。有一次吃了一顿红烧牛肉，由我出钱请客，大吃了一顿。不知是哪一位“密探”得知了内情，打了个小报告上去。管干校的军宣队开大会批斗我，说我这个走资派用红烧牛肉来腐蚀革命干部。我只得把吃牛肉的情景说了一遍，又把自己臭骂了一顿，承认自己“罪该万死”。事后，据那些馋鬼们说，我的检讨害得他们又流了一阵口水。
这种经常挨斗、经常检讨的日子，使我胸中积满了怨愤，真担心自己会发疯。每次批斗检讨后，我就偷偷地去发泄一次。我独自跑到大田中间的田塍上，四周是一望无际的田野，看不见人，我就像阿Q那样泼口大骂一阵，什么毛泽东、林彪、江青、陈伯达都骂，什么脏话、滥话都骂，骂他妈的一个痛快。这个办法颇为有效，因为发泄一通之后，心里痛快多了。这个秘密只有我老婆一人知道。
“九一三事件”发生，我被召回北京听传达
1971年9月，忽然把我叫回报社。原来是林副统帅要谋害伟大领袖毛泽东，阴谋未逞，驾机逃跑，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折戟沉沙摔死了，这当然是惊天动地的稀奇事。“文化大革命”就是伟大领袖在林副统帅保驾下发动起来的。四个伟大的领袖发动这场马列主义顶峰的大革命，原来两位最高首脑竟然相互谋害。使我高兴的还有那位无产阶级的大理论家陈伯达，在这之前也被挖出来成了反革命。毛老人家的很多著名的理论，都是陈伯达同康生两人为毛泽东发明创造的。我从干校回到报社后，听到这些骇人听闻的传达，心里暗想，当时《人民日报》上那么多“高超”的理论性社论，很多都是出自陈伯达之手。这位一向被视为党内最高的理论权威，也成了阴谋家。林彪是革命统帅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是国内革命战争中建下丰功伟业的十大元帅之一，他们也都是大大的反革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究竟还有什么人是真革命？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像江青、姚文元之类的人，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几年来的表现，也同林彪一伙一样臭，要他们继承林陈的“革命栋梁”地位，究竟能做出什么好事来？实在令人无法相信。
把我叫回来听这样重要的传达，背景是要把我从黑帮队伍中解放出来。
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毛泽东感到只能依靠周总理来维持这个残局。他让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时委托他代管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被“四人帮”篡夺领导权以后，一直掌握在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里，姚文元把他在上海解放日报的一个亲信调来主持人民日报的工作，就是那位办报外行、不学无术的“草包总编”，毛主席正式委托周总理领导人民日报，江青他们十分恼恨，既恨总理作主席的接班人，又恨总理分管人民日报，他们决心把总理整下来。
4月24日，《人民日报》根据总理的批示发表了重要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解放他们出来工作。总理对人民日报当时的领导成员很不满意，一再指示：“干部还是老中青，老的都靠边站，都是年轻的，不行。”当时人民日报没有正式领导班子，只有一个什么宣传小组，经常出乱子，而且常常把一些文理不通的稿子送给总理去审阅。有一次总理一面改稿子一面对那位草包总编说：“你们以后不要我替你们当小学教员好不好？”总理一再指示要在人民日报建立正式的领导班子，在这之前，可以先“组织一个班子看大样，实行集体领导，统管全局。”总理几次催要名单，他们拖着不办。有一次总理催问，那个总编说他病了没有办，总理很严厉地批评说：“你病重了，怎么办？你死了，人民日报就不办了！”
1972年初，我第一次被解放，分配到理论部去工作。回到久别的编报岗位，我既兴奋又惶惑：在四人帮控制下，能编好这张《人民日报》吗？很快，我感觉到报社内有一股正义的力量，在同“四人帮”势力进行着顽强的斗争。这股力量就是报社多年培养出来的一支优秀的干部队伍。
“文革”以后，报社的一大批老干部被罢官免职、批判斗争，陆续被下放到干校去进行劳动改造，但还是有一大部分编辑、记者保留下来。因为报纸要办下去，必须有办报经验的老编辑、老记者，因而原来的很多干部不能不留下来继续工作，有的被降级使用，有的被监督使用。留下来的人中，除了极少数人心甘情愿的作当权者的走狗以外，绝大多数干部对文革表示不满或反感。随着“四人帮”势力的种种倒行逆施，不满意的人越来越多，不满意的程度也越来越深。在陈伯达、林彪等人的真面目相继暴露以后，报社这股正义力量更加扩展。特别是在周恩来总理分管人民日报以后，这股力量就一再强调：“批陈批林”必须结合报社实际来清算陈伯达、林彪等人的罪行。可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虽然打着批陈批林的招牌，实际上还是秉承林陈的衣钵，继续压制报社的正义力量，双方的矛盾发展得更为明显突出。
驱逐军宣队的副政委，正义力量在发挥作用
我回到报社以后，为这股力量增加了一份活力。当时发生了一件惊动报社内外的大事，就是赶走了军宣队的一个副政委。
那时直接掌握报社行政大权的是毛泽东派来的军宣队。林彪摔死以后，解放军的崇高形象在人民心目中已经染上了灰斑，批林整风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军宣队的所作所为并不那么光彩。这时，分管干校的军宣队的一位副政委，趁审查聂眉初（原读者来信部主任）的机会，向聂借用一百元钱，聂迫于压力不得不借给他。这显然是趁火打劫，利用权力进行敲诈勒索的恶劣行为。纸包不住火，事情很快就传开来，传回报社。记不得是哪一位同志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把这位副政委的丑事揭露出来，同时把这份材料送给中央。军宣队得知后给聂眉初施加压力，要她出面来否认这件事。我们就暗地给聂打气，要她顶住。我过去同聂的公私交往都比较好，就悄悄地找到聂，要他把那个副政委写的借钱信交给我。这样，白纸黑字抓在我们手里，他就抵赖不掉了。于是军宣队只得让这位副政委离开了报社，这场斗争获得全胜。文艺部主任田钟洛为此填了一首词，贴了出来，大快人心。我特向田钟洛同志把这首词要来，转抄在下面，供读者欣赏。 《如梦令》
忍住心头隐痛，惊破黄粱美梦；
含恨别京华，苦雨凄风相送。
“难弄，难弄！”摔得不轻不重。
田钟洛还在诗后加了一个小注：“偶阅《全宋词》，见有无名氏所作小词一首，甚为有趣，特抄录如下，以供同好。”当然《全宋词》上是没有这首词的，编辑部同志看了，自然明白所指的是什么。
报社的这股正义的力量，反对的当然是林彪、江青一伙，但是斗争的锋芒是直接对着他们指派到报社来的军宣队和那位草包总编。这位草包总编是张春桥从上海解放日报带来的一个最听话的干部。论他的学识，当个编辑都不够，却来人民日报当总编辑！在编辑工作中他闹出了很多不学无术的笑话，这不仅说明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公然重用这种缺少学识的草包来统治中央党报这个最高舆论机关，而且还说明四人帮的干部政策就是惟命是从、用人唯亲。当时大家搜集和传播一些笑话，在新闻界广为流传。粉碎“四人帮”以后，编辑部的同志们很快就把这些笑话编印出来，成为历史“佳话”。现在我重看了一下，仍然使人笑破肚子。
事过二十多年以后，回过头来看看毛泽东所发动的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在也是一场天大的历史荒诞剧。像我这样的大批老革命者在这场“大革命”中，由于受到长期的作党的驯服工具的教育、薰陶，再加上文革初期狂风暴雨的突然袭击和整个专制制度的制约，那时也并没有完全清醒觉悟过来，也在这场闹剧中扮演过可悲、可笑、可怜的角色。
六年后第一次下去采访，巧遇冯森龄
这年的七八月间，玉门油田有个报道任务，我提出去采访，到外地看一看，他们派了一位造反派跟随我进行“监督”采访。于是我在停止工作六年之后，第一次到外地去走走。好在派来监督我的年轻人王宗仁是一位明白人，内心对我们这些走资派很同情，在行动上也很尊重。
第一站到了兰州。住在新华社兰州分社的招待所。六年的劳动改造生涯，已经使我养成了自觉劳动的习惯。每当天将欲晓，我就早早起床，打扫庭院和厕所。这天，天还黑乎乎的，我正在打扫兰州新华社的庭院，看见院子的那一边，似乎也有一个人在打扫。我有意识地边扫院子边靠拢他，一看，原来是冯森龄，真是喜出望外。文革中的难兄难弟，真想拥抱他，可是不敢，只能紧紧城握了握手。森龄同志是我在延安主编《边区群众报》时的老部下。
1948年4月光复延安，1949年5月底解放西安，森龄同志同我一起，从延安解放日报到西安群众日报。进入西安后，群众日报、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和西北人民广播电台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新闻单位，任务很繁重。然而为了迎接西北五省区的逐步解放，创建西北五省区新闻单位的担子压在我们肩上。这年8月，兰州解放，我们马上派出得力干部去筹办甘肃日报、新华社甘肃分社和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森龄同志第一批派往兰州。当时要从五百多主力军里，抽调出近一半的骨干力量派到西北五省区去，的确是棘手的任务。能够顺利完成这项任务，关键在于这批主力军干部都能识大局，顾大体。同志们同我开玩笑地说“你是半夜吃桃子，摸着扒的吃，反正谁好说话就先派谁去。”森龄同志全局观点强，当我找他谈话，提出分配他去兰州时，他满口答应，服从工作需要。他先在甘肃日报任采编部主任，很快，新华社兰州分社成立，他调去作第一任的社长。
森龄同志调到兰州后，我于1952年调到北京人民日报，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每年他到北京新华总社来开会，总要到我家里来坐坐，叙旧谈心。
在全国陷入空前的大灾难中，我和冯森龄都被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鬼使神差，在患难当中，我们竟然见了难忘的一面。原来他还处在劳动改造时期。我看左右无人，悄悄地问了问他的情况。我把周总理指示《人民日报》发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的情况告诉了他，说“文革”可能快完结了。我还说，这样大搞群众运动的阶级斗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好干部逃不过挨整，好群众也很难免不卷进去，我劝他在黑暗里要看到曙光，要想得开，要设法争取早日解放出来。我还说，对这些造反派可不能“忠诚老实”，可以作些检讨，搭个梯子让红卫兵小将下台阶，也好让自己下楼。给我印象很深的是这位老实人说的一句老实话：“你说得容易，做起来难啊！”我们边扫地边说了一阵悄悄话，赶快告别。这天，我忙忙慌慌地吃了早点，就离开兰州到玉门去了。
这次出差，给我的突出印象有两个。
一是地方上新的当权派对我还是很看重，还是把我当作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来接待，住宿吃饭都按部长级待遇。特别是在西宁，还把我安排在为毛泽东修建的最高级的宾馆里，住了一晚上，我实在享受不了，就搬到青海日报招待所去住了。可能是由于我在西北的工作时间较久，和西北的同志来往也较多，我在西北地区的名声还不坏。同时，也可以说地方上的各级领导对中央级的走资派，还是比较文明礼遇的。
二是由西宁宾馆想到的。这是为毛主席到青海来开会专门修建的宾馆，采用的是北京人大礼堂的设计，规模当然缩小很多，在礼堂周围修建了一排高级别墅式的套房。大概到这里来的中央首长太少。我去住时，整个宾馆只有我一个人。美丽的园林反而变成了阴森森的宅院。整整一个晚上，我都未能入睡，联想很多。60年代，我们整个国家处于经济十分困难，人民生活处于极度缺吃少穿的时候，全国各省市都为他大修特修高级宾馆，他和中央常委一人一座别墅，他的一号楼就更为豪华。他很少去青海，实际上他专用的一号楼，就成了省委第一书记的住所，整个宾馆成为省委开会享受的地方。
西宁地处高原，气压较低，外来人常常不能适应，容易发生头晕呕吐症状。我吃了就吐，晚上又不能入睡。正在难过的时候，报社打来电话，要我马上回北京。于是到西宁的第三天就坐上火车回去了。
遵照周总理指示批极左惹恼了四人帮
原来，周总理分管人民日报以后，对受张春桥、姚文元操纵的“草包总编”很不满意，要求把人民日报办得好一点，特意打电话把我叫回来。
文革开始以后，由于吴冷西参加“二月提纲”的写作，被关进秦城监狱里。我被“解放”不久，吴冷西也回到报社，参加“看大样小组”的工作。“看大样小组”里还有一个王若水。若水在报社是一个特殊人物，50年代初期，他因写《桌子的哲学》一文，被哲学界称赞为很有前途的青年哲学家，也受到毛主席的赏识。当时，人民日报的王若水和李希凡两人受到毛主席特别称赞，他们并不是人民日报的领导成员，但主席召集人民日报领导班子去谈话，总要把他们请去。因而报社开编委会讨论宣传时，也常请他俩参加。文化大革命以后，王若水又是有名的“保守派”，是报社反对“四人帮”的比较有威望的带头人。
今天回想起来，把我派到理论部去当党支部书记，是张春桥姚文元的一大失策。因为理论部是报社保守派 的大本营，像何匡、汪子嵩、胡 美、胡志仁、李泽兰都是反对“四人帮”的干将。我一去，自然结合在一起，想方设法反对“四人帮”那一套极左的言行。
总理强调批极左。8月1日，总理批评他主管的外交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说，你们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又会来。9月，总理又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可是张春桥、姚文元总是反对报社批左，主张批右。
大家都知道，已经极左了，还要批右，只能越批越左，我们就团结报社的革命同志抵制张姚批右，贯彻总理批左的指示。当时黑龙江省委写作组送来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一篇文章，我们很快就把这篇稿子编出来交给王若水，希望他想办法登出来。若水知道这篇稿子是根据总理指示精神写的，他于是借题发挥，把这篇文章大加修改，把题目改为《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还加了两篇文章组成了一个专版，一篇是《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一篇是介绍《巴枯宁》的书评，也是批无政府主义的。当时，张姚正好不在北京。若水利用自己分工负责审阅定稿和批发理论版的权利，利用那位总编辑不学无术的弱点，钻了一个空子，就把这块版登出来了。
这块版引起了轰动，革命者大为振奋，“四人帮”一伙大为惊慌。法新社驻北京记者当天就发了一条电讯，说这篇文章是为老干部说话的，是批评红卫兵的。正在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马上叫人打电话给那位总编，责问这篇文章是谁叫登的，是谁审查过的，作者是谁等等，还说：“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反应强烈。”
外国记者为什么对这一专版那样敏感？“四人帮”为什么那么恼火呢？因为这一版文章所反对的正是“四人帮”这群假马克思主义骗子。文章很巧妙地揭露他们“大肆煽动极左思潮......鼓吹'群众说了算’鼓吹'规章制度无用论’，叫嚷要'砸烂一切’”；揭露“他们口头上'发表一些最左、最最最革命的言论’，招摇撞骗，实际上进行着简直是流氓式的煽动，即利用劣根性，利用小私有者捞一把的欲望来进行煽动’。他们叫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蛊惑人心的反革命口号，就是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块版以揭露无政府主义的老祖宗巴枯宁为由头，影射“四人帮”打着极左的旗号，干着反革命勾当比公开的敌人具有更大欺骗性，因而也有更大的危险性。”这块版彰明昭著地批判“反革命两面派和大阴谋家”，实际上是指着鼻子骂张春桥姚文元的。在林江一伙、横行霸道五六年的时候，人民日报敢于登出这样一篇指桑骂槐的文章，的确是大快人心的事。
学习、讨论的背后，是想抓出一个“地下司令部”
在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对此岂肯善罢甘休，他们指使《文汇报》召开所谓工人座谈会，布置工人代表发表意见反对《人民日报》那一版文章，认为那是批判群众的革命行动是无政府主义，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帽子扣得很大。文汇报一连发了三期内参，说“上海工人反映强烈”。最后一期说，这篇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在全国有九个省市报纸转载，有八个报纸虽然没有转载，但也跟着发表了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意思是说，这篇文章已经“流毒”全国。张姚把这几期《文汇情况》批给那位总编，要看大样小组和理论部讨论，还假心假意地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这套“引蛇出洞”的手法，我们早已领教过了，当然不会上当。
当时，我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这次总理一再坚持反左，既符合中央正式文件的精神，也一定符合毛泽东的意思，张姚公然违反中央指示，可以抓住这点反击他们一下。
张姚在报社的统治虽是很严，可是我们的“地下活动”也很巧妙。我们利用各种机会研讨动向，传播信息，策划行动，既有消极怠工，也有积极出击。他们认为理论部就是报社的“地下司令部”。这次反左、反无政府主义，编发一个专版，就是一个大的出击。
我们以为这次有理有利，张姚要报社看大样小组和理论部讨论，主要是想从我们讨论发言中，把理论部的“地下司令部”抓出来。我们推说应该由看大样小组先讨论，采取拖的办法，先看看那个总编说什么，摸清了再说。我们当时商定先不表态，因为他们把上海工人抬出来，惹不起。当时工人阶级是头号大王，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讨论时怎么说呢！说上海工人的意见不对，不敢说；说它对，又不能这样胡说。只好推。
看大样小组也很难讨论。小组多数成员对上海工人的反映不同意。何况那个总编的确不学无术，小组讨论了四次，他讲不出什么道理，也讨论不出什么结果，没有达到张姚引蛇出洞的目的，也没造成“工人对、报社错”的舆论。
在这种情况下，那个总编慌了手脚，只能加紧把关，不只是反左的稿子一律不登，凡是稿件中有“反左”的字样，也一律删去。这种作法显然违背中央文件和总理指示精神的。编辑反对他删，看大样小组的同志也反对删，越来越激起编辑部同志对他们厌恶。
说我们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就是我们以为林彪垮台以后，毛泽东对他们的极左面目会有所认识，赞成批左；以为毛泽东是真正同意周总理反左的。因而我们商量想办法把这个问题挑明白，让大家看清楚“四人帮”反对反左的目的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当那个总编每天删去反左词句时，王若水故意问他：“你这样删有根据没有！中央有没有说过不能反左！”他不敢把张姚在背后支使他这样做的背景端出来，只好承认没有凭据。
张姚要我们讨论的把戏没有见效，于是改变主意，要我们学习中央文件。我们对讨论消极拖延，对学习就特别积极。因为中央文件对于当时反左有好些具体指示，学习会上我们积极发言，反复引证中央文件的指示，再三再四地阐明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重要性。1972年，中央发出的26号，31号、38号和42号文件中，都有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指示。42号文件是11月1日印发的，还在我们编发那一块反无政府主义的专版的八天之后。特别是姚文元亲自主持的《红旗》杂志在11月出版的第11期上，还有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我们越学习越觉得人民日报反极左、反无政府主义反得对，说明所谓上海工人的意见是错误的。
张姚很清楚，上有总理指示反左，下有报社很多同志反左，在当时情况下要想利用人民日报执行他们的反左方针，是困难的。11月6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公然说林彪所推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过了几天又发了一篇文章说：林彪是“一贯右的”，只是在“有些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这显然同中央和中央党报唱对台戏。批林整风是批左还是批右？要不要批无政府主义？上海和北京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王揖同志故意主张人民日报转载，要那个总编请示姚文元，姚不同意。我们以为这一试探摸到了底，判定张姚指使《文汇报》发表的主张不是毛主席的主张。实际上，我们又估计错了。
王若水上书毛主席却遭来了大火烧身
趁一个机会，我同王若水同志商量。我对他说，现在有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搞不清楚，比如林彪路线究竟是左是右，不知毛主席怎么看？我向他提议：“你是搞理论的，主席又知道你，你是不是写一封信向主席请示一下！”他接受了我的建议。我们交换了一下意见，以为主席是认为林彪路线是左的，认为张姚利用《文汇报》搞的是违背主席意志的。以后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错了。
王若水给主席的信是12月5日发出的，很快就传来消息，12月6日张姚在一次谈话中正式透露：“主席说：林彪在历史上一贯是右的。”姚说：“林彪在教育问题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说：“大乱是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革命初期，大乱是主席号召红卫兵造反。......当时乱有些损失，如铁路，没有什么了不起......停止党的组织生活，这是主席决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革命刚刚过来，怎能忘掉？没有大乱，哪有大治？人民日报的同志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听听工农意见。到上海去听听，上海工人硬是敢提意见。”张还说：“生产搞得不好，主要是阶级斗争，班子不团结，不是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最后投靠苏修是极右。”
看来，张姚的谈话来头很大，针锋相对地批评了人民日报，报社可能又要大折腾一下。可是我们当时还没有从错误估计中清醒过来，我们还认为那时毛主席不会把反右作为重点，我们还以为毛主席是会吸取庐山会议的惨痛教训的。
历史证明，毛主席并没有从林彪事件中吸取教训，没有从悬崖边回头。我们对毛主席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了。王若水的信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恶果。
王若水怕连累我们，他写的信没有事先给我们看过，就悄悄地发走了。据王若水的回忆，他说，因为追查很紧，他把信的底稿烧掉了。
毛主席对王若水的信，究竟是怎样批示的，我们没有看到原件，也没有作正式的传达。从一些人的透露中得知，在12月17日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找王若水等人谈王的信，是在12月19日晚，可以肯定，毛主席这个谈话就是对王的信的意见。
在“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毛主席说林彪是极右就是极右，王若水同我们坚持是极左就只能错了，周恩来同志要反左当然也只能错了，而“四人帮”要反极右，也就当然是正确的了。
12月19日晚，周总理和江张姚约见人民日报的那个总编、军宣队政委、吴冷西和王若水，会议从8点半开到20日凌晨2时。会上，总理言不由衷，不能自圆其说，而江张姚又胡搅蛮缠，会议就是在这种目的明确、手法混乱中进行的。
这次会议的情况，若水同志在《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的回忆录中有详细的记述，我就不重复了。我只是想概括地讲讲这个会的历史地位，它是我党我国灾难史上一次遗臭后世的会。
这次会的实质是江青一伙与总理争夺中央领导权的斗争，当然也包括争夺中央党报的领导权。这次会议，首先是传达毛主席说林彪路线是极右，人民日报前一段的宣传错了，就是说，总理反左的方针错了。其次，江张姚一再指责王若水是挑拨两个政治局委员（张姚）和一个政治局常委（总理）的关系，他们用毛主席来压总理，说总理反左是违背毛主席精神的。第三，江青对报社那些拥护总理反左的同志十分憎恨，诬陷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股邪气一股势力”，“要从这篇文章入手，从这个版入手、从理论部入手”，要在报社开展一场新的镇压运动。第四，在这次会上，江张姚一再说那个总编的好话，目的是巩固他在报社的地位。他们当着总理的面，批评报社“捧吴贬鲁”、“贬鲁捧胡”，实际上是说给总理听的，暗示报社离不开那个总编，逼总理退出对报社的领导。
周总理打了一场大败仗，我与王若水成了人民日报一股邪气一股力量的代表人物
这个会，我没有参加，未直接听到参加会议的人的发言，只在事后听到一些消息和传达，可以说，在这次会上，总理打了一场大败仗。因为他首先屈服于毛泽东对林彪路线的根本估计。他说，林彪叛党叛国，那是极右了。中央报刊上曾经指出过极左思潮，《红旗》11期也提过，但是我们没有定性为左。至于表现形式，也有形左实右。说林彪是左，原则上是错误的。总理还说，把林彪说成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是不对的，林彪也有他自己的政府嘛！有些地方说林彪就是极左思潮，这也批错了，批到群众头上了。
在党内斗争中，总理总是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照顾大局，相忍为党”。应该承认，这是他的一项美德，也起过很好的作用。可是，如果放弃了原则，颠倒了是非，这种美德就会起反面作用。他对毛泽东是十分尊崇的，但这种尊崇如果变成一味顺从，也会走向反面。在这次反左斗争中，他显然又走向了反面。总理勉强顺从毛泽东的错误主张，对自己的话作了违心的检讨。这种检讨，一听就是假检讨，言不由衷，词不达意。真有点像我们在斗争会上，不能不硬着头皮说些歪道理，想方设法蒙混过关一样。
但是，周总理并没有见风转舵，转过头来胡说八道，推脱自己，诿过于人。他一再把责任承担起来，说：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志。他说：中央也有一定的责任。中央对这方面的理论工作，没有好好研究，务虚也不够，是有缺点的。总理如此说中央，也有指责张姚的意思，因为他们分管理论工作。总理还几次提到《红旗》也在批左，意思是说，你姚文元亲自主持的红旗杂志不是同人民日报一样反左吗？总理这样说的目的是保护人民日报，提醒他们不要抓住这点不放，可是他们却一句自我批评的话也没有。
实际上，总理也没有看透毛泽东极左的老底子，结果被江青他们挥舞着毛泽东的大棒，把总理压下去，把我们再次打翻在地。从1972年底到1974年底，整整两年都在批人民日报社内的所谓“以王若水、胡绩伟为代表的一股邪气一股力量。”我是这股邪气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这股力量的核心。好在在以往的六年多中，对挨批斗已经有了充分的体验和适应能力，因而对即将面临的大会挨批、小会挨斗，并未觉得惶恐与紧张。
尽管批“一股邪气”的浪潮来势很猛，但色厉内荏，劲头不大。这种大批判会是强迫开起来的，很多人不发言，很多人说几句应付的话，有些人倒是很想批出水平来，以便受到重用，趁机向上爬，可惜要把歪理说成真理，并不容易，因而除了老话套话空话以外，也说不出什么新话，因而这些批判大会只是大轰大嗡，内容空虚，开得稀稀拉拉，虎头蛇尾。
在这两年期间，我作为批斗的主要对象之一，被迫一再作检讨。大会检讨作了五次。检讨一次，不深刻，批一通，再准备新的检讨。每准备一次检讨，我就关在一间小屋子里看呀、想呀、写呀，一关就是一两个月。这期间，我又得去打扫楼道、厕所的卫生，还被派去劳动改造。记得报社豫王坟宿舍修建简易楼时，我去当过小工，搬砖和泥。但无论如何，比起干校的劳动，还是轻松得多，天天可以回家，吃饭也自由得多。
大概是1974年夏天，我原在干校就染上了的肝炎发作了，有时还出现黄胆症状，医生几次叫我去休养，张姚等人都不批准，只得带病继续检查和忍受批斗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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