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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千年大国之道
——兼与杨帆讨论
王思睿
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曾经提供一种划分中国历史阶段的方案：“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统一，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频竞争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之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此时代今初萌芽，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为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别为一时代。实则近世史者，不过将来史之楔子而已。”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需要有不同的大国之道。在“中国之中国”，秦国崛起，并吞六国，靠的是法家学说。在“亚洲之中国”，汉唐明清，雄踞东亚，主要依靠的是儒家学说，辅之以三教合流。在“世界之中国”，中华民族复兴，成为新千年“最后的大国”，需要集传统与创新于一身、中西合璧的新学说、新治道。 世界历史进入现代化、全球化阶段后，已经涌现过英国、美国等全球性大国和一大批地区性大国。大国兴衰，是有规律可循的。但是，中国作为几千年历史一脉相承、人口世界第一的大国，又有其独特之处。中国新千年大国之道，既要总结吸取世界大国的一般经验，又要体现中国的特殊价值和符合中国的特殊需要。 大国有大国的优势，大国也有大国的难处。一方面要克服妄自菲薄的悲观心理，一方面也要防止狂妄自大、忘乎所以。老子云：“治大国如烹小鲜”。大国之道必须平衡方方面面的因素，充分展现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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