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指示
历来的犯路线错误的人，都是部分的、大部的或者全部的主观唯心论。所以难以改造，要改变他们的世界观、方法论。有些同志讲话，只讲方法论，不讲世界观。这就是讲历来犯错误的同志。据我看，以及中央常委和他们交换意见的结果，他们的世界观、方法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而是主观唯心论，是主观主义的经验论。……他们不承认客观存在，不承认客观真理，没有客观标准。……客观真理是固有的，不是个人主义的个人真理。为什么从这个问题谈起，因为历来一讲到政治问题都不讲世界观，不谈不行。一切要从这里开始。1959年8月11日在八届八中全会上的讲话。

第一部分   世界观上找原因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八届八中全会上这一英明的指示，我这次斗私批修、总结经验，也从解剖和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开始。毛主席指出：“历来犯路线错误的人，都是部分的，大部的或者全部的主观唯心论。”

我就是这样。十几年来，我犯了很多严重的路线错误，根源就是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我的世界观就是主观唯心论。

林副主席指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是一个“私”字。毛主席指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其未来和工农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个人主义是私，是为我。主观主义，从我出发，也是为我，是私。

从我出发、以我为核心来观察世界，不是用客观真理来改造世界，而是用自己“个人主义的个人真理”来改造世界，这就是主观唯心论。

我就是这样，而我，不是一般的人，是一个*员，不是一般的党员，是中央党报的负责工作人员。党和人民交付给我的任务，就是应该组织全报社的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夺取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伟大胜利。

而我不是这样，我辜负了*员的光荣称号，辜负了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信任。我的灵魂深处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我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为革命，实际上是为个人的名誉、地位和个人的志趣和爱好，自己反而用很多个人主义的个人真理来为自己辩解，来美化自己。

下面分三个时期来解剖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延安时期：1939——1949

我家庭出身是小资产阶级，自己出身是一个穷学生。入党时，我的思想是谋求个人的解放，仅仅有一些民族民主思想，对党、对共产主义、对无产阶级没有什么认识。

1939年，日本帝国主义把进攻的重点，由国民党战场转向解放区战场，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政治诱降，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反共投降活动，民族危机加深，阶级斗争很尖锐。

在大后方的白色恐怖下，党组织指挥大批党员转向农村、转向基层、转向前线的同时，还选派一些党员到延安，为革命培养干部，1939年底，党派我到了毛主席亲自领导的革命圣地——延安，对我们这批革命青年抱着很大的希望。

在这一时期，我们党既要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坚持抗日战争；又要同王明、刘少奇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斗争，而且还要从组织上，特别是从思想上整顿党和革命队伍。
这时，党分配我创办一个直接给工农兵群众阅读的通俗报纸，作为进行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武器。

在这一时期，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于改造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发表了很多极为重要的指示；特别是在《青年运动的方向》、整顿三风的报告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报告中，在光辉的老三篇中，作了伟大英明的论断。

在这一时期，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抛出了《黑修养》、《论党》等大毒草，来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毒害革命知识分子，抗拒执行毛主席所指引的同工农相结合的方针，保持和发展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在这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尖锐时刻，我就表现了严重的动摇性，我终于站到刘贼修正主义路线一边，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从表面看，我们的报纸是直接为工农兵服务的，还受到读者欢迎。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特别是1942——1945年之间，我坚持每周三天在农村，四天在报社，好像是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我经常下去蹲点的农村是一个劳动模范所的乡。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他的儿子毛岸英同志，背了一口袋小米，住在这个劳动模范家里，上这个“农村大学”。

我和毛岸英同志同时到一个农村，但是我们两人走的不是一条道路。

毛岸英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同劳动模范同吃同住同劳动，认真当贫下中农的小学生，接受再教育，切实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而我，并不是这样，我下乡主要是去体验生活，搜集材料，学习群众语言，研究每期报纸的内容和文章的写作。自己大部分时间在干部圈子里，住在区乡政府里，没有认真参加生产劳动，没有甘当小学生、接受再教育，反而站在干部和贫下中农之上，指手划脚，教育别人。因而并没有遵照执行毛主席指引的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并没有认真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上指示的：“现在也有一些人到工厂农村去，结果是有的有收获，有的就没有收获。这中间有一个立场问题或者态度问题，也就是世界观的问题。”

“和工农相结合”，这是毛主席总结出来的改造知识分子的唯一正确的客观真理。当时，我的主观唯心论就表现在：不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用这一客观真理来改造自己辩复。我认为下乡主要是为了把报纸编好，不是把自己改造好；不认为只有把自己的世界观改造好，才能把报纸真正编好。我认为自己工作任务很重，不能在农村长期三同，反映了自己工作好就是政治好的单纯业务观点。自己身体不好，不能三同，这就反映了自己怕苦的私心。认为自己比贫下中农更革命，自己是教育者不是受教育者，反映了自己严重的骄傲自满、自以为是。
这就是我当时下乡的立场、态度，当时我的资产阶级政治世界观。抱着这种立场、态度下乡，当然就没有收获。反而会发展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尽管这样，党为了鼓励我认真深入农村，真正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1944年10月，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在奖励我们的报纸为“特等文教模范单位”的同时，也给我以“特等文教模范”的奖励。伟大领袖毛主席还亲自出席了大会，给了我们以极大的鼓励。
但是我又辜负了毛主席和党的培养和鼓励。我把鼓励当成新的包袱，把报纸受奖也归功于自己，居功自傲。
1945年，党分配给我更重要的任务，叫我兼任中央党报采访通讯部主任，并且负责筹办西北局的报纸。从这以后，我借口工作忙，就停止到农村，更加背离了毛主席指示的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走上修正主义的三脱离的道路。我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也就更加发展了。

我认为自己更加了不起了，已经是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了。就是说，两种世界观在自己头脑里斗争已经熄灭了。

我认为自己是领导干部，工作很忙，只要带一带头，把编辑、记者同志带上深入农村的道路就行了，自己不必经常下乡了。

我认为只要进行所谓道德品质的修养，就可以成为“好党员”、“好干部”。就是说，刘贼的《黑修养》，那种脱离三大革命的关门修养，已经毒害了我。

我认为工作好就是思想好、政治好，只要自己埋头工作，不必下乡三同，就是说，怕艰苦的保命思想已经严重了。

这就是我当时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的骨葬思想。自己不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反而用一些“个人主义的个人真理”来为自己辩证复，来美化自己，我的主观唯心论也就严重了。

从这时起，我已经表现出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不忠。我亲自听过毛主席的整风报告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我参加了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为了推动知识分子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毛主席又为我们树立了活的榜样，把他的儿子送到劳动模范那里去改造世界观，而我又恰恰也在这里蹲点。可是我并没有遵照和席指引的道路，没有以主席树立的榜样为模范，在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奋勇前进。尽管如此，主席看见我有一点点微小的进步；就奖励我，亲自鼓励我，而我反而背上更大的包袱，骄傲自满起来。
正如毛主席指示的：“广大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而我，正是居功自满，中途停顿，甚至向后倒退，表现了我对毛主席的最大的不忠。

也就在这时，1945年，党的七大，总结我党历次路线斗争的宝贵经验，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和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可是我没有认真学习毛主席在七大的光辉报告和*章，没有在我的世界观里树立起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崇拜和热爱。
而对于这一时期刘贼抛出的《黑修养》、《论党》等大毒草，我就一读就懂，一拍即合，让它的毒素在我头脑里繁殖。

所以，从这时起，我已经走上埋头业务工作的业务挂帅的道路。走上三脱离的修正主义道路。走上脱离三大革命斗争的黑修养的道路。我背离了毛主席指示的和工农相结合的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走上和和平平、安安稳稳、舒舒服服的所谓革命的道路。

第二，西安时期：1949——1952

全国解放以后，我到了西安。党分配我担负西北局机关报的领导工作。我的任务应该是组织全报社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报纸办成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武器。

可是我并没有这样。

早在全国解放前夕，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就英明地指出，全国解放以后，国内的基本矛盾将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强调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强调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而且警告全党干部，在拿枪的敌人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指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于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
我虽然学习过主席这一英明的教导，特别是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学习过多次，但是，我不是带着无产阶级的立场感情来活学活用，而是带着资产阶级的立场感情来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为我所用。这种主观唯心论的学习，当然学不好、用不好，这一点是很值得吸取的沉痛教训。

我把主席指出的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只理解成金钱美女、花花世界的物质引诱，认为只要不贪图吃喝玩乐、不贪污腐化，就算没有中糖衣炮弹。这一观点，正是脱离阶级斗争的《黑修养》的观点。而我，反而美化自己没有被糖弹打中，更加骄傲自满起来。

实际上，在全国解放以后，我正是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资产阶级思想更加侵蚀了我的灵魂，主观唯心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更加发展了。

我从以下三方面来概述一下：

一、我认为拿枪的敌人被征服以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力量下，不拿枪的敌人是容易征服的；特别是我夸大民族资产阶级接受改造的一面，忽视他们抗拒改造那一面。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三反五反斗争，对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进行反攻的时候，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妄图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这一阶级斗争，变成资产阶级内部守法资本家对非法资本家的斗争，把这一运动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在刘贼提出这一反动路线来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的时候，我站在刘贼反动路线一边，在报纸宣传上写了一篇社论犯下了第一次严重的路线错误。

毛主席亲自批评了我们对这一错误的检讨。但是我并没有从这次严重错误中吸取沉痛的教训。反而从此引出了更为错误的反面教训，表现了我主观唯心论的顽固性。

我不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客观真理去认识自己的错误，对于无产阶级事业的严重危害，只注意个人的责任问题，认为自己不负主要责任。当时，刘贼在西北局的代理人习仲勋是这个错误的罪魁，（我写的那篇错误社论，是习叫根据他的报告写成后，又经过他修改定稿的）。他为了逃避党和人民的惩罚，尽量减轻这一错误的严重性，而且包庇了我。他说：以后报上一切主要稿件，只要严格遵守送审制度，错了都由西北局负主要责任。我从个人主义的得失出发，就得出一个十分有害的“个人主义的个人真理”；只要组织上没有错，政治上错了也不要紧；政治上错了，是认识问题，是水平低，是无意的，是明知故犯。这正是刘贼散布的驯服工具论和奴隶主义的反动观点。我这一主观唯心论的观点，对我以后继续犯路线错误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二、在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发表了《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系统地、全面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纲领、路线、方针和任务，解决了无产阶级新闻工作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但是我并没有认真学习和活学活用这一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把自己负责的报纸办成是无产阶级进行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

在毛主席发表这一伟大谈话以后，刘贼就对华北记者团发表了反动谈话，完全抹杀党报的阶级性，来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1950年刘贼在新闻界的代理人胡乔木，在第一次全国新闻工作者会议上，大肆贩卖刘贼的黑货，鼓吹什么报纸要少谈政治、多谈经济；要多登地方新闻，少登全国性和全世界性的东西；要多登知识性趣味性的东西。这些修正主义的新闻观点，我一听就接受下来，使我原来那种把宣传生产建设作为报纸工作第一位、把钻研报纸业务作为干部学习第一位的反动观点，又向坏的方面发展了。我在这一阶段，使报纸宣传脱离了当前的阶级斗争，把很大的篇幅去登经济宣传和知识性稿件，而且把报社同志的兴趣引向脱离政治的提高写作能力的道路，更加背离了毛主席指引的政治挂帅的道路。

三、搞业务挂帅，必然使自己所担负的领导工作陷于事务主义。我一方面感到能力差、办不好、错误多、、压力大，一方面越忙越乱，越乱越忙。在1951年初，我发了一次神经病，养病两三个月。在养病期间，我如果很好地学习主席著作，用主席思想来医治自己世界观上的资产阶级的思想病，使自己回到主席的政治挂帅的道路，那就好了。但是我并没有这样，养病期间，个人主义发展了，怕犯错误、怕搞坏身体的保官保命思想严重了。更严重的，是我产生了一种“个人主义的个人真理”，认为：宁肯在大庙当副将，不愿在小庙作主神。认为当大庙的副将，地位高、责任轻、条件好。在这种个人主义思想的支配下，我趁人民日报到各地增调干部的机会，顺水推舟，活动到了人民日报。

这就是我当时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主要货色。

第三，北京时期：

1959年秋我调到北京以后，特别是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新时期以后，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更加发展，我的主观唯心论就更加顽固。三大改造以后，我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思想更加发展，路线斗争的觉悟仍然很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缺乏思想准备，抵触情绪很大。我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消灭，今后任务主要是搞经济建设。而搞建设，又不管建设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对于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尽管伟大领袖一再指示，反复强调，我还是听而不闻，无动于衷。这样，在我头脑里，就形成了以阶级斗争熄灭论为祸根的一系列的修正主义的政治观点，是使我在路线斗争中一错再错、越错越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为时间关系，今天不分析和批判我这些修正主义的政治观点）
到人民日报以后，感到自己的名誉地位比较满足，总想埋头工作，作出成绩，站住脚根，保着地位。这样，离开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离开了工农劳动人民，长期关在办公室里，埋在稿子堆里，陷在事务圈子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雄心壮志就培养不起来，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主席思想的忠诚热爱就培养不起来，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私心杂念却在滋生滋长。在政治责任越来越重的情况下，报纸工作危险论的思想威胁也越来越重，怕工作做不好，丢脸；怕犯错误，丢官；怕身体支持不了丢命。保官保命思想就特别严重。
旧社会带来的很多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处世为人的个人主义哲学，对我本来影响是很大的，加上，《黑修养》对我的毒害，我的保官保命思想形成一套自以为是的个人哲学，用若干“个人主义的个人真理”来美化自己，反而认为自己是最革命的，是最艰苦的，是最好的党员干部。这样不仅迷惑到别人，也迷惑了自己，使自己长期盲目自信，觉悟不过来，主观唯心论发展到十分顽固的地步。

比如自己标榜自己不争权夺利，实际上是地位已经很高，权利已经很大，如果再争再夺，怕的是爬得高跌得重。我的哲学是“知足常乐”。

标榜自己勤勤恳恳、埋头苦干，实际上是为了得到上下左右的信任，我的哲学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标榜自己服从领导，组织观念强，实际上是驯服工具论和奴隶主义，不管领导执行什么路线，只强调组织上不犯错误。

标榜自己艰苦朴素，实际上生活水平已经很高，也相当特殊化；不贪污腐化，认为太丢人，怕身败名裂。而且还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保命思想。

标榜自己对已严对人宽，实际上对人宽是自由主义，怕得罪人。对已也并不严，有比较严重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游思想，常常和不如自己的人比，觉得自己很好，很了不起，而不是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不是用英雄模范人物那种全心全意、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要求自己。

我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精神世界，灵魂深处最核心的东西、私字的最集中的表现，就是：“政治待遇高一点，政治责任轻一点；担子轻一点，学问大一点”。

自己奋斗的个人主义的目标，不是作一个显赫的大官，而是作一个有学问的文人学者。

自己的个人兴趣不是吃喝玩乐，而是钻在书堆里，博览群书。

自己设想的晚年是过一种旅行和写作的生活。

这里所谓的“有学问”，并不是真正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学问，主要是封资修的学问。所谓的“群书”，主要是封资修的群书。多年来，我很有兴趣地阅览了很多古今中外的历史、政治和文艺的书籍，我观看了很多电影、戏剧、这中间有很多是封资修的大毒草，是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的重点，但是我过去在阅读和观看时，并没有发现它们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反而是十分赏识和喜爱，这正是反映我的立场、思想感情，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对自己晚年生活的设想，也不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奋斗终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气魄，实际上是封建社会文人学者清闲自得的晚年。自己的精神境界确是低级趣味的，是低下的，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确实相当顽固的。

第二部分  路线斗争中找问题

（这一部分中，在小组会上，开初是讲“对社会主义革命”、“对资本主义复辟活动”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站队”三个问题，主要是说明自己因为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思想基础，没有思想准备，因而对搞社会主义就不积极，强调“宁肯慢一点、但要好一点”，对搞掉资本主义，我就强调“稳一点，不要出偏差”。如搞自留地、自由市场等，我就积极，认为“合乎政策”。所以在两条路线斗争的若干关键时刻，我总是很自然地站在刘贼反动路线一边，抵制、抗拒甚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谈这三个问题时，注意联系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特别是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但大部分材料还是过去交待和检查批判过的。为了时间关系，这次在大会上讲时，就把这三个问题省略了，只谈对待主席和主席思想的态度问题和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在1966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经作过一段极为重要的论述：
“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土地也好，工厂也好，生产资料统统归公，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巩固这个制度，那就必须要破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旧文化，破除用各种各样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维护私有制、恢复私有制的旧意识形态。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影响，最后势必要恢复维护私有制的旧政权。反对破除旧文化旧意识形态的那些人，一定要压制革命，压制群众。我们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的制度，政治上的制度，就必须提倡为公的观念，就是要塑造新人来建设新的社会，塑造共产主义精神的人，什么样是共产主义精神的人？就是我们毛主席所提倡的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雷锋，还有像欧阳修、焦裕禄、王杰、刘英俊等等，这就是共产主义的人，新型的人。我们新的社会需要这种人来创造，我们要渐渐地把社会上的人改造成为这样的人。”

长期以来，我保持和发展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实际上是一个反对破除旧文化旧意识形态的那种人，而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新型的人。

我不是一个普通的个人主义者，还有一套“个人主义的个人真理”，特别是有一套关于阶级斗争熄灭论方面的个人真理。我又不是一个普通的党员干部，而是中央党报的负责干部，我凭着自己的地位和权利，更顽强地表现自己，妄图用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所以我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就必然一错再错，越错越严重，所以我必然要压制革命，压制群众。这里省略去我路线错误的三部分。

我的路线错误最严重最集中的表现，就是表现在我对待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我不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不活学活用伟大的主席思想，违抗和反对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我对主席、对主席思想的最大的不忠。我对主席和主席思想没有深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没有革命群众那种无限忠诚的阶级感情。

我不仅对主席的革命路线在若干关键时刻是抵触、抵制、抗拒和反对，甚至对伟大领袖本人也发生过怀疑和动摇，甚至污蔑和攻击。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他的阴谋手段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以反对个人崇拜为幌子，反对崇拜毛主席，而宣传崇拜他自己。第二步是污蔑攻击毛主席错了，而标榜自己对了。第三步是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我在事实上配合了刘贼的阴谋。刘贼配合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所谓个人崇拜，在党的八大的时候，也搞反对毛主席所谓个人崇拜的阴谋活动，用许多借口，在八大的*章里把毛泽东思想取消了。

毛主席指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真理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手里。不崇拜不得了；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而是要崇拜自己。我当时对个人崇拜不进行阶级分析，没有认识到对毛主席不崇拜不得了。所以同意在八大党章里删去那句光辉的词句。八大以后，在刘贼黑司令部搞“两个主席”的宣传的时候，我又积极执行，符合了刘贼“崇拜自己”的要求。

在反右派斗争前夕，毛主席发表了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在宣传工作会议上两个伟大的报告，我脑子里受刘贼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毒很深，对这两个伟大报告的划时代意义当然不可能理解，对于当时胡乔木、邓拓“按兵不动”，不宣传主席这两个报告，“无动于衷”。以后，在主席找我们几个人去当面批评时，指示我们要“革邓拓的命”。我当时相信胡贼，原谅邓贼，竟然怀疑主席不了解情况，抗拒执行主席“革邓拓的命”的最高指示。

在大跃进以后，刘贼先用极“左”面目出现，大刮五风，刘贼又把刮五风的责任栽到无产阶级司令部头上，公然把反对的予头针对毛主席，散播了很多污蔑攻击的流言蜚语。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也发生了动摇，怀疑主席听信了假报告。1961年春，我随刘贼在湖南搜集攻击三面红旗的黑材料以后，按照刘贼的指使，借口总结报纸宣传，继续搜集黑材料，为刘贼供给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炮弹。在这些黑材料中（即在八个黑文件中），我竟然把毛主席表扬的吴桥养猪典型、武汉大学教学和劳动结合的典型等也作为浮夸的典型来加以攻击。

去年，在房山干部学习班大家批判我的错误时，宣传队的同志说，拿我任何一件反对、攻击主席的罪过交给工农革命群众，都会“砸烂你的狗头”，我认为他是讲得对的。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确实没有工农革命群众对伟大领袖那种三忠于、四无限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所以我对毛主席才产生怀疑、动摇和攻击。

可是我对大叛徒刘少奇，明明应该怀疑、反对的时候，我又偏偏不怀疑不反对。

1961年在湖南调查时，我先在天华大队作了一个多月的调查，肯定这是一个红旗大队，我们整理了一本调查报告。以后刘贼去天华大队，住了几天以后，他一口咬定这个大队是假红旗，污蔑大队总支书记彭梅秀同志是假模范，说我们那一本调查是假报告。我当时提出了四点意见表示怀疑，但遭到刘贼的训斥以后，我就同意了刘贼的意见。这完全是由于我资产阶级的立场、感情决定的。

因为我对人民公社，总觉得搞快了，搞出了很多偏差，相信很多模范单位都是浮夸虚假的。我不像贫下中农那样热爱人民公社、那样热情洋溢地拥护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全国人民始终坚定地拥护毛主席关于“人民公社好”的伟大号召，肯定主流，积极整顿和提高。而我总是看不到主流，对支流特别敏感。我到天华大队调查时，我开初也是东怀疑西怀疑的，以后，在铁的事实面前，我不能不信，最后，在我基本肯定的情况下，我还是没有完全消除某些怀疑，我还是担心，怕还有什么浮夸虚假。

特别是我在这次调查的时候，我仍然违背毛主席的指示，我没有真正和贫下中农结合在一起，没有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没有和贫下中农交朋友，没有培养起像革命群众对毛主席、对党、对社会主义的那种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我的阶级立场、感情并没有改变。我和贫下中农是两个立场，两种感情。当刘贼污说天华是假红旗时，贫农女儿、总支书记彭梅秀同志挺身而出，和刘贼作斗争，保卫人民公社、保卫天华大队。而我，一下就动摇到刘贼一边，反而帮助刘贼来压制彭同志的斗争，帮助刘贼来搜集天华的黑材料。这正是我的资产阶级的立场，感情的最本质的反映。

对于伟大的主席思想，我也是不像工农兵革命群众那样无限崇拜、无限信仰。革命群众满腔热情地开展广泛深入的活学活用主席思想的群众运动，而我却总是怕什么形式主义和强迫命令。革命群众带着问题学，边学边用，立竿见影，对干部群众特别是高级干部就不一定要求立竿见影。树立主席强调对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坚决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在执行中去加深理解。而我，却是各取所需、为我所用。当闫王殿抡起四条棒子反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时候，我实际上站在他们一边。

我这种对待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主席思想的错误态度，是自己一切路线错误的祸根，这个祸要是在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土壤里培养起来的。长期以后，我对革命群众批判我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抵触情绪很大。在一些具体事实面前，我不能不承认我的三反言行，但是在同志们要我深挖自己三反言行的思想根源时，我总强调我主观上并不反对主席和主席思想。客观和主观、动机和效果，是我很长时期没有解决的问题。

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很多关键时刻，我不怀疑大叛徒刘少奇，而怀疑伟大领袖毛主席，事实上站在反动路线的立场上，配合黑司令部的阴谋，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反对毛主席的伟大思想。这就是我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感情的自然反映，是我的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的必然表现，是受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支配的。

世界观就是最根本的主观

正如林副主席所指示的，只有全心全意、完全彻底为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新人，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创造者和最热情的建设者，才是搞社会主义革命的闯将。而保持和发展资本主义世界观的人，“处处只想自己而忘记了群众，忘记了劳动人民”的人，“反对破除旧文化旧意识形态的那些人，一定要压制革命，压制群众，”一定要在路线斗争中犯这样或者那样的三反罪行。

这就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就是阶级斗争的客观真理。而我讲的这样动机、那样主观，都是为自己路线 错误开脱的“个人主义的个人真理”，正是我的主观唯心论的最有害的一部分。
我自己总是说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热爱的，果真是这样吗？难道一个热爱毛主席的人会怀疑、反对毛主席吗？难道我怀疑、反对毛主席是因为我热爱毛主席吗？当然不是，当然是十分荒唐的。我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在我学习一些共产主义的英雄模范的光辉思想的时候，我一再得到了启发。我把自己对毛主席的感情和他们作了好多次比较，我发现我的所谓热爱毛主席，同他们热爱毛主席，不仅是量的不同，而是质的不同，就是阶级立场不同，思想感情不同。

这些共产主义的新人，他们热爱毛主席是全心全意的，就是无条件的，始终如一的，言行一致的。

我的半心半意，就是有条件的（就是实用主义的断章取义、各取所需，甚至是歪曲曲解的）；就是动摇的（合乎自己利益就摇过来，不合乎自己利益就摇过去）；就是言行不一的（说的一套作的是另一套，说得好做得差，说得多做得少）。这就是我的这一个半心半意，而另外一个半心半意，就是违抗、抗拒、怀疑、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很多事实。

这就是质的不同，这就是世界观不同，就是根本的主观不同。

下面谈我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

我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思想准备，特别是对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更是没有思想准备，抵触情绪是很严重的。

我热爱和留恋封资修的旧文化旧艺术。我的理想和志趣是作一个“博览群书”（实际上就是博览封资修群书）的资产阶级的文人学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这种旧文化旧艺术的命，就是要革我这种思想感情的命。所以我对文化大革命当然不理解，当然抵触、抗拒和反对。

林副主席指示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革一切的思想的命，就是改造人的灵魂，就是要做到人的思想革命化。只有在人的灵魂改造、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充分发挥人的革命积极性。才能使人变成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不然，就会使人变成低级的人，没有道德的人，庸俗的人，唯利是图的人，变成苏联社会出现的那种追逐名利、道德败坏的人。”

我正是这样一个低级趣味的个人主义的人。我反对文化大革命不是偶然的。

早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教导我们：“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可是我满脑子阶级斗争熄灭论，当然不理解主席这一英明的教导。1963年十二月，毛主席对文学艺术的批示中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毛主席还提出“打倒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

大叛徒刘少奇就跳出来叫嚷什么文艺界的成绩很大，成绩还是主要的。接着就由闫王殿出来搞了一些文艺会演，放了很多封资修的毒草，进行丑表功，公然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相对抗。
我因为本来就喜爱和留恋这些封资修的旧文学艺术，所以很自然地站在刘贼 一边，抗拒毛主席的伟大指示。

也正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对于改造资产阶级的文化人，一再指示要他到工农群众中去，到工厂到农村去，要他们下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彻底改造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甚至很严厉地地指示：他们如果抗拒改造，就要派解放军把他们押下去。

大叛徒刘少奇又跳出来，胡说什么，可以让这些文化人坐着大轿车、带着吃的东西，下去“走马观花”，公然和主席的指示相对抗。

因为我就抗拒执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指示，不愿意到工农群众中去接受改造，所以我感到主席的指示“太严厉”，而刘贼的话就感到“很好”。

这就很明显地反映出我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感情。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亲自领导京剧革命的时候，立即遭到黑司令部刘少奇、彭真等头目的反对。我开初也是怀疑，相信什么“话剧加唱”的污蔑，以后我看了几个最早的样板戏以后，在铁的事实面前，我不能不承认京剧革命是正确的，成功的。但是我又听信黑司令部的妖风，强调“要稳”、“要慢慢来”。对于工农兵占领京剧舞台、在京剧舞台上对资产阶级艺术实行全面专政，我很长时期不理解，认为在演出样板戏的同时也可以演一些“传统戏”，反映了我对这些旧东西恋恋不舍的感情，反映了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情绪。

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当然不可能正确理解，也不可能正确对待。对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对来自报社内外革命群众的正确意见，我都充耳不闻。毛主席教导我们：“犯路线错误的人，都是部分的、大部分的或者全部的主观唯心论。所以难以改造。”我正是这样。现在想起来，当时的“个人主义的个人真理”是十分反动，十分幼稚可笑，自己当时都是极为自以为是、自视很高。当时，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只是文艺领域内的思想斗争。认为彭真的错误仅是闹独立王国，包庇文艺黑线。认为报纸和吴冷西的错误，是跟着彭真犯的，主要责任不在报社。所以我一口咬定吴冷西的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
因而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造走资派的反。大叛徒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就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我当时又站在刘贼反动路线一边，反对四大，要搞所谓四条黑线，死保吴冷西。

在我被揪出来以后，我表面上不和革命群众对抗，但我内心是很抵触的，我肯定这次又是搞“左”了，等着纠偏平反。

在刘贼被揪出来以后，我逐渐认识到自己犯了大错。但是我用种种客观原因来原谅自己。认为尽管我政治上犯了大错，但我在组织上没有错。认为反正我不是有意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

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我对自己错误的严重性和错误的严重危害，逐渐加深认识，自己确实低头认罪了。在两个根本问题上我还是想不通。尽管我自己也给自己戴上三反的帽子，但是我还是不承认自己是有意反对毛主席。这是一点。其次，就是认为群众把我当敌人来斗争是搞过分了。实际上还是我在两个根本问题上的错误，一个是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一个是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尽管我对这两个问题作过多次检查，从原则理论上好像认识有所提高，但在内心、在感情上还是不通，并没有真正解决，所以总是容易反复。

在去年房山整党时，就出现了大的反复。

在同志们讨论确定我的要害问题时，肯定我的要害是反对毛主席，我思想就想不通。我作了一些辩解以后，还是承认下来。因为思想不通，所以我的检查总是不深刻，大会小会检查了很多次，同志们当然不满意。经过同志们多次的帮助，我总算有所提高，同志们也认为勉强可以了。

恰恰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我的抵触情绪一下又增加了。原来宣传队确定我恢复组织生活只在班内通过，因为我解放时在全校、全社都作过检查、受过批判，就不必像几个没有解放的全社性的干部那样，不必经过全校检查、批判通过。但是，这时校领导又变了，还是要我到全校大会去作检查。我心里抵触情绪很大。但口上没有说。在班里讨论我的检讨内容时，我提出上大会时间太紧，校领导一个同志就当场批评了我。我认为他是训我，咬定他还是把我当敌人来批斗，很反感。以后在全校大会检查以后，同志们普遍不满意。我不检讨自己的检查确实很不深刻，反而责怪校领导临时改变计划，怀疑有人故意和我为难。跟着就宣布暂停整党，搬到河南，到河南后先反五一六阴谋集团，完了以后再继续整党。

这时，我的主观唯心论就大大发展了，我不相信党、不相信群众的毛病就更严重了。我认为将来继续整党无非是要我把已经多次检查过的问题重新拿出来批斗，无非是再搞若干次大小批斗会。原来的“斗、批、走”思想就大大抬头了。心想，“反正斗吧，斗得越臭越好走”。

我带着这种对校领导和对宣传队的不满情绪到了叶县，我又没有向班上同志和领导同志坦率地暴露自己的活思想。

在深挖五一六阴谋集团、批判极“左”思潮的运动开始以后，我又抱着浓厚的个人情绪和个人主义的目的参加这个运动。

我认为报社的五一六分子肯定不会多，但是受到极“左”思潮影响的不少。一定有相当一部分同志会受到批判、但是最后还是会确定不是五一六分子，不是反革命。我想，让这些同志亲身经历一下：过去你们斗争我的时候，总是追问我“为什么不听毛主席的话”？“为什么毛主席一再指示，你还是不执行？”那时你们总是上纲，说：“这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想现在应该问一问你们：“毛主席指示你大联合，你们为什么不执行？”“为什么毛主席再三再四地的指示大联合，你们还是不执行？”我想问：“难道你们也是反对毛主席，也是反革命吗？”我认为，当然不是。可见，你们当时说我是反对毛主席、是反革命是不对的。

这完全是报复情绪，是对革命群众运动的不满情绪，是想利用这次运动来为自己的错误找新的辩复根据。是又一次暴露我对文化大革命和对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是十分错误的，是一次大的反复，反映自己比较严重的怨气、 气和不服气。

这又一次证明：还是由于自己不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仍然是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来看待文化大革命。尽管我口头上多少次说过不少道理，好像是思想通了，实际上还是耿耿于怀，还是只注意个人问题，还是只抓住支流，还是只“抓住一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而且是迅速克服了的缺点反对群众运动。”

文化大革命已经四年了，而我对这个伟大的运动还是没有正确的认识，还是抱着错误的态度。特别是使自己吃惊的，是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仍然顽固地盘据着自己的灵魂，仍然引导自己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一错再错。

世界观是最根本的主观，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如果不是在实际上改造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如果在实际上还是保留和发展这种主观唯心论，不管说多少好话，不管发多少次誓，不管在具体问题上抱着什么具体的动机，终久还是要犯更严重的错误。

毛主席教导我们：“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

恩格斯也指示过：“对头脑正常的人说来，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上是怎样一个人。”
所以在这次整党运动中，我决心认真解剖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决心从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来解决自己继续革命的问题。

第三部分  吸取沉痛教训，继续革命

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很顽固的。我的个人主义是很严重的，而自己又制造很多“个人主义的个人真理”来美化自己，认为自己最革命，不革自己的命了，所以长期以来，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就不仅留存着而且在发展着。

到我国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的时候，要革整个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命，要革资本主义思想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的命，要革自己头脑的命的时候，自己对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缺乏思想准备，对资本主义那一套、特别是那一套旧思想旧文化恋恋不舍，面对搞社会主义就犹豫、动摇、消极。因而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若干关键时刻，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很自然地格格不入、抵触、抗拒，甚至反对。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对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当然没有无产阶级的深厚的阶级感情，不是三忠于、四无限，对毛主席的指示不是坚信不移、坚决照办，不是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在执行中去加深理解。在一些关键时刻，对伟大领袖产生怀疑、动摇、甚至反对、攻击。

在这样长时期内，我并没有从那一次的错误中猛醒过来，从修正主义的邪路回到毛主席指引的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上来，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越来越主观，越来越认为自己了不起，因而就只能一错再错，越错越严重。

这就是最主要的沉痛教训。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挽救了我，报社的革命同志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向我“大喝一声”，在我的“背上击一猛掌”，让我有一点醒悟，然后费了很大的心血，才把我从修正主义的泥坑里拉了上来，不仅帮助我洗清身上的污泥，而且帮助我清洗心里毒素，同志们解放了我，没有把我当反革命处理，就表明同志们是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政策的。我对这一点本来应该深深地感激，可是我仍然耿耿于怀，还是一肚子怨气，简直是“忘恩负义”了。

这次继续整党，听了中央整党会议的传达，看了北京大学的典型材料，给了我深刻的教育，使我深为感动。想到自己原来对继续整党的设想，完全是丑化整党，是个人主义的歪曲。
宣传队号召大家总结经验、继续革命。所以我下决心彻底解剖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挖出了我个人主义的根，特别是挖出了我那些包庇、美化和助长个人主义的“个人主义的个人真理”，挖出了我的主观唯心论不仅是我犯路线错误的根本原因。而且是使我错上加错、“难以改造”的根本原因。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历来犯路线错误的人，都是部分的、大部的或者全部的主观唯心论。所以难以改造，要改变他们的世界观、方法论”。毛主席这一光辉的论断，是指导我解剖自己世界观和改造世界观的明灯。我从主席这一教导里得到了彻底改造自己世界观的勇气和力量。我一定汲取沉痛的教训继续革命。

主观唯心论，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时期，指出的主观主义，那时，毛主席就明确地指出过：“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是和*不能并存的。”“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

对毛主席这些教导，是学习过很多次，但都没有学进去，不理解主观主义为什么是当前的大敌，为什么是和*不能并存的，为什么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这次我又一次反复的学习，联系到自己的沉痛教训来反复学习，认识到这样一点道理。因为有了这样严重的主观主义，认为自己最革命，首先就不革自己命。林副主席指示说：“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我不革自己的命，当然也就搞不好革命。一个*员不革自己的命，就搞不好革命，革命就是空话，就是假革命，就是不革命。不革自己的命，就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就是和*不能并存的，就是党和人民的大敌。不打倒自己头脑里这个敌人，不在自己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就根本谈不到继续革命，或者仅管自己口头上再再表示要继续革命，实际上还是不革命，还是会在路线斗争中犯大错误。

我背离毛主席指引的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从延安时候开始的。要继续革命，就得坚决回到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上来，重新开始，重新革命。

三十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教育我们：“早几天，我作了一篇短文，我在那里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辩别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我既然在这个“最后分界”的地方，就开始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道路。要继续革命就要坚决回到这个“最后分界”，重新走上正道。现在就是坚决走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五七道路，认真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彻底改造世界观，作一个和工农兵相结合的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现在我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如果领导上决定我留在干校，我就要求进一步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加紧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如果要回到编辑部工作，也要想尽一切办法，不脱离工农群众，不脱离劳动，我想半天劳动半天工作是一个好办法，我决心去实践。清华大学在教学改革中已经找到了新的道路，我想，报社在进一步改革中，也一定会找到新的道路。

如果以后我在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上不是前进而是后退，就表明我并没有继续革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要继续革命，就要坚决肃清自己资产阶级思想核心的主观唯心论，坚决克服这种党性不纯的表现。首先就是把自己永远当成革命的对象，不断改造世界观，彻底  掉那个资产阶级的灵魂。这个改观 魂的斗争，就是要把自己资产阶级的头脑，彻底 成一个无产阶级思想的顽固性，主观唯心论的严重性，的确是“难以改造”。我决心永远把自己放在革命群众的严格监督之下，决心创造各种条件、采取各种办法，使自己永远放在群众的监督之下，借助革命群众的强大力量来帮助自己 掉这个资产阶级的脑袋。

第三，这是最最重要的一条，要继续革命，就要切切实实的活学活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一定要边学边用，立竿见影。对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理解的照办，不理解的也照办，在照办中去加深理解。对我来说，照办，是最最关键的问题。正如本报纪念“九大”一周年的社论中指出的：“对毛主席的指示，照办，就有明确的方向，照办，就有正确的方法；照办，就能团结最广大的群众；照办，就有无产阶级的力量；一句话，对毛主席的指示，照办就是胜利。对毛主席的指示是不是照办，是有没有无产阶级党性的问题。”今后，一定要通过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通过照办主席的无产阶级深厚感情，加深全心全意热爱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

这三条，实际上就是林副主席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五条概括起来的保持革命晚节的三条。

林副主席指示我们：“毛主席不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叫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晚节吗？保持晚节没有别的办法，一个就是相信毛主席，一个就是相信群众，一个就是正确对待自己。就这三条。实质上就是遵照毛主席所说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第一条就是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相信毛主席，相信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统一的东西，只有时代的区别，是更高级的更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第二条是为人民服务，第三条是团结大多数，第四条是民主集中制，都是相信群众问题。”“毛主席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第五条，就是正确地对待自己。”“关于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晚节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要实行毛主席所规定的接班人那五条。简单地概括就是要相信毛主席，要相信群众，和正确对待自己。”
要继续革命，就是要按照林副主席指示的这三条，就是遵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也就是*章规定的五条，严格要求自己，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最高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过去，我的一个严重的毛病，严重的主观唯心论，就是中游思想，所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总是和比自己差的人比，越比越觉得自己了不起，总认为自己最革命；而不是把自己和那些共产主义的新人来比，不和那些活学活用主席思想的英雄模范人物相比。
正如林副主席指示我们的：“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要以为我们比他们高明，其实我们不过是资格老一些。真正讲智慧和品德，未见得赶得上一个雷锋，未见得赶得上一个张思德，未见得赶得上这些同志。所以，许多同志地位虽然高，资格虽然老，但不等于思想就比人家高，不等于才能比人家高。群众中间的 智慧可以说是真正的多”。
不和这些英雄模范比，不和革命群众比，就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就不能用一个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使自己逐渐培养成为一个雷锋式的新人，完全彻底为人民的新人，共产主义的新人。

继续革命的规律，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早就给我们指示出来了。我决心坚定不移地遵循主席指示的规律，沿着主席指引的道路，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奋斗终生，鞠躬尽瘁，死而后矣！
                                     
胡绩伟1970年8月21日

2007年7月2日五柳村据《胡绩伟自述》的附录制作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