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也不陌生，很多西方的节日，比如圣诞节、情人节等，咱们中国人也开始过了，那么大家知道基督教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吗？今天让我就帮助大家了解一下。 基督教传入中国，总体来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也可以说是五个，下面我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给大家说明。 第一阶段“景教”贞观九年（公元635年） 贞观九年大家知道吧，就是唐太宗时期，历史上还有学过“贞观之治”说的就是这个。 当时西方有个教派聂斯托立派，创始人--聂斯托利。他是一个生活在公元5世纪的亚洲神父。聂斯托利和当时很多东方教派所在地区民众或教士一样，不能理解深奥的希腊哲学思想。他反对亚流派在基督论上的见解，但是他自己却又另外提出一个见解，认为耶稣的神性与人性分开。于是在公元431年，在以弗所全教会会议上，他的主张被认定为异端。 最后的结果就是整个分支被宗教大会判定为异端。聂斯托利本人遭到了驱逐，教派也将被下令取缔。教徒们必须改变门派，否则也按照异端处理。 于是这个小派系就在位于今天伊拉克境内的两河流域扎根，并将总部设在了巴比伦尼亚地区。他们的传教士开始不断向东，顺着陆上与海上的丝绸之路传教。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贞观九年，当时有个传教士叫阿罗本，在唐朝受到了宰相房玄龄的迎接，并且得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接见。自此，聂斯托立派在中国扎下根开始传教，在中国顺利发展了150年，与宗教及摩尼教并称唐代“三夷教”。 景教在唐代初期博得皇帝好感，李世民曾批准教徒在长安兴建庙寺一所，初称“波斯寺”，后更名为“罗马寺”、“大秦寺”。自太宗至唐德宗，景教在贵族之间的发展极快。高宗时，赐号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并下诏于诸州建景寺，往后教堂亦挂上历代唐朝皇帝像，使景教得以广泛流传。 打开凤凰新闻，查看更多高清图片 大秦寺 唐建中二年（781）吐火罗人伊斯出资于长安义宁坊大秦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存西安市碑林），内有“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数语，可能是取光明辉煌的含义。敦煌遗书中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也是景教在中国流传的宝贵资料。
大秦景教碑 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驰名中外的楷书碑石，保存完好，字迹清晰，书法秀丽，史料价值极高，是研究景教历史及其在中国唐代传播的情况以及中国古代与叙利亚、伊朗等地文化交流、友好往来的重要实物资料，也是世界考古发现史上最负盛名的“四大石碑”之一，2002年1月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 根据景教碑，景教一名的来源，实因：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 公元845年唐武宗会昌年间，国内灭佛浪潮爆发，逾万间佛寺被毁，史称会昌法难。虽然会昌法难主要针对的是佛教，但同时波及其他不属于道教的宗教。“景教”也是在这个时期遭受池鱼之殃，当时总信徒约3,000人，在会昌发难后，越来越衰退，不过并未灭绝，在一些偏远地区仍然留有种子。 第二阶段 “也里可温”元朝（公元1294年） 元朝时期，中国版图再度扩大，欧洲西亚大片地区纳入元朝的疆土，在西北边地，由于信奉聂思脱里教的诸强部相继为成吉思汗并灭，其部民随蒙古军散居全国各地，它又重新传入内陆，使中国的景教信徒回升，信奉者主要是突厥及少数蒙古族人，据载元初仅大都地区就有教徒三万多人，但也里可温教在汉族人中却不盛行。
景教金十字架 元朝的基督徒（景教与天主教等）称为“也里可温”（arkagun），享有免兵役和免税的特权。据马可波罗报告，元代中国北京、山西大同、甘肃敦煌、肃州、甘州、凉州，宁夏、新疆喀什噶尔、莎车、伊犁，江苏扬州、镇江，浙江杭州、温州、福建泉州都有景教徒和景教寺。 1277年－1282年期间，马·薛里吉思任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在镇江建立了六所景教寺（铁瓮门八世忽木剌大兴国寺、马里吉瓦里吉思忽木剌甘泉寺、西津竖土山答石忽木剌云山寺、都打吾儿忽木剌聚明山寺、登云门外黄山廉海牙忽木剌高安寺、丹徒县开沙打雷忽木剌四渎安寺），在杭州建立了一所荐桥门建样宜忽大剌大普兴寺。其中镇江大兴国寺系舍宅兴建，金山十字寺为占用原有佛寺，根据后来在泉州出土大量景教文物，可知福建泉州是当时中国南方景教的中心。 元代著名的景教僧人有教师扫马（曾奉命出使至欧洲）和出生于大都的维吾尔裔大公牧首马·雅八阿罗诃三世（担任景教的首席主教）。 1362年，泉州第五任主教雅各伯（威廉·甘勃尼），在元末动乱中被杀害。 1368年，明朝建立，摧毁了所有外族色彩的事物，包括天主教和聂思脱里派。随着元朝的灭亡，也里可温教也归于灭绝。 第三阶段 利玛窦 明朝（嘉靖三十六年） 基督宗教第三次传入中国是在明朝时期，不过这次传教却是战争后的附属产品。 在万历三年(1575年)，奥斯定会西班牙修道士马丁·德·拉达(Martín de Rada，1533年6月30日－1578年6月)在中国厦门登陆。 这次传教始于西班牙人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1551年从日本搭乘葡萄牙商船到中国广东上川岛，但他因明朝海禁而无法入内陆传教，不久即病死岛上。此后葡萄牙耶稣会士公匝勒等人在澳门建堂传教，从而有了一块立足之地。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等人虽最早入内陆传教，但未获成功。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初，葡萄牙人开始在澳门当地盖起教堂，想将澳门变成他们永久的定居点。也就在这一年，天主教廷向澳门派出了主教，成立教会并招纳沿海百姓入教，并在那一年公开举办了一次有中国人参加的“基督弥撒”活动，即圣诞节。 万历六年（1578年），驻澳门的耶稣会远东观察员范礼安神父认识到在文化发达的中国传教需要改变策略，于是他从印度调来了几位年轻的传教士，让他们学习中国语言，并希望他们今后传教时得到中国官员的支持。这里面就有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巴范济（Francois Pasio）和利玛窦（Matteo Ricci）。 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作为罗明坚的助手到肇庆传教建堂，此为近代天主教在中国内陆传教的真正开端。 尊重中国文化的利玛窦一直采用儒生装扮，这让他所行之处都会获得当地儒士的尊敬。
利玛窦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他游历到了南京，结交了李煜、叶向高、徐光启等名士，明代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先后受洗入教，成为明代中国天主教会的柱石。在他们的推动下，利玛窦在南京建成了天主教堂，成为天主教历史上东方最重要的传教中心。 万历二十九年，利玛窦抵达北京，受到神宗朱翊钧的接见。进呈自鸣钟、圣经、《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16件物品，新奇的西方文化深深吸引了万历皇帝，下诏允许他居住在北京城。 此后，西方耶稣会传教士纷纷来华，如汤若望、艾儒略、南怀仁、卫匡国等人按利玛窦的方式以其西学知识来助其学术传教，掀起了西学东渐的高潮。 据载，万历四十年，南京天主教会“基督弥撒”组织教徒向路人发放礼物，引来千余人围观。甚至明末清初政权更替的浪潮中，基督教势力在国内的各个教派及时划清了与支持南明派别的界限，没遇到太大的打击，到康熙年间已经发展到三、四百万人。
利玛窦 不过好景不长，崇祯三年开始，西班牙人也想进入中国，他们在欧洲对葡萄牙天主教会允许会员祭孔拜祖的行为大加讨伐，并不断唆使教皇收回耶稣会传教权。 1720年，昏了头的教皇派使者觐见康熙皇帝，说明天下国王都要受教皇册封……康熙帝随即降旨，不许西洋人在华传教。作为“报复”，1773年教皇也下令取缔中华耶稣会，利玛窦等人的努力从此化为乌有。 明清时期耶稣会为封建中国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知识和文化，得到了部分上层人士的认可，始终保持10~20万人左右的信众。 第四阶段 鸦片战争 基督宗教第四次来华传教是在鸦片战争时期，传教士们已经认识到仅仅依附于中国政权是不可能取得传教的成功的，要依附于更加强有力的外来势力才行。 1840年代鸦片战争后，中国被炮火打开国门，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亦被列入条约，传教士以此为护身符进入内陆传教，基督教也随之进入中国。
鸦片战争 在这一时期，天主教各修会如耶稣会、奥斯丁会、多明我会、巴黎外方传教会、遣使会、圣母圣心会、圣言会等会的传教士相继来华，基督教各传教差会如伦敦会、公理会、圣公会、浸礼会、长老会、归正会、美以美会、监理会、循道会、贵格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等亦先后来华传教，在中国各地建堂创会。到 19世纪 末,其来华传教士已达 1500多人,发展信徒达 8万多人。
1882年坡里教堂 据不完全统计,到了抗战前夕,经过传教十一百多年的苦心经营 , 基督宗教教徒发展到了 370多万人。 伴随着中西政治、经济上的冲突，中西思想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传教士在华办报、办学和办医等出版、慈善事业对中国近代教育、卫生、社会福利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曾产生过一定影响。 第五阶段 独立自主 20世纪初中国“五四”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以来，不少中国基督徒投身于反帝爱国运动和教会“本色化”、“中国化”运动之中，开始了中国教会的现代发展。 1949年之后，中国基督宗教更是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全新之路。中国的宗教事业由中国各宗教团体、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来办，中国的宗教事务和宗教团体不受外国势力支配。中国政府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中国各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事业。
平安夜教堂活动 中国各宗教团体自主地办理教务，并根据需要开办宗教院校，印刷发行宗教经典，出版宗教刊物，兴办社会公益服务事业。中国与世界许多国家一样，实行宗教与教育分离的原则，在国民教育中，不对学生进行宗教教育。部分高等院校及研究机构开展宗教学的教学和研究。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各宗教文化已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的宗教徒有爱国爱教的传统。中国政府支持和鼓励宗教界团结信教群众积极参加国家的建设。 在中国，各种宗教地位平等，和谐共处，信教的与不信教的公民之间也彼此尊重，团结和睦。这既是由于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兼容、宽容等精神的影响，更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制定和实施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建立起了符合国情的政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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