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让活着的抗战将士看见自己死后的荣誉
方军采访过数百位亲历过抗日战争的老人。他自己认为是在填补历史的空白。他把自己采访的人圈定为10种人：老八路新四军，国民党抗战将士，东北联军，侵华日军老兵，被强掳的劳工，被日军强掳为性奴隶的所谓慰安妇，战争细菌战受害者，爱国华侨，日军子女、国军子女，美军飞虎队等。
方军把这10种与抗战有关的人，称为亲历抗战的最后一批人。
像亲历过“卢沟桥事变”的29军老兵，据方军了解，目前仅存10余人。他们都曾经在“卢沟桥事变”中同侵华日军血战过，是“七七事变”最后的历史见证人。记录下他们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至关重要。方军认为，采访老兵的意义不仅是留下口述史，为历史留下证言，更在于汲取经验教训。方军希望通过他的努力，让社会民众认识到，只有善待老兵，才能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鼓舞军队的士气。
与作家方军谈他采访抗战最后一批人的故事，几天几夜也谈不完。
从日本留学回国之后，方军认为研究抗日战争历史至关重要。1998年，他到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战纪念馆工作。也就是从那时起，方军经常看到一位精神抖擞、又衣衫褴褛的老人到卢沟桥抗战馆来要饭。相关单位一次次把他送往河南舞阳老家，他又一次次地来到卢沟桥抗战馆。这老人叫杨云峰，是原29军大刀队的。他跟卢沟桥有不解之缘。方军自认识他后，他们一起无数次从卢沟桥上来回走过。杨云峰总是爱讲大刀队抗击鬼子的故事，方军总是听得如醉如痴，感动不已。方军敬佩这位抗日英雄，专程去杨云峰家乡河南舞阳采访，方知杨云峰孤身一人，没有亲人，没有工作。l986年抗战馆成立时，杨云峰把当年自己在卢沟桥砍杀过鬼子的一把大刀捐给了抗战馆。由于没有生活来源，从那以后他开始以乞讨为生。往往，他乞讨一路就讲一路：“我曾经是29军大刀队的，我1933年在喜峰口、1937年在卢沟桥和日本鬼子拼杀过……”别人不相信他是抗日英雄，他就以手中打狗棍充大刀，当场拉开架势给他们抡一遍29军大刀实战操。别看他年岁已高，大刀操却抡得虎虎生威，大伙看了都连声叫好。
2000年，方军在《中国青年报》发表《92岁要饭人》的文章。文章引起北京市领导的关注，香港凤凰卫视和中央电视台也相继采访过杨云峰。2005年，杨云峰去世了。他生前多次对方军说他一生最大的光荣，就是1937年在卢沟桥抵抗日寇。他说，希望死后也埋在卢沟桥，到了阴曹地府也要去跟日本鬼子们拼杀，绝不能让日本鬼子们的阴魂在中国大地上游荡！方军遵从杨老的遗愿，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拿着铁锨和纸钱，抱着装有杨云峰骨灰的黑色陶罐，走进无人的夜色里，悄悄地把这位29军老兵的骨灰埋在了卢沟桥畔……
过了多日，方军一想到这位英雄就泪流满面，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他在回忆中又写出一篇报告文学《世间已无杨云峰》，算是对这位抗战老英雄的祭奠。
方军还和他的朋友们，在卢沟桥为当年守桥的营长金振中建立了纪念碑。
2003年6月，方军发表了他去天津采访“卢沟桥事变”的参战者傅锡庆的文章，引发很多人对29军老兵傅锡庆的关注。天津电视台还专为傅锡庆做了一期类似实话实说的节目。这是多年来中国大陆电视台对29军官兵惟一的一次访谈性报道。
刚去世不久的仵德厚，是国民党军队的少将师长，台儿庄战役中，他是敢死队的队长。1997年，在陕西泾阳种田的仵德厚读到了方军的《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就给方军写信，邀他到仵家来聊聊抗战的事。方军接受他的邀请，到仵德厚家与他同吃同住两个星期。他跟仵德厚一起下地锄草，一起种菜，一起放羊。仵德厚对方军说，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作家、记者采访他，方军的采访是对他国难当头挺身而出、为国血战的人生经历的肯定。他们边干活儿边谈抗战的事。他们谈那个时期的民族危亡，也谈今天的改革开放，谈当下的农村状况。两周的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农村生活，让方军与仵老汉结下了很深的友谊。临走时，仵老汉站在村头一直流着泪水，目送他消逝在视野的尽头……
回京不久，方军发表《台儿庄战役最后的指挥官》。该文社会反响巨大。前后有10多家媒体去采访仵德厚，仅陕西省西安市就有20多名记者去仵老汉家里采访。香港凤凰卫视还给仵老汉做了《冷暖人生》的专题节目。北京一医院去信承诺免费给他治疗白内障和前列腺疾病。还有世界各地的人给仵老汉捐款，仵老汉破烂不堪的房子也旧貌变新颜……当地政府给仵老汉家免费安装了一部电话，还为这位抗战功臣修了一条路，直通仵老汉家的门口。还有陕西民众自觉策划、筹款，为仵将军兴建了一块高3米的碑，碑背面记录了中国人民抗战史和仵德厚的抗战经历，碑正面写着：“抗日名将仵德厚将军碑”。
方军感叹：让活着的抗战将士可以看见自己死后的荣誉，这样的例子不多。
4.一生当个最穷的作家也要坚定不移地做下去 五年前，48岁的方军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退后，有很多赚钱的机会找到他，他都不假思索地放弃了。他一直四处奔波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老人，他曾10次去云南采访。一次在昆明采访中，他得知当年在缅甸，对日作战中，国民党军200师少校军官张家福把牺牲的戴安澜将军一直背回国内，他为这样的军人而感动。于是很快办手续去缅甸采访。他花三个星期重走了200师当年撤退的全程路线。他发现那条撤退路线时至今日还完全是刀耕火种的原始形态。可想而知，几十年前戴安澜将军率领部队抗战是多么的艰难啊！
2004年，15名当年援助中国抗日的美军飞虎队老兵来到他们曾经战斗过的云南。只有从北京去的方军用摄像机，从头至尾详细记录下他们每个人在抗战历史研讨会上讲的抗战经历。直到散会，与会者们才大惊：这是多么珍贵的历史资料哇！都让这小子整去了！
如此大量的采访是需要经费支持的，这也是方军比较挠头的事。就说采访仵德厚吧，他向所在单位申请了3年，但一直得不到支持，后来他只得自费去采访。方军现在每月只有1000多元的退休金，在北京这个高消费城市里，生活拮据可想而知。那方军采访的费用从哪里来呢？他笑了笑说有办法：他把自己比较宽敞的住房租出去了，然后租住现在的小房。用上海淞沪抗战馆沈建中馆长的话说：“方军的家，那就是家徒四壁。他还常常觍着脸说'到我家坐坐’，还有这样的北京人。”遇有采访，方军买张硬座票就出发。他想自己再困难，比起当年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抗战将士们还是容易多了。
再有，就是借力采访，像去缅甸采访戴安澜将军撤退路线，就是经中国作协联系，缅甸军方给予的人力、物力和经费的支持。还有部分抗战人士的后代早已下海经商，他们为方军的精神所感动，就主动给方军提供采访线索又给他报销路费。
方军已写成的和还未写出来的故事，都是他细心访问到的真人真事。他现在还与6个日本老兵保持通信联系，十多年收存的日本老兵的来信就有300多封。这些信大多是以谢罪、反思为主的。这些战争亲历者的信件对中日两国青年后代都是警世恒言。
我问方军在采访中是否遇到过拒绝采访的，他说也有。有的读者可能看过电影《槐树庄》，那里面的八路军团长崔志国回家的一段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方军早想采访崔志国的电影人物原型，却被他拒绝了3年。就是因为电影《槐树庄》使崔大爷对作家、记者有了较深的戒备心理。因为他在电影《槐树庄》里被定格为反面教材，这后来一直影响着他的人生。崔志国出身地主家庭，他l937年参加八路军，1948年已是团长，这时他才有机会带一个班的战士回家看看。回到家时，见土改工作队正在分他家的田地，双方确实寸步不让，甚至是剑拔弩张，持枪对峙。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他在离家返回部队时还是表态：“坚决支持土改。”可那部电影还是把他以反面的艺术形象定格在银幕上。方军认为，崔志国1937年放弃富足生活参加抗日战争，这一条才是人物的主线。
还有就是受害者“慰安妇”。方军说，她们的身体和心理都受到极大的伤害，碍于中国传统和世人的目光，却往往难以启齿。方军在云南保山采访受害者“慰安妇”李莲春老人时，遭到很多村民的围观，方军对李莲春老人的采访不得不到玉米地去进行……
方军每天置身于如小小抗战收藏馆的家里，仿佛跟窗外喧嚣的都市隔着一个世界。在那个被称为是“家”的斗室里，他有一种无限向上的力量和斗志。他说，每天看到屋里的这些东西，我便忘了窗外的世界。这些得来不易的“人证、物证、口述史”资料每时每刻都在激励我勇敢地走下去。就是一生当个最穷的作家，也要把追访抗战最后一批人的事坚定不移地做下去！
200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方军出版了抗战纪实文学《最后一批人》。此书编后记里说，《最后一批人》不属于作者本人，而属于所有亲历日本侵华战争的人和所有铭记这段历史的中国人。方军说，我们铭记抗战史，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更好地珍惜今天，建设明天。一个民族只有真正强盛起来才不会受到欺侮。这些年，他走遍了全国抗战的所有地区，看到国家一天天向前发展，当年遭受日军侵略过的地方的群众生活也好了起来，他就由衷地高兴。但他始终想，“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国人民长期饱受战乱之苦，我们才刚刚吃饱饭，一定不要骄傲自满，更应励精图治，放眼未来……
2005年5月17日，侵华日本老兵本多立太郎在卢沟桥下跪谢罪。方军(右一)与抗战纪念馆馆长王新华见证。新华社记者黄明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