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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朝则是一个刚质健拔、充满阳刚之气的朝代。 明朝的大部分时期的大部分地区，基本上是比较和平的。明朝的首都，无论明初的南京，还是後来的北京，在王朝存在期间，都没有被异族占领过。那里的人民，当然也就不会被异族抢劫甚至野蛮屠杀了。这，自周至满清的三千多年间，统一王朝中只有秦朝、汉朝、隋朝、其首都才没有被异族占领过。而秦朝、隋朝寿命太短，无法与明朝相比。蒙古的元，其首都大都则被蒙古人眼中的“异族”汉族占领了。其他王朝，如周朝，晋朝，宋朝，甚至大唐，首都都被异族攻占过。大唐的首都长安还不止一次地被异族占领过。大唐为了夺回首都，竟然以准许异族在首都大肆抢掠财物强奸女子为条件换取异族的军事援助！ 明朝，从其建国起，就主动向北方游牧民族出击。不但消灭了逃往蒙古高原的蒙元残余势力（洪武二十一年，即公元1388年，明将蓝玉北征，除天保奴等数十骑逃匿外，余部全部被歼灭。而这些逃匿蒙古人，不久也被也速迭儿处死了），还让曾不可一世的游牧民俯首称臣。例如，永乐七年（1409年），瓦刺人三部族的头目马哈木、太平和秃孛罗分别被封为顺宁王、贤义王和安乐王。即使到了明朝後期的隆庆年间，也还有蒙古人主动俯首称臣。例如，曾不可一世的俺答汗，就主动成了大明王朝的顺义王，其手下也相应成了明朝各级“官吏”。这些，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恐怕做梦都不敢想的。 明朝，哪怕是兵临城下，哪怕是内忧外患已经到了快亡国的时刻，它仍拒绝和异族和谈，更不会像宋朝那样屈膝投降，签订屈辱的不平等条约。 就拿明朝後期，皇帝因几十年不上朝而被众多人当作明朝连满清都不如的万历年间来说吧。当拥有先进火器的日军侵略明朝的属国朝鲜时，明朝政府尽管自身有很严重的危机，如北虏仍在骚扰问题、东北女真势力日益扩大问题、国内民生和社会治安问题，但仍是毅然出兵，并且打败了日军，把日军从朝鲜赶回去了。而三百年後，同样是在朝鲜，对手同样是日本，且自身武器装备并不比日本差多少的情况下，满清却是一败涂地，很快就屈膝投降，割地赔款了。 明太祖没有“忘了北方未归化游牧民族的南侵的危害”。明太祖在位期间，明军不但经常主动出击漠北，其精兵也大都布置在北方边境一带。明成祖数度亲征漠北，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後的壮举。 二、明朝的政治制度非但不比宋代差多少（实际上，宋朝也是皇帝拥有较大权利的中央集权制），也比同时代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来得先进。 例如，各大臣也是通过比较公平严格的考试选拔出来。其选拔过程，比宋朝都来的严格。而且即便是一贫如洗的山民，只要能通过这一选拔考试，就可以成为管理国家的栋梁，甚至还可能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而且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即国家的各级栋梁不是世袭制，因此，哪怕自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级的国家支柱，若子孙通不过选拔考试，也只能当平民百姓了。 明朝政府和宋朝政府一样，也是脱离皇室而独立化了的，由以内阁首辅大臣（实质性的宰相）为首的大臣们运作的。也就是说国家权力是由皇帝和诸大臣们分担并相互牵制的。明朝也有专门监督皇帝的谏官。不但政府官员，民间也可以直接批判皇帝，直接指责皇帝的过错。若朝野的批评正确，皇帝即使心里不高兴，表面上也只能容忍。因此即使出现万历帝那样常年不上朝的皇帝以及昏庸之君，国家机器也能照样正常工作。 整个明朝年间，其中央政府中一直没有出现宋朝秦桧那样的内奸，不能不说与其政治体制有高于宋朝之处有关系。明朝所造就的思想家、文学家、戏剧家、医学家、自然科学家只会比宋朝多，不会比宋朝少。 思想家如刘基、王阳明、李贽（卓吾）、薛瑄、陈献章、胡居仁、罗钦顺、湛若水、王廷相、唐鹤征、王艮、罗洪先、何心隐、焦竑、刘宗周、孙奇逢、陈确、王畿、魏校、吕坤、方以智（方还是科学家）、朱之瑜、傅山、黄宗义、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李恭、戴震、李颙、吕留良等等；文学家如李开先、吴承恩、汤显祖、冯梦龙、凌蒙初、蒲松龄、龚升、孔尚任、吴敬梓；历史学、政论学、考证学者如张居正、顾宪成、陈子龙、高攀龙、孙奇逢、张溥、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此人虽生于满清初期，但家庭则是颇有民族气节的家庭，本人受的也是黄宗羲，万斯同等人的影响。其他人亦然）；自然科学者如朱载堉、李时珍、潘季驯、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傅山、方以智、王锡阐等；大建筑学家如计成等。 也正是明朝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中国人的思想变得异常活跃和具有前瞻性。批判精神、怀疑精神、经世致用的思想、实测实验实证思想以及积极的西学受容是明朝、特别是明末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思想等各分野的特征。 出现了一批反封建专制和具有近代民主自由平等主义色彩的思想家。如李贽的“人人皆可以为圣”，“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等反对孔孟儒学和封建礼教的主张；顾炎武的“众治”取代君主专制的“独治”；王夫之的“不以天下私一人”；唐甄的“凡为帝王者皆贼也”；黄宗羲的“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为人君者”“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 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的见解以及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有治法而後有治人”的主张。这些都是和近代欧洲的个人自由、人性解放、人人平等、民主与法制的思想是相通的。 宋代，似乎没有这样的思想吧？又何来明朝“在抛弃宋代弊端的同时，完全放弃了宋代文明发展的宝贵经验。......在西方文明开始大幅度进步的时候，明朝却从宋代的文明发展大大的退步了。”之说？ 众所周知，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使得靠手写制作的书籍能大量迅速地复制，因此到那为止与书籍无缘的一般人也能容易地购买阅读书籍。这对发源于英国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以及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明代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使用比宋代的胶泥活版更先进的铜铅活版印刷技术，书物得以大量出版的时代。因此若无明末的大动乱，若无野蛮异族入侵及其长久的令人窒息的统治，那些具有近代民主自由平等主义的思想就可以广为人知，逐渐被人民大众所接受，从而唤醒或者确立人们的近代民族主义意识，促使政治、经济、教育体制的改革和发生产业革命。那麽中国就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三、明朝拥有在质量上超过前代水平的、技艺先进的织染、制糖、造纸、制瓷、采铁、铸铜、造船、兵器制作，农业生产技术，以及待种手工艺和土木建筑。南京的龙江造船厂，北京的军器局、宝源局，遵化铁厂，苏州的织染局，饶州的御窑厂所设的工场都有细致的分工。洪武时，官办铁冶的定额每年已达一千八百四十七万余斤，钱币年铸最高量已达一亿九千九百八十四万余文。宣德时，饶州传造的瓷器一次达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其他绞罗纱绸、彩缎雕漆等消费品的制造更是不可胜数。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品经济也空前活跃。到中叶以後，呈现出类似于产业革命以前的欧洲的社会状况，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奠定了形成近代民主自由主义思想的经济基础。 早在明前期，就有了制造可以远洋到非洲的舰船的技术，而同期的欧洲只能造一些小型的木板船[Paul Kennedy著《大国の兴亡》上（译者铃木主税，株式会社草思社于 就拿郑和七度下西洋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来说吧。郑和率领庞大的海军舰队远洋非洲，是空前绝後的壮举。可若没有当时最先进的造船、引航、舰船编队技术，乃至海上长期生存的技术，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这样高度的技术，别说同时代的西方文明，就是“宋代的文明”也没能实现。 不但明代中前期，就是後期，仍比同时代的欧洲更发达。当来华的传教士把当时中国的发达情形写成报告发回欧洲时，给欧洲的知识分子以很大冲击。“前近代所有文明中，最先进的，拥有优位的就是中国。十五世纪的人口为1亿到1亿3000万人，与欧洲的五千万到5500万相比，压倒性的多数，拥有优秀的文化，实施了灌溉的肥沃耕地从十一世纪起就通过非常好的运河连接在一起，教育程度高的儒者役人运转着职员等级制度整备齐全的行政机构。其洗炼了的统一国家的样子，令来访的外国人羡慕不已。确实，中国文化蒙受过蒙古部族的激烈攻击，也被忽必烈汗侵略和统治过。但中国有着不是靠征服者来改变，而是去改变统治者一方的实绩。1368年明王朝建立，赶走蒙古，实现中国的再统一时，有很多从前的秩序和学问都温存下来了。受过尊重‘西欧’科学的教育的读者最惊奇的大概是中国文明中的技术水平之高吧。中国自古就有很大的图书馆。活版（movable type）印刷早在十一世纪就已经登场，不久大量书籍就被印刷出版了。受运河建设和人口增加的触发，产业和贸易都发展起来了。中国的都市，与同时代的中世欧洲的任何都市都大得多，交易路也延伸到很远。纸币很早就被利用，在商业发展和市场成长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明在十四世纪末打倒蒙古统治者时，就已经使用大炮了。”[Paul Kennedy著《大国の兴亡》上，28-29页] 其实，明朝不但在其中前期，就是到了晚期，也不比西方落後多少，明朝的发达经西方传教士之笔传至欧洲後还让欧洲的知识分子大受刺戟呢。 正如日本历史学家指出的：“十六世纪末以後，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会士们（基督教传教士）报告了很多中国的情况。他们看到的中国，与同时代的欧洲相比，是更发达的社会，这给了启蒙时期的知识人以很大的刺戟。对他们来说，中国的文物制度值得惊叹，甚至是理想性的。当然，其中也许含有因不充分的理解而产生的过大评价，但如果是以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来进行比较的话，中国为最发达国家之一这一事实，应该是不会错的。……这个时代出现的新要素之一，就是和欧洲恒常性的接触。这种接触，既有文化方面也有经济方面，但文化方面到清代就中断了。明末，学识丰富的耶稣会会士一来航，中国人就对他们带来的新学问和新技术予以相当的关注。不但出版了很多翻译书，还将其编入中国人的著作中。即使没有直接表现出来，但明末的所谓实学、很多技术性书籍的出现，可以认为是受洋书的影响。而且还有知识分子信教。特别是任命耶稣会会士为制历的钦天监（天文台）的长官一事很有名。可是到了清代康熙帝时，发生了所谓的典礼问题。……其结果，不但失去了以传教士为媒介的与洋学的接触，不可思议的是，对洋学的关心也没有持续。所以，此後的欧洲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直到清末为止都不为中国所知。……（到清末）对终于复活了的洋学（当时的中国称之为西学）的关心，因为只是出于要解决现实中满清所处的难局才出现的关心，虽很切实，但同时也有很强的功利性的一面，这和明末期对洋学的关心，性质上有着相当的不同。”[岩见宏+谷口规矩雄著《伝统中国の完成/新书东洋史４》 6-11页， 四、再说说明代的民间社会文化生活。 明代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比较自由，也比较丰富多彩，整个社会充满活力。例如，中国古代社会，极其重视礼制，有着严格的等级秩序，而衣饰冠巾则是表示一个人身份等级的符号，因此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不但庶民百姓和士大夫阶层之间，就是各级官员，不同行业的庶民百姓之间，也不能随便混用。但自明代中後期起，不但庶民百姓可以自由地穿戴士大夫阶层的衣冠，使用从前被严厉禁止的黄色，服饰花纹甚至还可以使用从前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为人君至尊象征的龙纹。从前贵妇人才能用的头饰，娼妓都能用了。 同时，民间还涌现了大量较高水平的文学艺术作品。如口语体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忠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金瓶梅》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今仍有很大影响。除此之外，还有《平妖传》《封神演义》等长篇小说，还有《剪灯新话》、《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拍案惊奇》以及并不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最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逊色的明代大剧作家汤显祖创作的剧作品《牡丹亭》等。 这些作品大胆地揭露了社会问题，抨击了封建礼教，充满了对个人自由和人性解放理想社会的向往。其思想的先进性可与近代西方相比。 不但如此，明代还出现了小说评论家。他们敢于称赞那些被从前的读书人所轻蔑的恋爱小说、白话文小说。明代小说和戏曲，甚至还对外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例如中国不太有名、几乎失传了的《剪灯新话》，在传入日本後，便对日本的文学艺术产生了很大影响，被改编成日本传统舞台戏剧歌舞伎、传统单口相声落语、小说。例如歌舞伎《怪谈牡丹灯笼》、落语《怪谈牡丹灯笼》，以及《御伽婢子》和《雨月物语》等日本早期怪谈小说代表作就是受该著作影响而诞生的。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文学艺术所受亚洲的影响之大为众所周知。特别是这个时期的法国文化（这同时又是欧洲文化的代表）从中国的思想以及艺术等受到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前川贞次郎著《绝対王政の时代－－新书西洋史５》60页，昭和 这些文学艺术作品可以说是中国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代表作。 遗憾的是因明朝不幸覆灭、取代它的又是带有落後野蛮的奴隶制特征、极端封闭愚昧、又因自己的落後、人数极少而极其恐惧汉民族“反叛”因而采取残暴镇压、大兴文字狱等种种手段扼杀中国人活力的异族满清，这一独自发展起来的中国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因此被而夭折了。 五、明代还出现了代表当时整个世界最高水平的科技专业著作。 如宋应星编著的《天工开物》，十七世纪末传入日本後，受到日本学者的极为重视。法国人得知後也如获至宝，将其翻译成法文。此後欧洲各国纷纷把该书翻译成本国文字，并赞之为“技术的百科全书”，反倒是在该书的故乡中国，因满清残酷的统治而销声匿迹了；又如李时珍编著的、记载了古今本草1871种的《本草纲目》；还有计成编著的、世界造园学最早、且有系统的造园技术专业著作书《园冶》，以及方以智的百科全书式著作《通雅》和《物理小识》，等等。随着商业的发达和算盘的普及，还出版了达到当时世界水平的算数书《直指算法统宗》。民间，《三台万用正宗》等日常百科全书也大量普及开来。明代还出现了徐霞客那样的大地理学家和大旅行家。 明代在农业方面积极注重国内既存农业产品和生产技术的改良。例如解决了双季稻的推广技术问题，双季稻因此在南方各地得以普遍推广。岭南地区还出现了三季稻。从而加倍、三倍地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这是北宋、南宋两个朝代都无法比的。明代的中国人并不因此满足而是积极与海外交流，积极引进海外的其它先进品种。例如，原产美洲大陆的高产耐旱、土地适应力极强、种植方法又简单的农作物如玉米、甘薯（明代文献中又称红薯”、“金薯”、“蕃柿”、“白薯”、“番薯”、“红山药”等）、马铃薯等，就是明代引入中国的。在这些农产品引进普及之前的中国，长时间人口一直难有较大增长（即使是大唐盛世，人口也只有五千多万）。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食物生产受到极大限制。人多地少的话，即使是丰年都难以维持温饱。绝大多数农民战争皆因食粮严重不足、连种田的农民都无法生存而引起。满清中後期，中国人口成倍增长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满清制造的大规模征服战争终于结束，明代引进的这些高产耐旱、土地适应力极强、种植方法又简单的农作物得以扩展到全国从而提供了更多食粮的来源和产量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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