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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手”是监督的关键环节 无论换届前后，对一把手的监督都是监督中的最关键环节。“对‘一把手’的监督效果是最不好的”、“‘一把手’监督难……”，是所有被采访干部的共同心声。 甄杰说，“几乎啥事都是‘一把手’说了算”，对“一把手”的监督，现在来看效果是最不好的，也就很难在监督问题上取得突破，形成监督合力也就无从谈起。 “‘一把手’在本部门是难以监督的，因为平级没法监督，底下又不敢监督，所以才造成了这么多大案、要案、窝案。”干了几十年纪检工作的武绍国这样说。抚顺市新抚区纪委常委、监察局副局长崔志有也表示，在基层办个案子很难，阻力大，如果没有“一把手”同意，案子就难办成。 之所以对“一把手”监督难，主要是赋予“一把手”的权力过重，而责任追究制度又没有相应真正建立起来。记者在辽宁、北京、江苏等地采访，相关人士均表露了这样的观点。 沈阳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处长孟宪杰说，目前赋予“一把手”的权力过多，尤其表现在任用干部时，发挥班子的整体作用，难度大，做到民主集中制，也非常难。 辽宁、江苏的一些负责监督工作的人士还指出，目前在省里，提拔干部实行全委会票决制，避免了少数人说了算，在县区，实行常委会票决制，决策发扬民主，这的确是个进步，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咋“决”，而是干部的“初始提名权”在谁手里。 孟宪杰说，“一把手”才有“初始提名权”，但干部出事了，想追究责任却找不到人。他认为，在推荐干部人选上，应该搞署名推荐。甄杰也认为，最好的监督是公开，尤其是党务公开，应该稳妥推进，但目前这项工作推进的力度非常有限。 今年，辽宁一南一北有两个“市委（副）书记”落马，分别是原抚顺市委书记周银校和原葫芦岛市委副书记李春枝。记者注意到，二人均犯受贿罪，受贿的原因也基本相同，那就是利用手中分管人事任免的权力、尤其是“初始提名权”大肆敛财。因收受贿赂120多万元而于今年8月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4年的周银校，公诉机关指控的8笔受贿行为均被法院予以认定，其中的6笔源于干部的升迁、调转。周银校的通常做法是：拿到钱后，应行贿者想得到某个“位置”的要求，伺机找到市委组织部的常务副部长，说“某某人适合哪个位置，你们去考察一下”。碍于“一把手”的特权，周银校的这个“初始提名权”几经周折，最后经过“阳光操作”终于变成“某某局长”的产生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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