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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督教第一次来到中国，那还是遥远的唐朝。当时的基督教被中国人称为景教。 早期的基督教派别林立、学说纷纭，《圣经》本身就有很多版本，版本之间往往相互冲突，有的说耶和华是耶稣的父亲，有的说他俩是一个人，各派教会各执一词，基督教的教义完全无法统一。  后来，罗马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出面，于公元325年召集了尼西亚会议，把全国各地的大主教们都请到一起，研究如何使得教义统一的问题。经过长时间的争吵，最后靠着皇帝的权威，以及采用抽签抓阄之类的办法，总算是把《圣经》的版本给确定了下来，同时也把一些最基本的教义问题给统一了。 但是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各种异端思想始终存在。一百年后，有位名叫聂斯脱利的大主教提出了他的一些主张。他认为基督耶稣有“神人二性”，也就是既有神性又有人性，这与尼西亚会议确定的教义是不同的。结果，他就被教会开除了教籍，老聂在东罗马帝国也待不下去了，只能是带着一些信徒栖栖遑遑地跑到了波斯帝国。老聂在这里落下了脚并且开始传播他自己的这一套教义。 聂斯脱利教派在波斯生存了下来，并且得到了发展。公元635年，波斯主教阿罗本来到中国传教。此时，正是唐朝贞观之治时代，大唐帝国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气度恢弘，听说有波斯“高僧”到东土大唐来传教，唐太宗李世民便派宰相房玄龄到城外盛情欢迎阿罗本，并且还拨款为他修建了波斯寺，让阿罗本在里面翻译经文。 从此，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就在中国生根发芽了，当时被称为景教。在阿罗本之后，又有二十一位来自波斯的传教士陆续到达中国。他们把景教传遍了全国，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有“十字寺”，信徒也很多。  《圣经》在唐朝也被翻译过来，并且流行全国。在敦煌保存有汉译《圣经》的片段，当时把耶和华称为“阿罗诃”，把耶稣称为“弥施诃”，三位一体称为“三一妙身”。这些都明显是受到佛教和道教的影响，才会有这样的用词。 景教在大唐兴旺了二百多年，但是到了唐武宗时期，形势就变了。唐武宗下令毁佛，捎带着连摩尼教、祆教和景教等外来宗教都跟着一起倒了大霉。景教在全国各地的寺庙都被拆毁，僧侣被下令还俗。 经过这次沉重的打击，景教一蹶不振，虽然此后还有孑遗，但是再也不复当年的声势。经过了唐朝后期和五代时期的严重战乱之后，景教就渐渐地在中原大地湮灭无闻了。基督教第一次传入中国的努力就这样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二） 基督教第二次进入中国，则是要拜谢蒙古人所赐，没有蒙古人，基督教还是不会那么顺利地进入中国的。 公元1240年，蒙古人开始西征，一路所向披靡，到了1245年，蒙古人已经打到了多瑙河流域。 蒙古人的出现，让欧洲人大为震惊。他们万没想到神秘的东方会突然出现这么一支强大的军队，此时的欧洲正不断地派出十字军东征，试图抢夺中东的地盘，结果遭到了穆斯林国家的顽强抵抗，十字军损失惨重。但是，穆斯林国家的军队在蒙古人面前却是不堪一击，这让欧洲人感到不可思议。  中世纪的欧洲人十分愚昧，他们普遍相信一个古老的传说：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强大的基督教国家，叫做“约翰长老国”。这个国家强大富庶、金银遍地，而且还都信奉基督教。现在杀过来的蒙古人是否就是“约翰长老国”的人呢？ 罗马教廷觉得有必要派人去侦察一下。于是，方济各会的教士，年已六十三岁的柏朗嘉宾被教皇选中。按照方济各会的规矩，教士出门必须步行，不管去什么地方，都要靠自己的两条腿。但是柏朗嘉宾年事已高，又要走这么远的路，实在是太难了，所以教皇格外开恩，批准他可以骑驴。 于是，柏朗嘉宾就骑着一头小毛驴，于1245年4月复活节那一天，从法国里昂出发，踏上了东去的大路。他只带了两个随从，其中有一个还因为生病半途折返。最后，柏朗嘉宾只带着一个随从，骑着小毛驴颠颠地跋涉了一年之久，终于在1246年的四月，在伏尔加河的下游见到了蒙古军队的统帅拔都。 拔都允许柏朗嘉宾到蒙古的上都和林去朝觐蒙古大汗贵由。于是，柏朗嘉宾继续骑着小毛驴颠簸了三个多月，于当年七月赶到了和林，在这里见到蒙古大汗，又被称为元定宗的孛儿只斤·贵由。 柏朗嘉宾见到了贵由，送上了教皇的书信。教皇在书信中规劝蒙古大汗信奉基督教，并且要求蒙古人不要进攻欧洲基督教国家。 对于教皇的要求，贵由一口拒绝。不过，从这时起，罗马教廷和蒙古之间的关系就算是建立起来了。此后，双方又进行了多次交流。蒙古人对各种宗教都持开放态度，允许其存在，基督教也是如此。蒙古人将基督教称为“也里可温教”，对于自己内部有人信奉基督教完全不在意。  梵蒂冈 蒙古灭掉南宋之后，罗马教廷决定派人到中国传教。他们派出了方济各会教士孟德高维诺来到了中国。此时，大元皇帝已经是元成宗铁穆尔了。元成宗允许孟德高维诺在中国传教。于是，孟德高维诺就成为了罗马教廷驻中国的第一任大主教，从此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教。 不过，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对汉人的影响很小，很少有汉人信奉基督教。孟德高维诺等西方教士忙了几十年，还是只能在色目人，也就是来自西域的各民族人士中间发展信徒。他们只是在大都城（北京）和福建泉州这样外国人聚集的地方搞出了两小块根据地。其余更加广阔的区域他们则没有什么进展，这样一来，基督教在当时汉人的眼里就更像是一种外国人的宗教了，更加受到汉人的抵制了。 总之，在元代，基督教对于中国整个社会的影响十分有限。 （三） 元朝被推翻后，明太祖朱元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排斥几乎一切外来文化。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当然也被老朱扫地出门。中国没有了基督教的踪影，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十六世纪。 随着地理大发现的推进，欧洲人终于开始摆脱愚昧，领先于世界了。此时的基督徒们也都雄心勃勃地想要把十字架插遍全球，让全世界的人都变成了基督的信徒。于是，大批的传教士从欧洲出发，奔赴到地球上每一个角落，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在内。 1540年，一个名叫方济各·沙勿略的青年传教士登上了远洋商船，踏上了到遥远的东方传播福音的漫长征途。 沙勿略年纪虽轻，但是博学多才，同时对于传教事业极度狂热。他离开了欧洲，首先到了印度，经过几年的辗转，又来到了东南亚，这时已经是1545年，沙勿略终于摸到了他梦想中的中国的大门口。 可惜的是，当年朱元璋制定的海禁政策此时依然有效，沙勿略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入中国。他在马六甲盘桓了几年，后来决定先到日本去。因为日本此时正处于战国时代，国境随便进出，根本就没人管。  1549年，沙勿略首先来到了日本。他在这里的传教十分成功，吸引了大批教徒。对此，沙勿略十分兴奋，因为日本的文化和中国是相近的，在日本能传教成功，到了中国肯定也可以。 于是，1551年，沙勿略离开日本，再一次想办法要进入中国。他听说当时只有前来朝贡的外国使团可以进入中国，所以他也组织了一个葡萄牙朝贡使团。然而，这个使团被马六甲的葡萄牙总督给扣留了下来。 沙勿略一计不成再生二计，他听说葡萄牙人已经在距离中国广州很近的上川岛搞了一个走私基地。葡萄牙人可以在那里和中国人进行交易。于是，沙勿略就在1552年赶到了上川岛。 沙勿略本打算从这里偷渡进入中国，但是很不幸，他染上了疟疾，最终一病不起，在上川岛去世。 沙勿略死后被罗马教廷“封圣”，也就是获得圣人的称号，他的名字也就变成了圣方济各·沙勿略。 沙勿略死后十五年，1567年，大明王朝在高拱、张居正等人的主持下正式废除了持续二百年的海禁政策，宣布开放海外贸易。这样一来，外国人就可以自由进出中国了，隆庆开海这件事终于为基督教第三次进入中国扫清了障碍。 （四） 隆庆开海之后，又过了十五年，到了1582年，罗马教廷终于又派来了一位负责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教士，这便是大名鼎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  利玛窦与徐光启 此时，已经是十六世纪末了。利玛窦与以前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截然不同之处在于，那些人只能带来枯燥冗长的经文，而利玛窦带来的则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文化思想。此时的欧洲已经在各个方面整体上超越中国了，所以，利玛窦此时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人士，而且还是一个先进文化的传播者。 利玛窦靠着自鸣钟、望远镜、地球仪等等先进科学的产物令大明王朝的统治者们大开眼界，万历皇帝看在自鸣钟的份儿上允许利玛窦“设馆授徒”。 从此利玛窦就在中国扎下了根。三百年前的传教士只能让色目人对基督教感兴趣，但是如今的利玛窦却可以吸引中国最有学识、最有头脑的一批知识分子的关注。包括徐光启、李之藻、瞿式耜，以及曾经担任内阁首辅的叶向高在内的知识精英阶层，都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受洗成为了基督徒。  几何原本 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越来越多，基督教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他们甚至开始影响中国的历史了。正是由于有传教士的帮忙，中国人才学会使用红衣大炮，这种先进的武器明末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军入关后，以汤若望、南怀仁为代表的一批传教士开始为清廷服务，结果得到了清廷的赞许，清廷允许这些传教士继续在中国传教。于是基督教在清朝的发展很顺利，到康熙四十年，全国各地已经有大约二百多所教堂，拥有信徒数以万计。 但是，问题很快就产生了。这一次问题出在了罗马教廷内部。 长期以来，在中国传教，一直由耶稣会独揽。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们小心翼翼地修改了基督教的一些教义，使之更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比如，他们允许信徒们祭祖，允许信徒们祭拜孔子，还有的传教士大谈“孝道”，竭力从圣经中寻找到重视孝道的依据。利玛窦等人就是靠着这些，才慢慢地在中国取得了成功。然而，在罗马教廷内部其他一些派别看来，这种让步是不能允许的，是亵渎了天主的。 1704年11月，教皇克莱芒十一世正式签署文件，禁止中国的基督徒用汉字“天主”和“上帝”称呼造物主，禁止基督徒祭孔、祭祖，禁止基督徒祭拜其他一切神祗。 教皇还派了传教士多罗作为特使，专程到中国传达这项禁令。  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教堂，北京宣武门教堂 这件事惊动了康熙皇帝。他接见了教皇特使多罗，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多罗冥顽不化，离开北京后，到了南京，他又向当地的教徒们宣传教皇的禁令。康熙得知此事后，大为恼火，下令将多罗拘禁于澳门。 随后，康熙帝又下令，对在华的传教士实行凭票管理。凡是声明今后永远也不离开中国的传教士，可以发给凭证，今后继续在华传教；如果还想回欧洲的，那就不发证，而且还要集中到澳门去遣送回国。 这样一来，只有少数传教士留了下来，多数人都走了。 到了1723年，雍正登基。他是最为刻薄猜忌的人，对于基督教早就看不惯了。所以，在他登基不久，就正式下旨禁止基督教传播。 这样一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又一次中止了。 （五） 历史上，对于这一次罗马教廷于满清朝廷之间的冲突称为“礼仪之争”，实际上，这是清朝的皇权与罗马教廷的神权之间的一次冲突。 在东方，皇权才是至高无上的，任何宗教都只能俯伏在皇权的脚下；但是在欧洲，罗马教廷的权力很大，曾经一度可以废立欧洲的国王。罗马教廷想要在中国确立自己在欧洲的一样的地位，这是满清朝廷绝对不能允许的，所以，这就出现了雍正帝禁教的一幕。 从更深的层次来说，这也是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对撞。长期以来，外来的思想文化都要经过改造，才能在中国生存下去，佛教就是显著的例子。但是基督教不愿意受到这种改造，反过来，它还想改造传统的中国文化。这样一来，它就自然而然地会受到抵制。 又过了一百多年，这一次，鸦片战争的炮声终于轰开了大清王朝封闭的国门。欧美列强强迫满清当局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条约中就包括了各国可以在中国自由传教的规定。 这样一来，满清当局就没有办法从官方的角度来抵制基督教的传播了。基督教的传教士们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深入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去传播教义了。 在十九世纪，传教的主角也发生了变化。新教成为了传教的主体。这是由于当时列强英、美、德等国家都信仰新教，传统的天主教国家除了法国都陷入了贫穷和内乱之中。这样，大批的新教传教士进入了大清王朝。  传教士郎世宁所绘的《百骏图》 新教与天主教不同，它不受罗马教廷的约束，而且新教内部派别众多，每个派别都有自己的一套规矩。这样一来，新教的传教士们在传教时就完全依照自己本派的规矩来，有的派别还较为重视中国文化的差异，有的派别就根本不理这一套，完全想要按照自己的规矩来改造自己的教徒，甚至改造中国的社会。 如此一来，东西文化的激烈冲突就无法避免。清朝末年出现了大大小小难以计数的众多“教案”。 由于有不平等条约护体，所以在每次教案冲突中，西方的传教士总是胜利的一方。  在这样的情况下，基督教才算是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它们对于“礼仪之争”那样的具体问题，还是慢慢地退回到了当年利玛窦的立场上面。1939年，罗马教廷公开允许中国教徒祭孔祭祖。而新教的众多教派，在这个问题上，也陆陆续续地表示承认。 “礼仪之争”的最终结果，表明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无法撼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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