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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历史一向难治，中国的基督教史更是如此。1929年，耶鲁大学教授赖德烈出版了《基督教在华传教史》，该书成为当时研读中国基督教史的唯一资料。但赖氏受限于资料不足和新教背景，所写的书内容简略，观点有失偏颇，更着重于外国传教士的活动。然而，国人治教会史的成果寥寥无几，直到王树声于1940年出版了《中国基督教史纲》，才填补了以华人视角撰写中国基督教会史的空白。 一、书籍简介 （一）作者简介 王树声（1881—1968），字治心，教会人士，发表过多篇宗教研究文章，著有《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和《中国基督教史纲》（以下简称《史纲》）。 （二）写作经过 在出版《史纲》的十五年前，王树声尚在编辑《金陵神学志》，他就有志于撰写一部中国基督教会史。 在全国青年协会编辑部主任吴耀宗的邀请下，他多方征求材料，发动儿女们做翻译，在“暑假两个多月里”完成了书稿。全书共分22章，计361页，并附参考书目4页。虽然该书是匆忙写成的，作者自谦谈不上“备”与“信”，而在当时已足以称得上史学“巨著”了。 （三）四大问题 为了探究中国基督教的历史，作者特意在《史纲》中提出了四个重要问题： （一）基督教教义与中国固有的宗教习惯，是融和的还是冲突的？ （二）基督教输入后，其经过的情形在中国文化上发生了什么影响？ （三）过去基督教的发展与所引起的变动，究竟是有功还是有过？ （四）基督教在中国所经营的事业与工作，于新中国（鉴于成书年代，这里应指的是中华民国）的建设究竟有什么关系没有？ 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 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悠久，已超过一千三百年。作者将其分为唐代的景教、元代的也里可温教（即天主教）、明代的天主教和近代的更正教（即新教）四个时期。 （一）传播的方式 1. 亲近平民 在唐朝的景教碑里，可以看出景教的传教方法有翻译经典和医治疾病两种。这也是最为常见的传教方式。历史上的各种宗教都抄写或者印刷宗教读物鼓吹自己的理论，并以治病为手段亲近平民，拉拢信众的做法。 2. 统治者的支持 其实，基督教的传播更依赖于统治者的支持，这在唐、元、明、清各朝均有体现。 蒙古人本就信仰多神教，对各种宗教兼收并蓄，且教徒不纳税赋，并免除其他国民义务。在此环境下，自然有利于基督教的复活。 到了地理大发现时代，西方传教士绕过西非好望角来到了中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利玛窦。他擅长数学和地理，给中国带来了《几何原本》等欧洲著作，并绘制了《万国舆图》。利玛窦潜心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著述多达有二十余种，大半都用中文写成。在他的影响下，不仅大量普通民众，不少上层人士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也开始信仰天主教。传教士精通天文历法和火炮制造，也得到明清皇帝的青睐，汤若望等人甚至长期担任钦天监监正。 年纪渐长的康熙要亲自主政，就必须打击辅政大臣鳌拜，故而支持被鳌拜迫害的传教士。他本人也对西学很有兴趣，常向身边的传教士学习。康熙在位六十年，对于传教士很有好感，教会也因此日臻发达。 3. 西方列强的支持 基督教在国内的传播也有国外势力的助力。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将允许和保障基督教的传播列入不平等条约。在《天津条约》中，关于传教的内容如下： 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得保其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 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入内陆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 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 因此，各种教堂、教会学校、孤儿院和医院才得以在近代中国广泛地建立，教徒人数也快速增长。 （三）遭受的打击 然而，基督教传入中国也并非一帆风顺，早在唐武宗“废浮屠法”时，还俗僧尼中就有二千余大秦穆护祆（即景教回教祆教信徒）。 1. 四大教难 对于基督教在中国所遭到的打击，作者整理出了四大教难：第一次为1616年由南京礼部侍郎沈㴶发起动的南京教案；第二次为1659年由北京钦天监杨光先发起的钦天监教案；第三次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第四次来自1922年非基督徒学生的反对同盟。前三次的根源是排外思想，最终造成了流血惨剧；唯有最后一次只是场学术讨论。 学生们发表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称基督教是资本主义的先锋，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是资本主义支配经济的会议。这一次反教运动刺激了中国教会思考基督教的中国化，并开始推进“本色教会”运动。 “本色教会”的任务与目的，是建立一个自理自养自传的中国化教会，使基督教完全成为中国的基督教。该运动的主要任务为：一，由中国信徒负责本土的财务、管理和工作，外国教士退居辅佐地位；二，脱离西洋色彩，将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结合，比如在礼拜仪式中加入佛教的方法，修改出许多中国化的赞美诗。与此相关的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脱离不平等条约”的关系，即反帝国主义，反对基督教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一个就是“收回教育权”，即反对外国通过教会学校进行的文化侵略。 2. 排斥基督教的原因 各省仇教的事端不断发生。传教士被当地民众殴打羞辱，捣毁住所，时有所闻。官方也常常将传教士拘捕、囚禁或驱逐出境。据作者的观察，排教大都是缘于表面上的习惯，决不是根本上的不相容，产生误会的原因如下： 第一，基督教以迷信而排斥祭祖，中国人却以反对祭祖为忘本。 第二，中国视国外民族为文化水准低的蛮夷，又因为近百年来受到的侵略与教案有关，所以会怀疑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先锋。 第三，基督教反对中国盛行的儒释两教的迷信行为。 第四，基督教反对中国乡村生活中的迎神赛会等团体活动。 第五，基督教主张的西方小家庭制度有悖于中国传统的孝道。 第六，基督教为一神教，排斥中国固有的多神教习惯。 第七，基督教自身各个派别之间相互攻击，又来自不同国家，难免不被认为有政治背景。 总体而言，排斥基督教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的冲突。此外，还包括一些其他原因，比如民族压迫。元朝被朱明赶到了北方，受其支持的基督教也随之受到致命的打击。作者分析，这恐怕与汉族受蒙古压迫的民族情绪有关。 3. 分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 作者又从基督教的教义、道德等方面寻找其与中国文化融合相通的理由： 第一，基督教的一神崇拜，与中国固有的对天观念，本没有多少冲突。 第二，基督教的教义，包括在一个“爱”字里。在中国古圣贤的教训里，也有许多相同的说法，如孔子所主张的“仁者爱人”。 第三，基督教改造自我的第一要务是祈祷忏悔，这与儒家所主张的“反身而诚”、“慎独克己”没什么分别。基督教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国家界限，没有人种区分的地上天国。这种绝对平等的世界主义，与孔子的大同思想相符。 据此，作者乐观地判断，随着基督教的教义渐渐为人们所了解，误会日渐消释，在中国的发展也将越来越好。 （三）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运动虽然以“拜上帝会”而起，但与基督教相去甚远。太平军以严厉的军规迫使人成为教徒，虽然也唱赞美诗，做礼拜，但仪式参考了中国拜天的习惯，陈设如佛堂。正是因为与传统基督教相悖，英法两国视太平天国为乱党，故而派兵协助清政府。 太平军所到之处，毁坏偶像、不拜祖先的举动，也违背了中国数千年的习俗。清政府正好利用了太平军的这些弱点，鼓动人民去维护旧礼教。终于，太平天国只持续了十三年，就功败垂成。 在作者看来，太平军的兴起与败亡都在于宗教。太平军以破除迷信为前提，而自身所产生的宗教，仍旧是变相的迷信。想利用宗教来达到革命目的，那自然要失败的。他们虽然采取基督教的形式，却失去了基督教的精神，这是一种变质了的基督教。太平天国的失败，反倒是基督教的大幸。 三、简评 （一）原作的不足之处 1. 内容 《史纲》一书包含了较多的内容错误，陈增辉将其整理为十二大类型：（1）事实之误；（2）引证之不当；（3）翻译之错误；（4）误称谓为人名；（5）年月之误；（6）数字之误；（7）汉名之误；（8）译名不统一；（9）擅改人名书名；（10）外人中文姓名之错误；（11）印刷之错误；（12）列举参考书不规范等。 陈增辉指出，《史纲》在编写上也有三大缺陷： （1）材料的分配及取舍不当。比如，详写了“南京教难”，而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教难”的描述不及半页。以7页详列利玛窦等28人的著作目录，却忽略东正教在中国的发展，也不提中国的知名牧师。 （2）次序紊乱重复，未依据历史顺序。 （3）不注出处，读者难以核查。 当然，《史纲》成书比较仓促，又没有多少前人的成果可以借鉴，主要外文资料由其子女翻译，缺漏之处是自然难免的。 2. 观点 作为教会中人，王树声偏向于西方传教士和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正面评价了之前有关基督教的四大问题。他用了很多篇幅赞扬西方传教士“历经艰苦，为道牺牲”，以及教众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其护教观点在诸如“庚子的教难”之类的标题和用词上显露无疑。 此外，王树声在《史纲》第十章花了很多力气来证明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国民革命，是受了基督教的影响。又在《史纲》第二十二章认定非基运动“出发于科学思想”，但没有顾及“还有兵舰大炮，经济侵略，以及不平等条约所造成的远因”。 （二）修订历史 1948年青年协会书局再版《史纲》时，王树声主要根据陈增辉的书评作了多处订正，但重版本仍保持原样。 1959年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也再版了《史纲》，简称文艺版。该版删除了第19、20两章几段涉及国民党要员的文字，并对1948年版作了个别词句上的订正。 在1950年代初，王树声开始重新检讨中国基督教史，尤其是西方传教士与中国教会和社会的关系。他批评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华，指出“基督教最近一百四十年在中国的传教历史，简直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历史”。 在1952年给《天风》编辑的信中，王树声就《史纲》作了下面的检讨：“我很惭愧，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对于英美帝国主义的认识，非常模糊；对于西来的传教士，以为是出于热心传道而来，不了解他们暗中负有侵略的使命，来做帝国主义的虎伥。但从解放以后，不断地经过了扫毒、控诉、检讨和学习，使我在政治认识上提高一步，才觉悟到我的这本书里，有不少帝国主义的思想毒素，甚至陷入反动之中。例如叙述马礼逊、裨治文、李提摩太和多数传教士的时候，描写他们如何为上帝热心，如何抱牺牲精神，经历各种艰险，表扬他们是唯一的好人。又如叙述到西教士创办学校、医院等工作的时候，也认为是教会对中国的伟大贡献，绝不相信是文化侵略与帝国主义的阴谋。同时，我又从旧民主主义的立场，对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的起义事件，也有不正当的批评；在国民革命的一章里，不知不觉表现出反动思想；这些都证明了我当时思想的麻痹，为帝国主义与反动统治张目，而犯了极大的错误。” 《史纲》在1948年后就未在大陆再版。王树声曾表示要依据自己的新认识，重新修改《史纲》。但他又力不从心，竟呼吁全国“有此书的同道们，不容情地把它销毁，免得这思想上的毒素流传下去”。 （三）历史地位 虽然《史纲》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然而在其问世半个多世纪的今天，汉语学术界还没有一部关于中国基督教会史的通史或全史著作在影响上全面超过《史纲》。所以，这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9年出版的《史纲》，依旧保持了1948年重印版的原貌，仅订正了少数人名、地名、译名、书名、刊名及事实上的错误，并尽量不用现在通行的译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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