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关心和照顾操劳了一生的老人？
关键词：
老人
谁来关心和照顾操劳了一生的老人？在城市，养老保障制度逐步健全， 为老人们撑起了一个保障伞。而在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群中，人们 养老如今是靠儿女家庭？土地收益？还是在敬老院安度晚年？
上篇：空巢户转转户，老来度日难
１、王克勤，重庆江津市西湖镇水庙村人，今年７０多岁。膝下有６个 儿女。儿孙满堂的她，如今却只能与老伴相依为命。为了生计，这位七旬老 妪不得不自己背着几十斤的农产品，走上很远的山路，到场镇上卖几个钱。 笔者见到她的那天，王大妈很是无奈地说：“娃儿都出去了，有时寄点钱回 来，但平时就别想指望他们。前几天到场镇上卖东西，累得我双腿发抖，第 二天在床上睡了一整天。”靠不上儿女，生活艰难，又干不了多少农活，老 两口经常到别人的地里捡茶叶、稻谷。
４个直辖市中，来自农村人口最 多的重庆市的调查也显示：１０多年前，农村家庭中，主干家庭，即“三代 户”以上的家庭占７４％。前年，又进行了同样的调查，情况发生了变化。 被调查的７９个村１４３３２名老年人（不包括无子女的五保户），大多和 子女分开过，独居的老人家庭，已高达５６·７２％。中国社科院“农村社 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课题组的研究发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上海、广 东等地独自生活的农村老人，就已接近１／５。中国老龄委不久前在全国进 行的调查证实：“空巢”家庭的比例高达５２％，而且正呈增长趋势。
无论是来自专家的分析调研，还是笔者所见所闻，都在昭示一个问题： “养儿防老”、三代同堂，这些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美好希冀和许多人渴 望的理想家庭模式，正与现实发生碰撞，遭遇了农村青壮年人口城市化、农 村家庭小型化的挑战，农村家庭的养老功能因此出现弱化趋势。
２、家住郑州市中原区沟祥营村的郭宝财老汉，膝下３个孩子，女儿远 嫁青海，长子和次子住本村。老人家原有３间平房。几年前分家时，在村里 的协调下，老人将宅基地平分给了两个儿子，并订下口头协议：两个儿子家 中必须留有父母的住房，以一年为期，轮流赡养父母。
后来老人与老二两口的关系搞得很紧张，只好住到老大家。老大索要５ ０００元房钱，否则不让住。去年春节前，老大突然退钱撵人，喝令父母搬 回老二家。春节那几天下着雪，老两口离开大儿子家，又进不了二儿子家， 只好在附近找了间四面透风的空房子住下，冻得睡不着觉。
老人曾经住过的老房子，如今已是残垣断壁。紧挨着老屋的那座漂亮的 两层楼房，就是大儿子家。老人告诉笔者：这些年靠自己种的一亩薄地自食 其力，没想过要依赖谁。想不到老了，却被儿子撵得无处安身。
说话间，郭老汉的长子和儿媳叉着腰走来，“说好了兄弟俩一家一年的 ，凭啥要在俺家住这么久！”儿媳理直气壮地说。笔者问她：“你不是老人 的儿媳妇吗？”大儿子却反问道：“他就一个儿子吗？”老大媳妇还扳着手 指强调不管父母的“理由”：一、他们没有丧失劳动能力，管他到６４还是 ７４！二、他儿子是农民，没有固定收入，俺去哪拿钱养他们！
像郭老汉这样没有固定住所，轮流到儿女家居住、吃饭的老人，各地农 村都有。重庆人把这叫做“转转户”。
面对“空巢”家庭的增多和“转转饭”难吃的苦涩，河南省祥营村村支 书郭庭义的一番话，道出了许多人的担忧和关注：“像郭老汉这样遭遇的不 多，但多数农村老年人的日子过得不舒心。农民也有干不动活儿的那天，到 时怎么办？再说，现在农村一家也只生一两个孩子。将来让小两口养４个老 人，负担得起吗？咱农民养老，除了靠孩子，是不是还应该有别的好办法？ ”
家庭养老难依靠，农村社会福利机构能否解决难题？
３、走进河南长葛市后镇河敬老院，两亩大的桃园枝繁叶茂，粉红的鲜 桃挂满枝头。敬老院有７０多间房屋，“五保”老人的房间冬有暖气，夏有 空调，还装了有线电视。敬老院有浴池、卫生室、健身器材，还订有许多报 刊。十几个老人正在开着空调的娱乐活动室里，三个一伙五个一群，或打麻 将，或下象棋，还有几个正在看电视。“多亏政府！要不，这大热天，俺这 无儿无女的老头老太太能坐在这里享清闲？”今年７９岁的李正泰老人对笔 者唠叨着。
并非所有的“五保”老人都能够这样。重庆江津夹滩镇幸福院院长告诉 笔者：我们只能维持院里３０名“五保”老人的最低生活标准，一旦生病， 花几百元看病能承受，花几千元就不可能了。江津是重庆的近郊区县，农村 有１５万老年人，占农村总人口的１０·６％。其中能进养老院和享受社会 救济的不足１％。
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到１９９９年，全国农村老年性福利机构拥有 的床位不足９０万张，收进了大约６４万多老人，散居在农村的五保户老人 还有３００多万。
在农村，还有成千上万不是五保户却生活十分艰难的贫困者和家庭，如 甘肃，一个省就有近１０万特困老人。让他们依靠家庭和自己的力量养老， 几乎不可能。
下篇：在希望的田野上
在上海、广东、山东、四川，甚至经济并不发达的云南等地，面对农民 养老出现的种种困惑，地方政府未雨绸缪，一直在进行着各种探索和实践。
１、建立健全现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上海６５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市人口总数的比例，居全国之首。为应对“ 白发浪潮”的冲击，上海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就开始进行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制度的试点。１９９６年颁布的《上海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将 农民养老纳入了法制化管理。按照这个法规，农村人缴养老保险费的比例（ 包括乡镇企业和农、副业从业人员），按本乡上年度劳动力月均收入基数的 ５％核计。单位按计税工资总额１５％的比例缴纳。保险机构为每个劳动者 设立了个人养老保险账户。每年，管理部门给农民个人提供结帐单。到２０ ００年，上海已积累农民养老保障金２５亿元。
在重庆市，也有４５万农民加入了类似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２、广东的一些发达市县，出现一种以农村股分合作制企业分红作为农 民养老费基本来源的新模式。
佛山市石湾区张槎镇劳动所郭超雄所长接受笔者采访时介绍说，这种“ 股份养老”的初始资本金，主要源于村里转让土地所得的收入。股份通常被 分为集体股、个人股和现金股三种类型。集体股一般占乡村集体经济各项收 益的６０％，是企业继续发展的物质保证，其余收益用于社会福利事业。个 人股股份数随村民年龄的增加而增多。比如１—１５岁享受１股，１６—３ ５岁享受２股，３６岁以上享受３股。通常老年人能拥有较多的股份，因此 年底老年人的分红也相应较高。张槎镇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出现这种 “股份分红”提供养老金的做法。郭所长认为，这是当地农民养老的基本经 济来源。加上各村发给６０岁以上老年人的养老金，还有村民住院可报销５ ０％—８０％的医药费和老年人看病补助费，三管齐下，农民养老就有了基 本保障。
以股份作为养老的主要筹资方式，使农村养老的资金来源由家庭转向老 年人自己和社区，老人居家养老不再成为家庭负担，受到了当地农民的普遍 欢迎。
３、立法保障老人权益。
浙江省今年颁布保障老年人权益《实施办法》，第一次把赡养人配偶， 即女婿和媳妇应负担赡养老的责任写进了地方法规。保证老年人基本生活水 平与赡养者家庭成员平均水平相当，老年人依法享有的房屋所有权和居住权 等，也在其中有明确规定。
四川省社科院的专家介绍说，为用法律规范约束子女的供养行为，在成 都市金牛区洞子口乡，全乡１８岁以上的子女都必须签订《家庭赡养协议》 和《敬老保证书》。自贡市贡井区荣边乡还对这些协议进行公证。办过公证 的家庭，很少发生赡养纠纷，极少数发生纠纷的，也能依据协议及时调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