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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倡导博爱主义的人，是否只是理论上的一种追求？不过我们看墨子的生活态度便知其之真情：“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篇）。意为墨子为了服务社会，象罪人一样剃光头发，不戴帽子，穿着拖鞋到处走动，过很朴素的生活，抱着和一般庶民一样的生活态度。墨子主张“兼爱”，反对儒家从宗法制度出发的亲疏尊卑之分；提出“非攻”，反对各国之间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要求“节葬”、“节用”，反对奢华的生活方式以及礼乐制度；提倡“尚同”、“尚贤”，反对任人唯亲的贵族世袭制。所以，有学者认为墨子的思想代表了“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不管如何，首先一点就是，我被他伟大的人格力量所感动，即使他的理论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出于针对儒家思想而另创一派，或许在本人潜意识中还会有些英雄主义式的反叛倾向，但墨子本人的确已做得让人心服口服，我这些无谓的猜测也不能丝毫改变对他的崇敬之情。 墨子是春秋末战国初的思想家，墨学的创始人。姓墨名翟，鲁国人，还有一说他为宋国人（宋国的目夷氏和墨同音）。墨子平民出身，是小工业者。他精通工巧和制作，可与当时的巧匠鲁班相比。他曾制成“木鸢”，据说三天三夜飞在天空没有掉下来。墨子还善于守城技术，这里要讲个关于“墨子破云梯”的故事。当时楚惠王重用了鲁班，建造云梯，想去攻宋国，引起一些人的反对，反对得最厉害的是墨子。他主张“非攻”，反对那种为了争城夺地而使百姓遭到灾难的混战。听说这事，便急忙亲自跑到楚国去，脚底都起泡出了血。到了那里，便与公输般模拟比试，对方采用一种方法攻城，墨子就用一种方法守城。最后在墨子的演示和劝说下，惠王放弃了攻打宋国。这样，一场血战就被阻止了。 墨子早年习儒学，“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训）他认为儒家重礼乐，主张厚葬，于民生不利，于是后来极力反对，最终舍掉了儒学，形成自己的墨家学派。墨子上说王公大人，下教匹夫徒步之士，几乎遍从人而说之。他广收生徒，形成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 根据近代诸家研究，墨子出生于孔子死后的西元前479年到469年的十年间，与他同时代的人，在政治上有开明君主的魏文侯，但墨子未曾走访过魏。他一直在以淮水流域，长江流域中游的南方文化圈内，在南方大国的楚和旧国的鲁，宋之间来往，而与中原文化中心稍有脱离。去楚国游说时，遭到楚惠王的臣下婉转拒绝说：“子之言则诚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及曰贱人之所为而不用乎。”意思就是，万上之上的国君，是不适合采用贱民可以实行的理论。这应该是想象得到的。比如墨家的“节用”思想，与当时的各诸侯王国的王公大人浪费奢侈的风气相抵触，这种主张必然不会被任何诸侯所采用。但从小生产者的立场来看，任何财富的创造与积累都是不容易的，所以必须节约爱护，墨子的这种主张代表了劳动阶级的思想。 墨家思想的形成，与墨子本身的贱民成份分不开，墨子平生未见其做过任何官职，他自称是“鄙人”，过着平民的生活。他的生平，旧史不详，司马迁的“史记”中没有给墨子立传。墨家思想，以“兼爱非攻”为根本，认为只有天下的人都兼爱，才能使国家安定。只有以”兼爱非攻“治政，才能使社会安定。他认为人类积下了种种罪恶，而至于不得已发动战争，皆起于不相爱。“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梁启超说：“墨学所标的纲领，虽有十条，其实只从一个根本观念出来，就是兼爱。” 墨子的思想共有十项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其中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基本点。由于小生产者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始终处于被剥削压迫地位，其思想代表的墨家亦从未占过上风。 孔子提倡仁，墨子也常以仁为出发点来思考问题，并且把仁的范围扩充到“兼相爱，交相利”。他认为天下学者都不懂得仁，他们只知道名词上的知识。为何呢？墨子说道：“仁人做事，须对天下有利的事，除去天下的祸害，现在那些君子知道偷盗别人的东西是要受处罚的，因为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就有不仁的罪过，是不义的。可现在到了最大的不义，攻打别人的国家，就不知道不对，反而称赞他，说是合理的，这怎么能说是懂得仁和不仁，义和不义的区别呢？”（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详见非攻篇第一）这种积极尖锐的非战论是很令人感慨的。 作为言行一致的孔子认为仁的德性并非全靠理论而是靠实际体验才能完成的。墨子很努力地去实践，他说：“仁人应该做的事，必须是对天下有利的事，除去天下的祸害。”那么祸害是由什么造成的呢？他说道：“社会恶的根源是因为大家采取了利己主义，我们要以泛爱主义来替代利己主义。”墨子继续辩驳：“要反对别人的意见，自己必须有取代的意见才行，如果没有，就好象以水来防水，以火来灭火，是不能成立的。”所以他要说明兼相爱为何能有利于天下，他说：“在泛爱主义的立场来看，为自己国家做事，或为别国做事是一样的，用自己国家的兵力去攻打别国的是毫无意义的。如此想法，国际的侵略战争和国内的战争就不会发生了。”，把仁的范围扩充到“兼相爱，交相利”。墨子的兼爱主义是要以他所说的泛爱来灭绝人类的对立斗争，要大家突破国境血统的差异，把人类爱的精神唤醒。有人辩驳利己主义的必然性，却被墨子回得哑口无言，这里墨子采用的是一种逻辑推理法，非常谨密高妙。（详见墨子耕柱篇） 若说儒家思想还能被道德伪善者加以利用，欺骗愚弄众人来实行统治。可墨子的这种博爱精神只是在理论上成立，而太难于实践中被“改造”地采用。人性的自私贪欲和残酷不太可能打破利己主义的范畴，除非是当物质生产力非常发达的那一天，就象有实施共产主义的条件，那么人类或许可能达到博爱这种最高精神层次。不过我于此没有信心。共产主义有一天会实现，但它也必将在一个阶段后被另种社会形式所替代，人类的历史不管倒退还是进步，总要处于变化间，所以社会形式以及生产方式同样会有改变的一天，不过是时间长短而已。墨子的思想代表了下层阶级，这些都有反于王公贵族的利益，必定难以被采用。儒墨两家的观点不同，我们应对他们的学说进行全面客观评价，它们都有各自的时代的优越性和缺点。另外，无论后世对诸子学说，特别是儒家的学说如何包装改造及利用，我们还是要崇敬创立者高尚的人格。 孔子虽想超越世袭制的贵族统治，广泛地招揽人才，但却未能贯彻这方法而只好与贵族妥协。鲁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篇）对于这个问题，墨子提出很尖锐的批评。他说：如果“尚贤”的标语，意思就是“尊敬贤者”，那便知识个平凡的道德教育的德目罢了。在战国初期，“尚贤”应解释为“将政治从无能够的贵族手中转移到有才能的平民手中”这样积极的政治标语，例如荛选用无名的舜为后嗣就是政策实施的榜样。墨子认为旧贵族政治的身份制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原因，必须根本的改革贵族世袭制度，并且不论出身如何，给予有才能的人相当的财富地位，这是他要推翻贵族的改革主义立场。墨子经常采取改革主义态度，比如他认为：“古代先圣之道是好的，就应该传述，而对于现在好的，也应创作。如此一来，则好的事物会越来越多。”（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详见耕柱第四十六）孔子述而不作，对过去的种种，并不从正面加以破坏，采取了加以发展解释的改良主义和复古主义。而墨子对于这个问题，却采取了改革主义道路，他不以常识来判断，而以理论来推演，这就是墨家和家的本质差异。 “墨子”一书的风格，语言质朴，善于运用具体事例来说理。墨家的思想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方面，它思想体系的特点，在哲学思想上有着严密的逻辑推理性，以及其辩学上的深奥。中国古代严格意义上的论说文，就是从“墨子”开始的。于此而言，它在中国散文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顺便扯开一下，在西方哲学史上，逻辑学方面公认的权威是亚里士多德，那么在形而上学方面有着主导地位的是柏拉图。那么，中国的墨子是为逻辑学方面的权威，老庄便把形而上的哲学推向了顶峰。墨子的思想表现形式，象他的辩论，就如近代思想家一样，是进行一步一步严密的理论思考。在他的谚语性质上，是喜欢简洁的表现而排斥理论的阐述。 墨子作为仁人，和平论者，自由主义者以及合理主义的一面外，还有宗教者的一面。他以为天是至上的神，并给予人至上的命令，认为要治乱世，必须根据绝对的神意而行，以法律的形式向人民发布并强化人民的统治，维持社会秩序，这种法治主义的政策，和魏国李克所制定的法典是并行的。但我认为这与自觉的泛爱是有些相离的，因为一旦以神的意志来行事，来维持一种秩序，这就会缺乏道德和情爱由内心而发的自觉性，也就是真实性。所以，毕竟人性是不善的，才需要外界法律或宗教的形式来对以加强约束。（注：我认为“不善”并不代表恶，自私贪欲并非就意味着“恶”，以后再来讨论。孟子的人性本善与告子荀子的人性本恶论点的对立很有意思。）信仰宗教的墨子自称是“钜子”。他统率弟子实行严格的团体训练，因而形成了中国最早而有力的宗教团体。今天我们用的“墨守”这一词，也就是由墨子弟子忠实遵守其师的主义而来的。 以飞跃的中国思想主流而言，墨家的学说是属于异端，如他对贵族和有识者支持的礼乐和文化精华抱批判的态度，而过着粗食布衣的庶民生活。墨家的反文化主义也和道家不同，道家虽反文化，但却是一方面使文化生活存在，一方面做个人消极的躲避，而墨家是正面向文化挑战和破坏，是比道家更积极的反文化主义，也可说是对中国传统思想所做的最尖锐的不妥协的批评。墨学之所以能与儒家纷争天下，也于墨学在逻辑辩论上的严密性和科学性有很重要的关系。在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的一个学派，并列"显学"。“韩非子·显学篇”里曾记道：世之显学，儒墨也。如今，虽然我们谈中国思想的时候，大多数以儒教和道教为主要潮流，但就战国时代来说，儒家思想和墨家是对立的两大阵营。而向战国初期墨子学派挑战，而引起中期以后儒墨对站的也就是孟子。孟子有一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就是用来反驳墨子同调者认为贤君在治理国家的同时也应与人民一起耕种的论点。孟子认为墨学太偏执，“吾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篇） 从秦统一六过以后到清朝初的一千多年的历史，是墨学最低潮的时期，特别是西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后，墨学基本上是处于停滞阶段，甚至为人遗忘而成为绝学，直到清朝中期以后，诸子学的勃兴才将墨学又遗忘的边缘救起，这是秦汉以后，墨学的命运和其根本精神不协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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