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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创作的回忆与胡适交往的新书《我与胡适先生》日前由漓江出版社出版。昨天，谈起写作这部新书的初衷，周汝昌说写作《我与胡适先生》是为了怀念将其领上红学之路的恩师胡适先生。这位今年88岁的长者，尽管在红学研究领域著述颇丰，但他却不愿被人称为红学家，究其原因是害怕红学遮蔽了他在其他领域的造诣。
谈新作 追念胡适知遇之恩 新书《我与胡适先生》记述了周汝昌与胡适先生的交往。包括两人书信往来、平生一见，以及此后两人在红学研究过程中的分歧、争论等。书中除了回忆与胡适的交往外，周汝昌还回顾了陶心如、顾随、张伯驹、文怀沙等老先生的才情逸致和学者风范，并配以大量图片、影印书信等珍贵资料试图还原那段逝去的历史。 谈起写作这本书的初衷，周汝昌说，多年来他一直想写一部他与胡适交往的书，“只是当年他还健在时出于局势考虑不便写；等他去世后我又忙于研究无暇写；现在终于有时间坐下来好好写了。”周汝昌说，写作的缘起基于多个事实，其中一个绕不过去的因素是，他认为自己今天在红学研究领域中取得的成就与胡适当年的引导与鼓励是分不开的。“此外，在‘批胡’前后的日子里，我与先生曾多次通信，本来只是学术上的讨论切磋，却被人误猜说我写给先生的信中有不可告人的东西。现在时过境迁，我有必要将仅存的写给先生的六封信展示给大家。” 谈创作 头脑清醒文思泉涌 今年88岁的周汝昌早已双耳失聪，左眼失明，右眼的视力也仅存0.01。即便如此，他仍笔耕不辍，著述颇丰。特别是自前年以来，周汝昌出书不断，仅去年就出版了七本书，今年也已出版了《周汝昌梦解红楼》《定是红楼梦里人》《和贾宝玉对话》等六本书。对于如此频繁出版的事实，有人赞誉周老创作精力旺盛，也有人怀疑周汝昌耳已聋眼既瞎，即便思维尚未混乱，但听不到看不见，何以写字、查资料。由此他们断定周老背后肯定有人捉刀代而为之。 对此怀疑周汝昌并不生气，反而哈哈一乐风趣地说：“看来他们是把我当废人看了，我是耳聋眼瞎了，可这并不能说我就成了老废物。”周汝昌说着让小女儿伦苓将他的写作手稿展示出来。只见一张张稿纸上稀疏地爬着一行行歪歪扭扭的字。为了证实自己还能写字，周汝昌拿起笔来，一张苍老的脸几乎贴到纸上，一笔一画艰难地书写起来。 周汝昌说：“虽然我的耳目不幸都坏了，但幸运的是还留有一个能管事的大脑，每天一睁眼文思泉涌，想把自己思考的东西写下来。我先把稿件写到纸上，然后让她们将输入电脑中，完稿后再反复念给我听，不妥之处及时修改。” 谈名衔 不愿被称为红学家 周汝昌研究红学已有60个年头了，凭借早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石头记会真》等多部著作以及发表的独到观点，奠定了在业界的地位。但这位被尊为红学泰斗的老人，无论如何不接受红学家的称呼。 周汝昌解释说，他的研究本行是语言研究、诗词理论及中外文翻译工作，研究红学纯属个人爱好，“期间我也有几次试图想从中退出来，但想摆脱是徒劳的，特别是搞研究，常常是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又放在你眼前，加上《红楼梦》本身无穷的魅力更是让研究她的人欲罢不能。” 周汝昌认为，比起红学研究，他在语言研究、诗词理论、中外文翻译等方面造诣更深。然而，由于多年研究红学，使得现在一提起“周汝昌”这名字，人们立即将他与红学联系在一起，“一旦承认我是红学家，那么其势必遮蔽了我在其他领域的成就，削夺了我在诸如语言学、翻译、诗词理论等方面的发言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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