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1864－1920） - 久久网站 - 信息资讯 - 国外人物 - 科学哲学类历史，宗教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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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斯·韦伯（1864－19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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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爱尔兰神驴 发布日期: 2005-9-02 查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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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也是现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公认的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另外两位为迪尔凯姆、齐美尔）。其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
韦伯1864年4月21日生于埃尔福特，1882年入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1883年在斯特拉斯堡服兵役一年，1884年入柏林大学攻读法律。
完成并出版讲师资格论文《罗马农业制度的历史对罗马公法与私法的重要性况》，开始在柏林大学教授罗马法、日耳曼法及商法，后学术重心从法学转向经济学。1894年放弃名校柏林大学法学教授机会，反接受当时地位甚低的地方性大学弗莱堡大学聘请出任经济学教授。1896年转任海德堡大学政治科学教授。1897——1903年精神崩溃，被迫停止一切教学、研究与政治活动。1903年重返学术活动。1910年参与创立德国社会学学会，后于1913年因社会学方法论之争退出德国社会学会。
1920年6月14日因肺炎病卒。1921年未完成遗稿《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由遗孀玛丽安娜整理以《经济与社会》书名出版。
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或官僚制）理论有着丰厚的思想内蕴，它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重要内容。这一理论的许多概念、范畴和分析成为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来源之一。
马克思•韦伯，作为德国社会学家、社会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行动理论的首倡者和理解的社会学的奠基人为世人景仰。 韦伯1864年4月21日生于埃尔福特，1882年入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1883年在斯特拉斯堡服兵役一年，1884年入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完成并出版讲师资格论文《罗马农业制度的历史对罗马公法与私法的重要性况》，开始在柏林大学教授罗马法、日耳曼法及商法，后学术重心从法学转向经济学。1894年放弃名校柏林大学法学教授机会，反接受当时地位甚低的地方性大学弗莱堡大学聘请出任经济学教授。1896年转任海德堡大学政治科学教授。1897——1903年精神崩溃，被迫停止一切教学、研究与政治活动。1903年重返学术活动。1910年参与创立德国社会学学会，后于1913年因社会学方法论之争退出德国社会学会 。1920年6月14日因肺炎病卒。1921年未完成遗稿《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由遗孀玛丽安娜整理以《经济与社会》书名出版。
韦伯曾在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法律时兼修中世纪史、经济理论和哲学课程。1889年获博士学位。毕业后,曾先后在弗莱堡大学(1893～1896)、海德堡大学（1896～1898、1902～1919）和慕尼黑大学（1919～1920）任教。1903年与桑巴特等人共同发起创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1910年与滕尼斯、齐美尔等人联合发起成立德国社会学会,对社会学在德国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韦伯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宗教社会学论文集》(3卷，1920)、《政治论文集》(1921)、《经济与社会》（2卷,1921～1922）、《科学论文集》（1922）、《学术理论论文集》（1922）、《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1924)等。韦伯的知识范围和学术研究视野非常广泛，从经济、政治、法律、宗教、音乐等社会生活领域到社会科学方法论都有重要成果，使他成为在社会学史上与迪尔凯姆等齐名的重要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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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评论 |
| 作者: 爱尔兰神驴 发布日期: 2005-9-02 |
走近马克斯•韦伯以后
作者：邓伟志
作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一名教师到了德国，很自然地想起两个人：一位是卡尔•马克思，再一位是马克斯•韦伯。他们两位与爱因斯坦一起被东西方称为“对世界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三个德国人”。
5月5日，在海德堡大学，不论是徜徉在美丽的内卡河畔，还是漫步在迷人的哲学家小道上，我都注意把话题拉到马克斯•韦伯在海德堡大学求学的问题上。见过韦伯的人找不到了，从他们提供的第二手材料上知道：韦伯在海德堡大学主持过学术沙龙。他成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学术小组。他成天与人辩论，辩历史问题，辩现实问题，辩政治问题，辩学术问题。韦伯在学生时代不是天才，也是辩才。
后来在马堡大学遇见社会学系的卡斯莱尔教授。他是研究社会学史的，具体地说他是侧重于研究韦伯的。他提议我在考察韦伯读过书的地方之后，再去考察教过书的地方，并希望我5月12日就去慕尼黑大学。他说在那一天可以陪我们去看一般看不到的韦伯病逝的小屋。我自然是想去的。可是，我约好了5月12日去达姆斯塔特大学讲学，只得放弃瞻仰韦伯小屋的机会。为了弥补这一损失，我问卡斯莱尔教授：“当初慕尼黑大学明文规定不许社会学家韦伯讲社会学，韦伯作何感想？”卡斯莱尔教授说：“他当然不高兴，可是他会打擦边球，在讲经济时塞进社会学，在讲历史时也塞进社会学，校方堵不住韦伯的社会学理论。”接着我们就韦伯的成名史展开讨论。
———韦伯生前没有名气，至多是小有名气，可是死后大有名气，这说明什么？看来人们对一种学说的认识过程很复杂。有时越是超前的东西，越不易被当时人所接受。“百年之后，方能知我”，未必都是狂言，也有兑现的。
———第一个发现、发掘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学术价值的不是德国人，而是美国人。这是为什么？这里是不是也有一个“墙内开花墙外香”的问题？距离使人公正，空间使人客观。
———德国人没有就近发现韦伯，是否与德国人太了解韦伯的绯闻有关？这就引出一个评价理论家的指标体系问题。社会学家评价别人很会定指标，评价自己怎么就没有指标了？
———对韦伯的评价在德国是否有点过头？“韦伯热”会不会降温？
———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的高低比较问题。
在上述问题上，我与卡斯莱尔教授的看法有的一致，有的也不完全一致。尤其是对最后一点，尚有分歧。
5月15日，我来到了慕尼黑大学。果然没有看到韦伯小屋。可是当我一走进社会学系的大门，便看见墙上挂着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等人的画像。卡尔•马克思在马克斯•韦伯之上。一直生活在德国西南部的慕尼黑大学社会学系的赫雷教授斩钉截铁地对我说：“马克思伟大！”在我讲完课以后，他又重申一句：德国的文化人不分东部、西部，大多认为马克斯•韦伯是次于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学家。
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如此尊重、推崇卡尔•马克思，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该怎么样呢？我们该把马克思的像挂在哪里？我们该抽出多少时间读马克思的书？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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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爱尔兰神驴 发布日期: 2005-9-02 |
完整的马克思韦伯
作者：苏国勋
作为社会学古典理论三大奠基人之一的韦伯，其名声为中文读者所知晓远比马克思和涂尔干要晚。内地学术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引介韦伯思想固然和当时社会学刚刚复出这一契机有关，除此之外还有其重要的现实社会背景和深刻的学术原因。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是大陆社会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的年代，经济改革由农村向城市逐步深人，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社会转型必然会伴随有阵痛和风险，改革旧有体制涉及众多方面的既得利益，需要人们按照市场经济模式转变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重新安排和调整人际关系。加之，由于中国南北方和东西部自然条件及开发程度存在很大差异，在改革过程中也可能出现新的不平等，还有随着分配差距的拉大社会分层化开始显露，以及公务人员贪污腐化不正之风蔓延开来为虐日烈，这些都会导致社会问题丛生，致使社会矛盾渐趋激烈。如果处理不当，最终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失范。苏联和东欧一些民族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失败和最终政权解体就是前车之鉴。这些都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遇到了新的瓶颈，面对这些新问题学术界必须做出自己的回答。
撒开其他因素不论，单从民族国家长远发展上考量，当时中国思想界可以从韦伯论述十九世纪末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著作中受到许多启迪。当时德国容克地主专制，主张走农业资本主义道路，成为德国工业发展的严重障碍；而德国中产阶级是经济上升的力量，但是领导和治理国家又缺乏政治上的成熟。韦伯基于审慎的观察和思考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出于对德意志民族国家的使命感和对历史的责任感，他自称在国家利益上是“经济的民族主义者”，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自我期许“以政治为志业”。联想到韦伯有时将自己认同于古代希伯来先知耶利米，并把他视为政治上的民众领袖，亦即政治鼓动家，他在街市上面对民众或批判内外政策，或揭露特权阶层的荒淫腐化，只是出于将神意传达给民众的使命感，而非由于对政治本身的倾心。然而韦伯又清醒地认识到，现时代是一个理智化、理性化和“脱魅”的时代，已没有任何宗教先知立足的余地，作为一个以政治为志业的人，只能依照责任伦理去行动。这意味着一个人要忠实于自己，按照自己既定的价值立场去决定自己的行动取向，本着对后果负责的态度果敢地行动，以履行“天职”的责任心去应承日常生活的当下要求。或许，韦伯这一特立独行的见解以及他对作为一种理性的劳动组织之现代资本主义的论述，与大陆当时的经济改革形势有某种契合，对国人的思考有某些启发，因而使人们将目光转向这位早已作古的德国社会思想家。
韦伯的出名首先在美国，这与后来创立了结构功能学派的帕森思有关。帕氏早年留学德国攻读社会学，１９２７年他以韦伯和桑巴特论述中的资本主义精神为研究课题获得博士学位，返美后旋即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译成英文于１９３０年出版，并在其成名作《社会行动的结构》中系统地论述了韦伯在广泛领域中对社会学做出的理论贡献，从此以后韦伯在英文世界声名鹊起并在国际学界闻名。五十年代以后韦伯的著作大量被译成英文出版，研究、诠释韦伯的二手著述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六十年代联邦德国兴起的“韦伯复兴”运动，其起因是二战后以美国为楷模发展起来的德国经验主义社会学，与战后陆续从美国返回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所倡导的批判理论发生了严重抵牾，从而导致了一场长达十年之久关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争论。由于参加论战的两派领军人物都是当今学界泰斗，加之其中的几个主要论题——社会科学的逻辑问题（卡尔•波普尔与阿多诺对垒）、社会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帕森思对马尔库塞）、晚期资本主义问题（达伦道夫和硕依西对阿多诺）——直接或间接都源于对韦伯思想的理解，对这些重大问题展开深入的研讨和辩论，其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了社会学一门学科的范围，对当代整个社会科学界都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作为欧洲文明之子，韦伯是一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同时其中也充满了许多歧义和矛盾，许多相互抵牾着的观点都可在他那里找到根源，因而时常引起不同诠释者的争论。历来对韦伯思想的理解大致可分为两派，即文化论和制度论。前者主张思想、观念、精神因素对人的行动具有决定作用，故而韦伯冠名为“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这一卷帙浩繁的系列宗教研究（包括基督新教、儒教、印度教、犹太教等）是其著作主线；后者则强调制约人的行动背后的制度原因才是决定的因素，为此它视《经济与社会》这部鸿篇巨制为其主要著作。这种把一个完整的韦伯解析为两个相互对立部分的看法，从韦伯思想脉络的局部上说似乎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据，但整体看来都有以偏概全的偏颇。须知，韦伯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观念论者或文化决定论者，更不是独断意义上的唯物论者，因为这里的宗教观念是通过经济的伦理对人的行动起作用，并非纯粹观念在作用于人；而制度因素既包含经济制度，也包合法律制度、政治制度，还包含宗教制度、文化制度，并非只是经济、物质、利益方面的制度。换言之，一般理解的观念与利益之间那种非此即彼、对决、排他性关系，在韦伯的方法论看来纯属社会科学的“理念型”，只有在理论思维的抽象中它们才会以纯粹的形式存在，在现实生活中它们从来就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彼此包容的、即所谓的“镶嵌”关系。应该运用韦伯研究社会的方法来研究韦伯本人的思想，放大开采，应该用这种方法看待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事物，惟有如此，才能持相互关系的立场，以“有容乃大”的胸怀解决现实中许多看似无解的死结问题。
（ 此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韦伯文集 序）2004年9月13日 |
| 作者: 爱尔兰神驴 发布日期: 2005-9-02 |
《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
之马克斯•韦伯和20世纪的政治学
作者：迈克尔•H.莱斯诺夫著
冯克利译
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只有从次要的意义上说，才能够指导行为，它能够提示在实现既定目的或意图方面，必须或有可能采用什么手段，以及采用这些手段有可能产生的另一些后果。不过也只限于如此：它不能规定这些手段的用途，更不能追求任何目的，因为这种规定必然依赖超出科学的价值判断。
判断（终极）价值的正确性，是个信仰问题。一切意义都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
韦伯区分出两种合理行为，即目的取向的（目的合理的，zweckrational）行为和价值取向的（价值合理的，wertrational）行为。他还提出了另一种二分法----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区分。
在纯粹是所谓目的合理的行为的情况下，它会表现为完全非道德的----根据定义，它既不相信价值，也不在乎其他个人在其中所起的任何作用。可以说这是一种病态的合理性，一种有心理疾病的\"合理性\"。而纯粹的所谓价值合理的行为，似乎也是一种病态行为，它完全无视行为后果，着了魔似地专注于一种价值，排斥所有其他价值----这是狂热者的合理性。
韦伯认为世界上的伟大宗教（以及世俗的形而上学体系）都是为解决普遍意义的问题所做的努力。
亚洲的（尤其是印度的）宗教分子，无法在这个世界发现意久，因此对它抱着鄙夷态度，以一种典型的方式在别处寻求救赎：通过沉思来世的神秘主义。最明显的例子是佛教，它采用了韦伯所谓\"拒绝现世\"的终极伦理，一种力求消灭一切欲望和自我的伦理。在西方宗教中也可以找到对现世的拒绝，然而它显然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即韦伯所说的\"禁欲主义。\"
韦伯认为，这种观念对行为的合理化（这在东方宗教中是不存在的）有着重要的潜在意义（其实，韦伯的\"目的合理性\"----Zweckrationalitat----也常被译作\"工具合理性\"）。......西方的禁欲主义能够采取一种\"内在世界\"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个人的救赎被理解为需要现世的行为（作为上帝的工具），否定现世所采取的形式不是逃避现世，而是主宰现世，是驯服\"俗人和恶人\"（\"存在于现世，但不属于现世\"）。个人通过现世的这种活动，找到了他的\"天职\"，从而也找到了他生命的意义。
研究韦伯的人都会知道，上面的最后一句话，包含着韦伯有关\"新教伦理\"对引起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作用的著名论断。韦伯所说的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把不停地从经济活动中获取理多的利润，绝不沉于安逸或自我放纵，视为一种天职（用韦伯的说法是\"赚钱的天职\"）。最初，对于许多人来说它是一种宗教职责----服从上帝的意志，但是，随着至少是近代资本主义本身的扩展所带来的一个后果，即西方世界变得日益世俗化，它的天职的性质也因为变得世俗化而衰弱了。虽然它从未消失，但作为生意人的动机，它成了第二位的和非必要的因素---现在对于他来说，利润最大化仅仅是现代经济的一个制度化的刺激因素。用另一种不同的但仍然是韦伯的话来描述这一变化，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已经变得价值合理性越来越少，目的合理性越来越多----它所体现的价值越来越少，更加接近于为了\"功利最大化\"而对手段的单纯计算。
市场经济并不对需求甚至贫困做出反应，而是只对\"有效需求\"做出反应。因为此，从平等的立场看（基于平等地满足需求的原则），资本主义尽管形式上高度合理，实质上却是不合理的。与此相反，面向需求满足的计划经济，从这个角度看，实质上更为合理。至少从它的目的来看是如此，而它的代价是大大差事少了形式合理性，因为它放弃了自由市场，从而也放弃了市场价格。它从而牺牲了经济效率的一个重要工具。
西方历史令人啼笑皆非的一件事是，假如韦伯是正确的，由天职观和禁欲主义所推动的发展，竟是以物欲至上的享乐主义大获全胜而达到顶峰。
功能正常的政治系统或状态，通常（用韦伯的话说，是普遍）意味着少数人统治许多人。......人们为何要接受建立在法制上的权威，但是，韦伯认为，这样做有着特别合理的根据，因为法律规范能够且很可能是建立在\"权宜或合理的价值，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基础上\"。
韦伯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同法制兼官僚制的 国家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原因是，在经济的政治环境中，后者提供了一个（潜在的）灵活性与可预见性的最优组合。为了利润（或无论什么事情）最大化而做合理的长远规划，需要一个稳定且可预见的环境，法律规则和官僚制度便提供了这一环境。建立于传统之上的政治也许更稳定，但是，由于统治者表现出很大程度的任意妄为，所以它经常缺乏可预见性，当然，这种政治也更缺少灵活性，从而更加难以适应资本主义的需要（超凡魅力型的政治一般既不可预测，也不对经济需要做出反应）。因此，法制兼官僚制的西方国家的起源，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罗马法的遗产中找到，但是它得到大大的强化，却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和压力，它反过来又帮助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韦伯说，法律有着形式上的合理性，是指它利用了（1）构成一个严密整体的普遍性法规，（2）找出犯罪证据的合理程序（与求助于经文、神裁或战斗结果相反）；法律有着实质上的合理性，则是指它受伦理规范或政治和功利考虑的影响。〔令人不解的是，他把对每个案件都按功过来裁决的\"卡迪\"司法，即只受伦理或政治标准的指导而不求助于形式化的法律规则，称为\"实质上是不合理的\"。他本来应当说，在这种法制体系中，形式合理性让位于实质合理性。〕在一个完全合的法制体系中，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是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法则和会反映伦理和政治等各项标准。因此，在法律中，与经济不同，\"实质合理性\"是一个纯粹的社会学范畴，它指的是法律规则的制定要服务于一定的目的或反映法律之外的规范----换言之，它即是目的合理的，又是价值合理的。
中国的情况有着特别的意义，它不但发展出了一个准官僚制的行政国家，而且发展出了一个在文化上受官僚阶层（士大夫）及其宗教或精神----即儒家学说----统治的文明。韦伯相信，和世界文明中其他伟 大的宗教不同，儒家学说有着世俗特点，它独特地专 注于这个（世俗的）世界并与它配合。因此，它不是一种救赎的宗教---它没有想到过有任何救赎的需要。它的社会作用是稳定的保守，这有利于在数千年里维持中国政治和文化的连续性。用韦伯的术语说，中国文明在某些方面是高度合理的，但是，它缺少增进合理性的强大动力。前现代的西方文明和宗教也是如此，这主要归因为罗马法的遗产。韦伯指出，宗教改革前的基督教教会，在很在程度上继承了罗马帝国的法律和罗马的国家结构，在各种救赎宗教中表现出一种特有的合理性，它发展出了官僚制的组织和合理的神法〔戒律----韦伯合它同伊斯兰教不系统的神法相对照，后者依靠的是由具有宗教资格的个人做出的特别裁决和\"（四个）相互竞争的正统学派辩论式的决疑法\"〕。但是，基督教欧洲和中国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而不是后者，包含着一种强大的禁欲主义伦理，能够沿着一个史无前例的合理化方向，进入和影响日常的世俗世界----进入它的经济，而不是它的政治。
一方面，他同意官僚制是最有效的管理形式，就此而言，它是现代世界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他又把它视为对某些人类最重要的价值 的威胁。受规则支配的、非人格的力量支配着人类，有着毁灭创造性和个人自由的危险。它把个人变成了一架用来贯彻别人的意志的机器上的齿轮，并且这架机器越是把个人变得\"非人化\"，消灭一切不可计算的、\"不合理的\"人类感情，它就运行得越好。它瓦解了个人的人格统一性，从而导致韦伯所说的\"灵魂分裂\"。或者说，假如不加以制约的话，它至少倾向于造成这些现象。......对官僚制的担心，是他毫不迟疑地反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主要根据，他预见到这种制度的后果（十分不同于前面提经济效率问题）就是国家的官僚制度和巨大的经济组织结合成一个统摄一切的超级官僚制度，它能够把社会中全部的个人自由和创造性消灭殆尽。
韦伯用\"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来指理解宇宙的愿望。韦伯说，\"理智把\'世界\'理解为一个意义问题。\"我们已经指出了这个动机在创立伟大的世界宗教方面的重要性。然而，宗教并不是它的唯一表现----形而上哲学是它的另一种更为理智的合理状态。在西方，整个理智文化，包括基督教这一主要宗教在内，一直从希腊继承下来的理性主义哲学思维传统的强大影响。韦伯指出，早期的基督教教会是在接受希腊教育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它在同希腊思想既对抗又受其影 响的过程中，感到不得不发展出一套有关宇宙问题的独特、\"全面\"而\"系统地合理化的理论教条。\"更为重要的也许正是这种受哲学影响的神学在欧洲的发展。这一思想传统最终导致了自然科学的诞生，可以说，古希腊的自由控索精神又在这里得到了复活，它挣脱了与它共存数世纪的基督教教样的束缚。
对世界的\"除魅\"（这对韦伯相当重要）的说明，经常强调现代科学的世界观清除了神秘主义因素。......我们不妨把神秘主义定义为为了人类的目的而操纵来世（可能是神的）力量的努力。......在目的是现世的情况下，神秘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相对无效的原始技术。合理的、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对它的克服，不会造成\"除魅\"的问题。然而神秘主义还有另外一种作用，它还是来世的救赎这一目的的手段——即韦伯所说的救赎技术。韦伯认为，禁欲主义的新教是一种特别敌视神秘主义救赎技术——它广泛存在于包括宗教改革前的基叔教在内的基他许多宗教之中——的宗教，它是他所谓\"伦理型宗教\"的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也许是最引人注目的）样板，它甚至是一种\"合理的伦理型宗教（不过伦理行为并不是一种救赎的技术，而是在那些建立在宿命学说上的宗教中人们得到神宠的状态的一种表现）。\"这是从现代世界观中消除神秘主义的另一个方面——但是，中要对宗教伦理有着坚定的信仰，它也不会带来除魅的危险。
从本质上说，休谟关于理性和合理知识的观点获得了胜利（但也造成了休谟未曾想到的后果）：合理的（人类）知识从原则上说只限于可观察的事实和逻辑推理。......韦伯经常说，今天，如果不\"牺牲理智\"，信仰上帝和一神论宗教便是不可能的〔广为人知的生动表述是\"决意相信不可信之事\"〕。
神学家斯瓦姆默丹相信，他在\"解剖跳蚤中看到了上帝存在的证明\"，这是一种典型的虔敬派观点，即认为\"在严密的科学中......人们能够用物理的方法把握上帝的作品，（能够）找到一些线索，了解他对这个世界的意图。\"而今天呢？除了那些确实可以在自然科学界中找到的老稚童外，还有谁会相信，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或化学的发现，能够给我们任何有关世界意义的事情呢？......假如自然科学以这种方式能够导致某种结果的话，它们也总是倾向于根底上窒息这样的信念，即相信存在着世界的\"意义\"这种东西。如果宇宙没有意义，是不是由此也使得人生没有意义？韦伯提到了托尔斯泰：\"科学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没有为我们的问题、对于我们唯一重要的问提供答案：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应当如何生活？\"韦伯认为托尔斯泰是正确的，科学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它是不在乎价值的）。然而，不能因此就说，科学是没有意义的，也不能说——韦伯认为——对于现代代人来说，（像托尔斯泰说的那样）既然死没有意义，生也没有意义。我们可以通过信仰并把生命寄托于我们作为个人能够相信的最高价值，从而赋予\"我们的生命以意义\"。很难说这种命令是否在理智或心理上有着一致性：我们被要求坚持我们的价值，同时又承认它们没有终极的合理根据——在一个无意义的宇宙里追求有意义的生命。
在一个除魅的宇宙里，不可能发现任何价值，只能对它们进行选择；个人必须选择它们，因为没有价值他无法行动，更遑论过有意义的生活了。
\"民族\"是个政治概念，民族是一个\"感情的共同体\"，相对于其他群体，它不仅表现得\"休戚与共\"，而且它寻求建立或维护\"一个它自己的国家\"。这种政治上的休戚与共有许多不同的基础——它通常（未必总是）要有共同的语言，但是仅此尚不充分，其他重要的前提性因素还有共同的宗教或\"牢记共同的政治命运\"（这就是阿尔萨斯人是法国人而不是德国人的原因）。种族的同质性也有一定的重要性，尽管它不像人们相信的那样重要。民族必显然是个文化现象。不过韦伯特别强调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的作用。\"民族\"这个概念，是认同于\"民族\"文化的知识阶层的一个建构，因此，它同韦伯所谓他们\"获取威望的兴趣\"相一致。......正如韦伯所言，民族主义——民族作为一种价值的观念——一般都是建立在关于民族特殊文化的\"优越性或至少是不可替代性\"的信念上。......不管是在一般情况下，还是在特殊条件下，韦伯都认为民族主义的合理性在于，处在世界强权政治的危险 之中，民族文化需要保护，而只有国家能够提供这种保护。用略有不同的话说，国家在世界强权政治中的作用，可以用它是民族文化的保护人来加以辩护。
韦伯认为，官僚阶层造就出一些可怜的政治领导人。官僚阶层由其性质所定，是些没有创造性、循规蹈矩、本质上非政治的组织，在执行政策上极为有效（因此也不可缺少），却极不适合制定民族的政治议程。但是，由于他们的专业技能，他们总是倾向于篡夺权力——这是一种必须予以打击的倾向。官僚制度（就像同样不可缺少的资本主义一样）必须为民族的政治目标服务，而不是决定政治目标。
韦伯虽然支持普选制，他却蔑视人民能够真正\"统治\"的思想。倒不如说，关键是要承认他们的利益和他们作为\"民族\"成员的尊严，提高\"公共舆论\"的影响力，以及团结和动员国民跟随国民的政治领袖。在韦伯看来，议会制民主既能带来民族团结，也能造就他所期望的政治领袖。在真正的议会制民主中，各党 领袖 为了权力以及因权力而来的责任而相互斗争——这种斗争正是培养无论在世界舞台，还是国内舞台上有能力的政治家所必需的。国际政治从本质上说是个斗争的领域，而党派斗争为此提供了出色的准备：韦伯说，党的政治家从事的是\"语言战斗\"。进一步说，这种战斗的获胜者是最有资格代表民族的政治家，因为他已赢得人民的支持。在这种制度中，\"政治阶层\"的功能不是提供一个统治集轩或政営，而是为在党派斗争中脱颖而出并由人民投票认可的\"民众\"领袖，提供一个招兵买马的场所和一批追随进。根据这种认识，民主政党的领袖掌握着韦伯所说的超凡魅力型权威——他获得支持是通过他的\"超凡魅力的品质\"。因此，可以说，议会民主把两种政治权威的类型，即法制型和超凡魅力型的优点结合在一起。超凡魅力型的领袖本身给历史注入生机勃勃的因素，现代官僚制度的时代比以往更需要这种因素。然而，它缺少牢固的制度结构，因而是不稳定的，难以做到长治久安。议会民主制则能够提供一个不断更新魅力领袖的机制。
在韦伯看来，政治中的罪恶是不可避免的，充其量只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它。这也正是政治的本质所在，这就是它在一个除魅的世界中的位置。在《以政治为业》这篇著名演说中，韦伯提到了这个世界\"伦理上的不合理性\"——一种以最醒目的形式表现在政治领域中的现象。我们知道，韦伯相信在一个已经除魅的、失去客观价值的世界上，人人都必须选择自己据以行动和生活的价值——这样，也只有这样，他才能够赋予自己的生命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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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爱尔兰神驴 发布日期: 2005-11-16 |
马克斯·韦伯是如何成为经典作家的？
方在庆
2000年6月14日是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逝世80周
年纪念日。德国国内将会举行许多纪念活动，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纪念
活动更是数不胜数。当韦伯的遗体在1920年6月17日被安葬在慕尼黑东
郊墓地时，只有为数不多的亲友、学生和同事参加了其简短的葬礼。
这当中没有人会想到，80年后的今天，韦伯会享有如此高的世界性的
声誉。韦伯与马克思、爱因斯坦一起并称为对世界历史产生巨大影响
的三个德国人，是德国理所当然的骄傲。
今天，没有一个学习社会科学的人不知道韦伯，没有任何一本社
会科学的教科书或词典没有关于韦伯的论述和字条。在德国，很少有
城市没有以韦伯命名的街道或广场。但人们不应该忘记，这一切的变
化都是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也就是说，在韦伯死后40多年的时
间内，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其它领域，他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
注。有一个事实或许可为韦伯声誉的巨大变化提供一个有趣的注脚。
慕尼黑市有一个“马克斯·韦伯广场”，人们以为这理所当然是为了
纪念这位社会学家的。但事实上，这个广场最初是为了纪念一位也叫
马克斯·韦伯的慕尼黑市议员的。他死在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之后。
目前在慕尼黑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贝克（UlrichBeck）教授建议将这
个广场只以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名字命名。在参考了贝克等人的
建议后，慕尼黑市政府终于做出决定，“马克斯·韦伯广场”是为了
同时纪念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市议员马克斯·韦伯而命名的。
一
毋庸置疑，韦伯生前并不是完全默默无闻。但人们对他的认识，
却远非今天这样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我们今天把韦伯当成社会学
的三大“奠基人”之一（另外两位为迪尔凯姆〖EilDurkheim〗、齐美
尔〖GorgSimmel，又译席美尔，或西梅尔〗），这一点现在已得到了
公认。韦伯生前的命运远比大家想像得要“悲惨”。1919年，在韦伯
认为自己是一位社会学家时，得到了慕尼黑大学的受聘通知。他非常
希望自己被慕尼黑大学任命为“社会学”教授，但恰恰是这一愿望没
有得到满足。与他希望的正好相反，慕尼黑大学甚至在任命书中做出
明确规定，韦伯在大学不得讲授社会学的课程。心中甚感不快的韦伯，
也没有办法，只能接受事实（讲课的名称其实并不重要，他在课上讲
的内容还是与社会学密切相关的）。
在二战结束前，美国一位社会学家曾做过一项调查，在提问对美
国社会学产生深远影响的前三位社会学家时，没有人提到韦伯。（调
查结果是：斯宾塞、齐美尔和迪尔凯姆。）
韦伯逝世前一年（1919年），他应慕尼黑大学学生会的邀请发表
了两次演讲，后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作为职业的学术》和《作为职业
的政治》两本小册子。加上1905年发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差不多是韦伯生前还为人们略有所知的仅有文献。韦伯生前所能有的
声誉，与其说是来自学术界，不如说是来自外界。要是韦伯生活在现
在，他就有点像那样经常在媒体前（电视、广播）发表对时事看法的
学者。韦伯深深地参与了当时德国的社会政治，常常就一些社会问题
发表看法。他在生前的知名度多半与此类活动相关。另外一点，就是
所谓的“海德堡的神秘传奇”的光环效应对韦伯的影响。韦伯的海德
堡时期，也是海德堡在学术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参加和主持各种
学术沙龙，在当时海德堡的知识分子中非常流行。
韦伯死后，遗孀玛丽安娜为了扩大其夫在学术上的影响，相继编
辑出版了《政治论文集》（1921）、《学术理论论文集》（1922）、
《社会史与经济史论文集》（1924）、《社会学和社会政策论文集》
（1924），其中最重要的应是被称为韦伯杰作的《经济与社会》（
1922）的出版。这本书在出版初期产生的反响非常有限。在二次世界
大战前，谈到社会学，德国学者津津乐道的是维尔纳·桑巴特（
WernerSombert）和齐美尔，甚至年轻的舒尔茨（AlfredSchueltz）也
享有比韦伯高得多的荣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韦伯的影响远非
如此低。但从1922至1947年，《经济与社会》一书总共只出售了不到
2000本，这一事实使得一些过高估计韦伯影响的做法大大打了折扣。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教师，韦伯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也是非常有限
的。一方面，由于早逝，韦伯本身的教龄不长。在他指导过的非常有
限的几位博士生中，竟无人获得教授资格。这些人中也没有人在学术
上显示出任何影响。另一方面，他也没有正式的学术上的继承人，其
教席在他逝世后也不复存在。由他自己创建的所谓“韦伯学派”根本
就不存在。
二
二次大战结束后不久，德国大学的重建工作就开始了。社会学也
得以重新讲授，但很少有人在课堂上讲授德国社会学家的学说。不用
提韦伯，就是几位当时比他有影响的人，如滕尼斯（
FerdinandToennies）、桑巴特、齐美尔的学说也没有人感兴趣。大学
里热衷讲授的是刚从美国传过来的“时髦的”“结构功能主义”。
1950年至1965年间，德国社会学界被“结构功能学派”统治着。当时，
不少学习社会学的学生，自费到美国去留学，然后再回到德国讲授美
国的社会学。这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情形恰恰相反。
在联邦德国随后发生的所谓“经济奇迹”期间，更少有人去关心
韦伯的著作。
1964年在海德堡召开的国际社会学大会，使得韦伯在德国被接受
的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来自世界各国的一些著名社会学家，如哈
佛的帕森斯（TalcottParsons），巴黎的阿隆（RaymondAron）、伯克
利的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等人一致认为，韦伯的地位应仅次于
马克思、迪尔凯姆之后，是社会学理所当然的“经典作家”。这一态
度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德国学者的震惊和反省。德国的政治家在二战后
以紧跟美国政策为标志，学者也不例外。正如《圣经》新约中所说，
先知者在家乡是不受欢迎的。但这指的是生前，死后就不一定了。不
管人们现在对帕森斯的学问如何评价，有一点是不能否定的。正是通
过他的介绍，使得韦伯被英语世界的读者广泛了解，并引发了世界范
围的韦伯研究热。帕森斯翻译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这本也许是韦伯的广为人们阅读的著作。也许帕森斯的翻译有许多有
待改进之处，也许通过他的所谓“结构功能”学说，把韦伯“帕森斯
化”了。但没有帕森斯的工作，韦伯就不可能被德国学者们“重新发
现”。这一点常常被一些目前在做所谓“去帕森斯化”的德国学者所
否认。事实上，正是韦伯的“出口转内销”，使得他在德国学术界被
重新发现并受到重视。
当然，在这个“重新发现和重视”韦伯的过程中，并非所有的人
都受到帕森斯的影响。对于一些本来就视韦伯为天才的人来说，不过
是利用了这个机会。比如韦伯遗孀玛丽安娜的工作。尽管人们普遍认
为她的做法不是很可取，但对于传播韦伯学说却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目前德国学界虽然对她的工作从学术上评价不高，但对其人评价却
不低。她应该是德国第一个妇女运动的组织者）。哲学家雅斯培尔斯
（KarlJaspers）也加入了赞扬韦伯的行列。雅氏的《马克斯·韦伯》
一书最早对韦伯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认为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学者。
雅氏在晚年还坚持自己的这种看法。
有学者认为，正是这些人把韦伯神圣化、英雄化了，同时也给韦
伯定了型。韦伯被赋予“精神贵族”、“天才”、“巨人”等称号。
这就使得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持一种批判的、公允的态度来评价韦伯
变得几乎不可能，也对韦伯在德国的接受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有害影响。
当然，人们也不能过高估计这种影响，因为这些“歌德派”中很少有
专业的社会学家。
情绪化的过份赞扬的做法，在年轻学者中并没有得到反应。正是
在1964年的那次著名的海德堡社会学大会上，来自科隆的年轻历史学
家默姆森（WolfgangJ．Mommsen）提交了一篇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
过的论文。文中他把韦伯的“平民式的领袖民主”与国家社会主义的
元首国家的兴起联系起来。当时海德堡大学年轻的哲学副教授哈贝马
斯（JuergenHabermas）挺身支持了默姆森。他指出，在德国当时一直
还在寻找各种托辞为自己的失败辩护时，不再忘记韦伯的“皇帝式的
领袖民主”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这一事实。韦伯在
慕尼黑时期的学生，当时已满头白发的列文斯坦（KarlLoewenstein）
为他一直尊敬的老师进行了辩护。他认为有一些年轻人的做法是“不
尊重历史”，是学术上的“不诚实”。这场争论对在德国公正地评价
韦伯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无论如何，在海德堡大会之后，一个“经典作家”韦伯的形象已
经形成。但这个形象是“模糊”的，带有很大的选择性。由于韦伯的
论著涉及法律、历史、哲学、社会学、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
多领域，韦伯被不同领域的人同时奉为“经典作家”。从每年各国出
版的堆积如山的论及韦伯的论文和著作来看，他的“经典地位”无疑
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但从社会学本身发展的角度来看，却遇到很大
挑战。德国目前研究韦伯的权威之一，汉堡大学教授克斯乐（
DirkKaesler）的看法被认为代表了一部分学者在韦伯研究过程中的
“公允做法”。（克斯乐本人研究韦伯经年，最初也在慕尼黑大学社
会学系执教过，他的一本《韦伯》评传，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
首先，克斯乐认为目前这种持续不断、日益增加地对韦伯著作的
讨论，以及把韦伯与各种问题论域联系起来的做法，并不是真正的韦
伯“复兴”。韦伯在二战之前的真正影响，与二战后的不断“神圣化”
不可同日而语。他在生前从未成为他所处时代的社会学讨论的中心。
这种变化从理论上讲过于突然。
其次，从严格学术意义上讲，韦伯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社会学理
论。他的论著中充满了随意的假定、猜测和一些不严格的推论。他的
论著的非系统化，相互矛盾以及或疏或密，或浅或深的不同程度的论
述，使得他的著作犹如一个巨大的“采石场”，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或
目的来或加以开采、或加以保护。有人感到惊奇，有人感到不可理喻。
在克斯乐等人看来，韦伯并没有发现任何在他以前不曾出现的问
题领域。从方法论上讲，韦伯的贡献更小。无论是“理解”（
Verstehen）方法，还是“理想类型”（Idealtype）都不是从韦伯开
始的。韦伯用“理解”方法来研究社会学，是受到了齐美尔的影响
（关于这一点另文再述），他自己也很坦然地承认这一点，并且认为
齐美尔的《历史哲学的问题》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当然，也有人
认为，韦伯的学法律的背景影响了他在方法论方面的贡献。
尽管这些意见是韦伯研究权威讲出来的，也并没有得到完全肯定。
韦伯或许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概念和理论，但他的巨大的综合能力却是
不容否定的。历史上鲜有完全独创的天才。任何天才都是在他人的基
础向前迈进的。因此，综合性的创造是不容忽视的。
倒是一些有关韦伯情感生活的探讨争取较少。这些探讨以前是
“禁区”，现在通过一些学者的研究，它们反倒得以让人窥视这位伟
人复杂的内心世界。他与弟弟阿尔弗里德（AlfredWeber，也是一位有
影响的社会学家，1958年去世，享年90岁）之间的在学术和情感上的
微妙关系，与弟媳爱尔莎（ElseJeffe－Lichtenhofen，1973年才去世，
享年99岁）之间的“柏拉图式”的爱情，他本人对弗洛伊德的学说的
看法，都是近年来探讨的主题。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这一点没有任
何怀疑，但是不是一个沙文主义者，就有不同的看法。历史没有尊重
韦伯的深深忧虑。韦伯当年担心在东普鲁士的过份外国化（波兰化），
在今天的德国可以说是到处可见。韦伯是一个深深打上威廉时代特征
的人，他并不是一位像哥德等人那样以“世界公民”自居、自傲，行
事和思考的人。他始终是一个德国人，一个对德国的命运深深担忧并
试图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影响实际历史进程的思想家，是一位充满了激
情和好斗精神的人。
《韦伯全集》（MaxWeberGesamtausgabe，简称MWG）的出版是韦
伯在德国和世界范围内的接受史上的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1974年成
立了出版历史批判版《韦伯全集》的委员会。由杜塞尔多夫大学的历
史学家默姆森教授、海德堡大学的社会学家施路赫特教授（
WolfgangSchluchter）和勒普修斯教授（M．RainerLepsius）、康斯
坦施大学的社会学家拜厄教授（HorstBaier）以及独立学者文克尔曼
博士（JohannesWinckelmann，1985年已去世）等人组成。其中，施路
赫特教授可能最为国人所知，他对韦伯的解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韦伯全集》由于受到德国研究协会（DFG）巨大的财政支持，巴
伐利亚科学院、莱默斯基金会（Werner－Reimers－Stiftung）以及
MohrSiebeck出版社的大力协助，正在缓慢地进行着。全集分三大部分：
一、著作和演讲；二、书信；三、课堂讲义。第一部分计划出版23卷。
目前已经出版了第2、3、4、5（上、下）、8、10、11、15、16、17、
19、20、22共13卷，同时出版了光盘版。第二部分计划出版10卷，已
出版第5、6、7（上、下）共三卷。第三部分至今还未见动静。何时完
全出齐，还不是很清楚。据德国学者自己估计，还要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专业版印刷精美、价格昂贵，如第二大部分第五卷：《1906－
1908年的通信集》，需448马克，约1800元人民币。同时也出版学生版，
价值适中。这是一个十分浩大的工程，而且不惜任何代价和成本。不
能说这个版本就是最终的“权威版”，但其对未来韦伯研究产生的影
响将是巨大的。
可以预测的是，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对韦伯的研究将会持续
热下去，但程度会很不相同。批评的或公允的研究会越来越多，但人
们也不可能阻止对韦伯的进一步“神圣化”。从韦伯在自己故乡的接
受史来看，学术的变化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学术不可能脱离政治和
经济环境而单独存在。正是在有关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方面，人们普遍
地误解了韦伯。韦伯的“价值中立”（Wertfreiheit）的学说，很长
一段时间以来成了人们远离政治的一个最好的借口。这又涉及到了另
外一个问题：在事实和价值之间是否存在着严格的区分？韦伯是明确
反对这种区分的。但这似乎与他的一些实际做法相悖（另文再述）。
韦伯是一个矛盾的人。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可能正好相反，一个
“经典作家”必然是一个集各种矛盾于一身的人。而正是这种矛盾让
“经典作家”成为我们研究过程中不可逾越的对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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