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备受关注的《竺可桢全集》正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从刚面世的前几卷看其编纂水平和印制质量,可断言:这是一部成功的全集,其必能成为一部传之久远的学术文化典籍。不过,编全集有一个似乎无论如何都不能避免的普遍缺陷,那就是收文不全,尤其是首编的时候。比如,20世纪最有影响的全集《鲁迅全集》,快有70年的历史了,但到近些年为止,还不时有零散的鲁迅佚文出现。所以,公道地讲,个别文献的失收,并不能影响对一部全集成功与否的判断。
《竺可桢全集》也不能例外。笔者因搜求丁文江文献的关系,前些年就意外地发现了一通竺可桢给丁文江的信。我除了将此信抄寄全集编纂者和家属外,现发表在这里,以让更多的关注竺老文献的人先睹为快。 这封佚信作于
在君先生钧鉴:
前承惠交经济委员会新疆建设计划书一册,谨遵审查其气象部分,觉规模过大,不易实现。兹为拟定初步计划及与本院合作办法,似较易于成就也。附呈意见书一纸,仪器单一份,祗希核定为感,原计划书并璧还。此颂
台祺
弟竺可桢顿首
二十四年四月十九日
按,丁文江(字在君)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而竺可桢则任该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全国经济委员会正式成立于1933年10月,该会成立后,积极推动西部建设以为抗战准备;这个所谓“新疆建设计划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笼的。计划书出台后,即交当时的最高科研机关——中央研究院审查(该院有协调全国科学研究方向的职责),丁文江便将其气象部分交竺可桢审查,竺氏审查后便函复丁文江:这个计划“不易实现”,并重拟计划。这封佚信也表明,在当时还是非常尊重科学家意见的,这与后来某些部门的践踏科学、羞辱专家、胡干蛮干的恶行简直判若天渊。
类似的佚信、佚文当还有不少,因此,热切希望编纂者能早些着手辑佚工作,以使该书更趋完备。 《竺可桢全集》的前几卷出版后,几位权威的业内人士如陈述彭、樊洪业、周振鹤、刘钝等纷纷撰文,均给以精到恰切的褒奖。不过,以上诸家的评论对竺老的整个学术、事业来说,不过是“冰山之一角”;随着《全集》后几卷的陆续问世,将会有更多的人发出惊叹:呀,原来竺可桢是这样一个大科学家!不独如此,为包括竺可桢在内的第一流科学家编全集,还是做成《20世纪中国科学史》的前提工作。只有把每一门科学(诸如地质学、气象学、建筑学、物理学、化学等等)的历史研究透了,把每一位有影响的科学家的贡献都研究透了,才能写出一部严整、完备、全面的《20世纪中国科学史》。当然,做好这一工作,更是民族学术文化积累、赓续、传承不可缺少的一步。 此外,为上个世纪的一些具有深远影响的学术、文化大家编全集,还有一种抢救的意义在里面,应该有紧迫感。上个世纪的中国,前半期是战乱不断,后30年则运动频仍,而每一次劫难来临,文化都是首当其冲。顾潮研究员曾告诉笔者,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全集的编纂方法,历来有两种:分类和编年,笔者倾向于后者。这主要因为:有好多学者的著作,往往是跨学科的,很难把它严格地归在某一类里;其次,将著作按时间编排,能增加历史感,便于把握作者的思想脉络。
还有一个问题不能不谈到,那就是出版问题。很多全集都是生僻的学术书,而学术书难出,需要给出版社补贴,似乎已成“规矩”;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不挣钱的书不出”这种行情给人的感受更是原胜从前。据说,这套《竺可桢全集》就是在北京碰壁几次后才在上海找到出路的。这里,没有丝毫苛责出版单位的意思: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取财各自有道。不过,倒是想提醒有责任感的出版商:书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出书除了能挣钱,还不应忘记自身应负的使命:弘扬学术、文化。有一个问题,一直很纳闷:怎么现在就没有一家像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那样的出版社:既能赚到大钱,又不出一本滥书;既是商业机构,又是文化重镇。我常常想,这个时代太需要一、二家商务印书馆(民国时期)这样的出版社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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