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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天主教与基督新教，由于和帝国主义列强欺侮中国人民的不光彩历史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从而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较深的伤害和成见。感情方面的伤痕会随时间的流逝与一代代人的交替而淡化，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天主教与基督新教能否在中国有较大的发展，主要地不是个" 侵略" 问题(这只能使事情变得糟糕），而是个文化的问题。 (1)当代中国的天主教 1950年11月，四川广元县王良佐神父与500 多名教徒率先发表了《自立革新宣言》，主张中国天主教" 与帝国主义割断各方面的联系" ，" 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同年12月，归绥市天主教徒也发表了" 与帝国主义割断一切关系" 的宣言。在政府和各界民众的支持下，天主教界的爱国运动迅速扩展到天津、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各地先后成立了200 多个爱国组织。1951年6 月，政府封闭了罗马教廷在我国设立的指挥中心" 天主教中央局" ，同年9 月将罗马教廷总代理人黎培里驱逐出境。1955年上海市公安局又破获" 龚品梅反革命集团" ，在此前后，天津、武汉、广州等地也破获了一批帝国主义利用天主教进行反政府活动的案件。 经过1953年的反帝斗争和1955年的肃反斗争，由37位天主教人士发起的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备委员会预备会议于1956年7 月在北京举行。1957年2 月又在北京召开了发起人扩大会议。同年6-8 月，在北京先后举行了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第一届代表会议预备会议和正式会议，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241 位主教、神父、修士、修女和教徒会聚一堂，共商爱国爱教大计。会议选举产生了以皮漱石(1897-1978)为主席的第一届天主教爱国会领导人，通过了对罗马教廷无理否认上海教区合法代理主教张士琅的《抗议书》，以及摆脱罗马教廷控制、坚决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决议》。在中国天主教与梵蒂冈的关系问题上，《决议》明确地将政治与宗教区别开来：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教会的前途，中国天主教必须彻底改变旧中国时代帝国主义带给我们教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实行独立自主，由中国教长教友自己来办，在不违反祖国利益和独立自尊前提下同梵蒂冈教廷保持纯宗教关系，在当信当行的教认教规上服从教宗，但必须彻底割断政治上、经济上和梵蒂冈教廷的关系，坚决反对梵蒂冈教廷利用宗教干涉我国内政，侵犯我国主权，破坏我们正义的反帝爱国运动的任何阴谋活动。 当时在全国145 个教区中有120 多个教区主教空缺，为了教会的根本利益和教友灵性福利，广大神职人员和教徒在天主圣神的光照指引下开始自选自圣主教。1957年12月，来自35个县市的成教教区的100 多名代表，经过充分酝酿和讨论，投票选举李熙亭为成都教区正权主教。以此为起点，宜宾、苏州、昆明、济南、广州、太原、南京、荷泽、汉口、武昌、杭州、永年、开封、西湾子、宣化、永平、益都、正定、周村等教区也先后选举了各自的正权主教。1958年3 月，汉口与武昌二教区选举了董兴清和袁文华二主教，并及时呈报了梵蒂冈，但却遭到否认和" 超级绝罚"。由此罗马教廷主动断绝了与中国教会在教务上的联系。 十年动乱后，中国天主教会逐步恢复和发展。1979年7 月，北京教区在主教出缺15年之后，由神长教友选举傅铁山为主教。1980年5 月，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在北京召开第三届代表会议，并推选宗怀德主教为主席，会议还成立了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1981年6 月，罗马教皇约翰- 保罗二世非法任命邓以明为广州教区总主教，遭到中国天主教会的严厉谴责。 至1986年11月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和中国天主教第二届代表会议召开之际，全国已有圣堂和祈祷公所近4000座，大小修院24所，修生近千人，女修会初学院37所，初学修女1214人，各教区新祝圣的神父423 名，每年有领洗的新教徒约5 万余。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朱世昌先生在《中国天主教四十年》(《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3 期）中，从五个方面概括了当代中国天主教所发生的历史性巨大变化： 第一，广大神长教友内在的爱国意识和民族自尊感情，已冲破重重阻力和压制而迸发出来，并成为中国天主教徒的思想主流； 第二，实现了自主自办，摘掉了强加在中国教会头上的" 洋教" 帽子； 第三，作为神职人员和教徒自己组织起来的政治性群众团体"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在建立、发展和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已越来越多地发挥着不可缺少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第四，神职人员和教友加强了团结合作关系； 第五，中国神职人员和教徒在增进同各国神职人员和教徒之间的友好交往中，体现了时代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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