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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万历年间抗倭援朝战争史考(一)

 卖鱼缸的鱼 2007-02-01

一、第一阶段:万历二十年(1592年)——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

万历二十年,日本“关白”(摄政王,替天皇打理朝政者)丰臣秀吉[i]派小西行长、加藤清正、黑田长政等将率领二十万陆军出征朝鲜,命水军将领九鬼加隆等率领九千水军,七百艘战船作为海上支援,从对马海峡渡海,于四月十三日在朝鲜釜山登陆。此次侵朝日军共9个军15万兵力(按:不同史料给出的兵力数不一,根据《日本战史》的说法,用于作战的陆军兵力共为9万多人),大小舰艇七百余艘,出征朝鲜。先头部队是小西行长率领的第一军,共1.8万人,分乘350艘舰船。四月十二日,渡过对马海峡后,翌日凌晨抢摊登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袭釜山朝鲜守军,迅速攻下了釜山。四日之内,朝鲜海防重镇釜山、东莱、梁山等地相继陷落。其余沿海守军闻风而逃,朝鲜的海防线迅速崩溃。四月十八日,加藤清正率第二军2.2万人、黑田长政率第三军1.1万人也相继在南部海岸登陆。前三军登陆后,日军后续主力8万人和其余舰队相继入朝。日本倾举国之军力,目的是速战速决,以强大兵力在短时间内控制朝鲜。朝鲜陆军军事力量弱小,未做什么抵抗就全线崩溃,日军长驱直入,很快占领朝鲜王京(今韩国首都首乌尔),把朝鲜两名王子扣作人质,朝鲜全国八道尽遭沦陷,朝鲜国王李昖(yan派向明朝请求援助的使节络绎不绝。 明神宗衣冠像

                      (图1  明神宗朱翎钧)

五月上旬,与朝鲜接壤的边境前哨辽东巡抚郝杰向兵部报告了朝鲜局势。郝杰称:“据朝鲜国王咨称,本年四月十三等日,有倭船四百余只,从大洋挂蓬,直犯朝鲜,围金鱼山镇地方。本镇将领等官督兵交战,贼势方炽,镇城外人家尽被焚烧。[ii]”兵部将朝鲜局势吃紧的报告呈给明神宗(朱翎鈞,年号万历),神宗当即决定:“这倭报紧急,你部里即便马上差人,于辽东、山东沿海省直等处,著督抚镇道等官,严加操练,整饬防御,毋致疏虞。”神宗听完朝鲜派来的参判(朝鲜官职,相当于明朝三品官员)申点的报告后,得知朝鲜军队已退至平壤,国王李生死未卜,又特别关照兵部:朝鲜危急,请益援兵,你部里看议了来说。王来,可择一善地居之。神宗即位二十年,第一次面临如此巨大的外交和军事挑战,他就毫不犹豫地作出出兵援朝、接纳朝鲜国王避难的决定。神宗皇帝在战争发生后并未急于出兵朝鲜,而是首先布置好辽东、山东等接近朝鲜地区的布防,防止倭寇声东击西趁机犯边,可以看出神宗是有一定战略眼光的,明王朝统治集团上层已经做好与倭寇一战的准备。

五月二十六日,丰臣秀吉制定了征服朝鲜及明朝的计划二十五条,其中几条为:“高丽都城已于(五月)二日攻克,所以,近期内需迅速渡海……此次如能席卷大明,当以大唐(明朝)关白之职授汝(指丰臣秀吉的侄子丰臣秀次)。宜准备奉圣驾于大唐之京城,可于后年行幸,届时将以京城附近十国,作为圣上之领地。诸公卿之俸禄亦将增加,其中下位者将增加十倍,上位者将视其人物地位而增。……任汝(指秀次)为大唐关白,以京城百国之地封汝。日本关白一职,将视大和中纳言与备前丞相二人情况,择任之。”六月三日,丰臣秀吉下达了升级战争的命令。他煽动说:“如处女之大明国,可知山之压卵者也,况如天竺、南蛮乎?”丰臣秀吉把明朝比作任“猛汉”日本宰割的“处女”,可谓狂妄到了极点。侵朝日军将领也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日将锅岛直茂请求丰臣秀吉把明朝大片领土赏封给他,战国名将伊达政宗写下了这样的狂言:“何知今岁棹沧海,高丽大明属掌中。”日本高层的胃口已远不止朝鲜及中国,而是整个亚洲!

明朝兵部并未对朝鲜战事予以足够重视,连年的倭寇犯边,使兵部认为此次入侵朝鲜只是简单的骚扰游击战,七月,只派出游击史儒率少量轻装步兵奔赴平壤驰援,史儒的军队是对付散兵游勇的,在遭遇倭寇正规部队后,很快全军被歼。副总兵祖承训随后统兵三千渡鸭绿江增援,巧妙的从日军各部防御空隙攻入平壤,随即陷入巷战,被七百名日军火绳枪手连番伏击,骑兵和火铳的威力无法发挥出来,结果大部阵亡,只有祖承训等寥寥几人逃回。

小规模军事接触后,明朝廷意识到此次倭寇侵朝的实质和规模。兵部侍郎宋应昌在上疏中说,“关白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我救朝鲜,非止为属国也。朝鲜固,则东保辽东,京师巩于泰山矣。”,“而我兵之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这种观点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明廷上下,基本达成了“迎敌于外,毋使入境”的共识。神宗立即任命兵部侍郎宋应昌为蓟保辽东等处备倭经略,援外刘黄裳、主事袁黄赞画军前。同时任命正在宁夏平叛的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李如松为提督蓟保辽保定山东军务,尅(ke)期东征。宋应昌受命后,即去山海关备战。但宋应昌此人缺乏与敌决战的勇气与信心,在山海关畏缩不前,以制造装备为由向兵部多次催要钱粮,拖延入朝时间。御史郭实抓住此事上书参劾宋应昌出任经略不称职,宋应昌乐得顺水推舟,请求辞职。

这一下惹恼了神宗,下旨严词指责宋、郭二人。他说:宋应昌已奉命经略,只为郭实一言。遂畏避不肯前行。沿海边务,责成何人?浮言反重于朝命,国纪何在?倭报已紧,宋应昌可即日择行。九卿科道依违观望,今亦不必会议。郭实怀私妄奏,阻挠国事,著降级边杂职用。再有渎忧的,一并究治。[iii]神宗所说的九卿科道依违观望,并非夸大其辞,首当其冲的就是兵部尚书石星。他对东征本来就不抱希望,寄希望于安抚,特派市井无赖出身又精通日语的嘉兴人沈惟敬前往平壤探听虚实[iv]。日将小西行长对沈惟敬诡称:“天朝幸按兵不动,我亦不久当还,当以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尽归朝鲜”。沈惟敬返回后向兵部作了汇报。朝廷官员议论后,认为倭寇多诈,不可信,我军利于速战速决,便催促宋应昌立即统兵出战。

明朝中后期战事频仍,整体军事战略选择上基本都处于守势。以万历年间为例,西线在宁夏有哱拜部的叛乱(15922~9月),播州(今贵州北部)杨应龙叛乱(1592~1600年),东线除应付倭寇不断的侵扰外,辽东长期面临女真部族的军事压力。特别是辽东,有些类似于现今的朝鲜半岛三八线,明朝在辽东长城沿线驻有约十万军队,与女真部族的军事摩擦从未停歇,牵制了朝廷的大量精力。朝鲜靠近辽东,明朝左右为难,难以倾全力对付倭寇。明王朝军队擅长防守战与阵地战,不擅长运动战、游击战。倭寇经常化整为零,袭扰明军后方,感到不敌时,即转入水路舰船作战,明军没有大规模水军协同作战,使得倭寇得以苟延残喘,这也是援朝作战无法从根本上歼灭日军主力的重要原因。明朝军事力量的衰退使得朝廷中持绥靖政策的大臣有了一席之地,他们表面上附和入朝作战,内陆里却积极活动,与日本方面私下接触,以期局势缓和后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出现石星这样的大臣就不足为奇了。

从万历二十年五月起至十一月间,明朝军队屯于平壤西北,日军屯于平壤城中,双方陆上主力基本上都按兵不动。水路则战火连天,朝鲜民族英雄李舜臣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率领朝鲜水军以寡击众,在玉浦洋面(今韩国庆尚南道)战斗中,用自己特制的龟船,重创日军运输舰队,焚毁日舰二十六艘,击沉五艘。第二日再战,又击沉日军大中战舰十三艘。接着,又在闲山岛(今韩国巨济岛与统管岛之间)的战斗中,击毁敌舰近百艘。两次水战大捷,沉重削弱了日本水军主力的战斗力,有力地牵制了陆上日军的行动,加之占领地区朝鲜义军的抵抗运动,日本在朝鲜陆上的军事进攻不得不停顿下来。

万历二十年十二月(公元159212月),在宁夏平叛成功的提督李如松赶到朝鲜。李如松是当时镇守辽东大将李成梁之子,俗话说:“虎父无犬子”。他从小跟父亲征战,深谙兵机韬略,又熟悉朝鲜情况。明神宗任命他为东征提督统领对日作战事务,是最佳选择。由此可见神宗虽居深宫,对军务、将才还是十分留意的。为了激励李如松所部士气,神宗特拨银十万两银子犒慰,并高额悬赏,以期战则必胜。

李如松与石星等绥靖派朝臣不同,他有勇有谋,善于观察战场形势。在听完沈惟敬关于小西行长愿意接受封贡、准备和谈的报告后,怒斥沈惟敬奸邪,要斩首处死。因为在他眼中,倭寇所言没有一句是真的,不过是在拖延时间,准备更大规模的反攻。参谋李应试劝李如松将计就计,趁机智取平壤。李如松依计派沈惟敬去平壤与倭酋小西行长约定:李提督即将抵达平壤附近的肃宁馆,举行封贡大典。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初四,李如松率部至肃宁馆,小西行长派牙将二十人接受封使,李如松喝令捉住三人,其余日将逃回。小西行长大惊,急问沈惟敬:“这大概是翻译把意思翻译错了吧?”于是再派亲信小西飞等人随沈惟敬同赴明军营地。李如松为迷惑对方,派人热情款待。正月初六,李如松率军抵近平壤城下,部队全副武装、火器上膛,而诸将殿后始终不入城。小西行长一看势头不对,遂登城据守。智取不行,只有强攻了。

平壤是朝鲜半岛中部重镇,西北枕山,东南临江,北面的牡丹峰高耸险要,是平壤城区的制高点。日军在牡丹峰和平壤城墙上布置了许多火炮,防守严密,易守难攻。平壤城东有大同、长庆二门,南有芦门、含毯二门,西有普通、七星二门,北有密台门,有牡丹峰高耸,地形险要。当时日本守军为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共一万五千人,配备了火绳枪等火器。李如松察看平壤地形后,采用声东击西战术,部署如下:蓟镇游击吴惟忠率领步兵猛攻牡丹峰,辽东副总兵查大受率领骑兵居后配合吴惟中作战;中军杨元、右军张世爵领兵进攻城西七星门;左军李如柏(李成梁另一子)、参将李芳春领兵进攻城西普通门;祖承训率领明军乔装为朝鲜军麻痹日军,力攻城南芦门;一支明军佯攻平壤城东南,吸引日军注意力。李如松亲率部猛攻小西门,其弟李如柏率中朝联军从大西门攻城。李如松同时部署明军的王牌武器——虎蹲炮、大将军炮、佛郎机炮,据说威力最大的大将军炮就超过了一百门,届时全力轰击日军阵地。明军主力将进攻平壤的南、西、北三个方向,东面给日军留出退军路线。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初八——正当明朝国内百姓欢庆传统佳节春节时,中朝联军开始了著名的平壤战役。凌晨五点左右,天还未亮,瑟瑟寒风中一场血战拉开序幕。

平壤城东南方向的明军率先发难,神毬、轰雷等重型火器一起向城内发射。日军慌忙向城东南增援。小西门、大西门、牡丹峰的战斗随后打响,日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双方战斗非常激烈,朝鲜王室史载:“战云蔽日,血光冲天,天朝军队前者伏而后者至矣,累尸而上,未见有歇。”日军占有地利条件,对城墙、防御工事都进行了加固,居高临下反击明军的攻势。明军毫不畏惧,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立刻就顶上去,踩着同伴的尸体向城头冲锋,没有一刻停顿,激战至上午十时许,平壤城下已经尸积如山,但明军的攻势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明军大旗突然出现平壤城的西南城墙上。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布置攻城计划时,日军非常轻视朝鲜军队,李如松便命令祖承训的部队在甲胄外面套上朝鲜军队的服装,绕到城西南。攻城战开始后,日军根本没把西南角的这支“朝鲜军队”放在眼里,谁知这支“朝鲜军队”突然开始进攻,攻势迅猛超出日军想象,等靠近一看才知道是明朝军队。日军又调敢死队去城墙西南角堵口子,明军将士在城墙上拼死掩护同伴登城,最少时只剩几名明军在城墙上奋力抵挡日军反击,但他们仍然毫不退缩,其他各部受此鼓舞,纷纷冒死向城头冲去。在战役中,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年逾花甲的老将军骆尚志被滚石击中,手捂伤口依然冲在队伍最前面,与敌厮杀。进攻牡丹峰的吴惟忠所部无险可依,完全暴露在日军的炮火和弓箭下,几乎成了日军的活靶子,冲锋的士兵纷纷中炮中箭倒下,但无一人后退。吴惟忠本人亦被炮弹击中,左臂被炸断,胸部多处中弹,他仍右手握刀站在阵地前沿指挥冲锋。李如松在西门战斗中亲临前线,骑马穿梭于硝烟之中指挥战斗。日军发现后,开枪向他射击,李如松坐骑中弹,李如松从马上跌落,本人也多处受伤,他不顾部下劝阻,换上战马后指挥从容如故,后又遭炮击,连人带马坠入堑壕,从堑壕中爬出继续指挥战斗。明军见主帅奋不顾身,士气更盛,像潮水般涌向城上。战至午时,明军火炮营猛轰西门,攻入城墙内侧的明军工兵亦埋设炸药爆破,西门破开一个大缺口,明军骑兵、步兵涌入平壤城。日军节节败退,不得不退守北门附近的风月楼。半夜,小西行长见大势已去,提兵渡过大同江,退保龙山。在渡江时,又遭中朝联军阻击,明朝骑兵将日军冲的七零八落,火器营炮击江面浮冰,未死于明军铁蹄之下的,又葬身在冰冷的江水中[v]

          

李如松在战后致朝廷的战报中称:“斩获倭级一千五百有余,烧死六千有余,出城外落水淹死五千有余。[vi]”根据《日本战史》,平壤之役后,小西行长部减员一万一千三百余名,只余六千六百人,减员近三分之二。明军乘胜追击,一气收复开城及平安、黄海、京畿、江源四道,倭寇退守王京。

平壤战役是明王朝存在的几百年中一次大规模的对外作战战役,战役以明军为主力,敌我双方人数相当,日军据险而守,是场艰苦的攻坚战。明朝在辽东局势紧张的情况下,仍然分兵援助朝鲜,千里奔袭平壤,让人不能不佩服神宗的政治智慧和巨大勇气。战役中明军视死如归,在异国他乡土地上奋不顾身,斯役明军阵亡四千余人,伤者达数千人。阵亡者绝大多数都牺牲在攻城战斗中,这些中华民族的血性男儿已经来到平壤城下,却没来得及看平壤城内一眼,就长眠在异国土地上。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明朝的火力优势在平壤战役中显露无遗,大口径火炮的轰击使日军闻风丧胆。战役进行期间,日军曾有大友义统率一支部队增援小西行长,结果明军火炮齐鸣,震天动地,吓得日军竟不战而逃。

正月二十四日,明军的先头部队查大受部共3千精骑在汉城郊区与日军加藤光泰部发生激战,日军败退。后日军主帅小早川隆景率军2万将明军查大受部包围在碧蹄馆。在碧蹄馆一战中,明军3千骑兵,抗击了数倍于己的日军,一者依靠明军死战,二来明军骑兵部队配备了佛郎机火炮战车,明军依赖火炮优势,同时以战车做为工事,向敌阵不断施射火药助推的箭,使得日军始终无法逼近。后李如松率领的1千精骑也杀入战团,战斗非常激烈。《明史-李成梁传》载,当时有一武艺高强的金甲倭将拍马直取李如松,李如松力战不支,裨将李有升上前护主,被打下马来,一拥而上的日军武士将其砍作数段。紧要关头金甲倭将被李如松的兄弟李如梅一箭射于马下。之后明将杨元率领1千明军精骑连夜前来救援,日军以为大部明军赶到,率军退回王京。碧蹄馆之战历时一天一夜,明军精骑死伤过半,日军也付出了数千伤亡代价。

关于碧蹄馆之战,中朝日三国的史料记述差异很大。根据日军史料,大多宣称日军4万包围了2万明军,给明军了毁灭性沉重打击。并且日方史料引用明朝的记述为证。根据《中日关系史》介绍,实际上明代记述该战役的文献,多半立足于弹劾李如松的上疏,对于失败的情况有所夸大。我们知道,明朝的言官们,言辞苛刻,特别是在明朝后期,言官把弹劾别人当成了头等大事,抓住一点小事就死咬不放。根据朝鲜方面的史料,如柳成龙的《惩毖录》,真正被日军合围的是查大受部和李如松率领的侦察轻骑,共4千余人,这是比较可信的。当时在朝明军总计才4万人,先头部队大都为骑兵,并有炮营,如果真有2万人,4万日军是没有能力完成合围的。所以,最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明军数千骑兵被2万日军合围,苦战一天一夜,后日军与明军大部队发生遭遇战,双方便各自退去。历史就是这样的开玩笑,几百年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也是在同一个地点——开城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军僵持不下,形成对峙局面。碧蹄之败,明朝军队锐气受挫,双方再次形成相持局面。

后来明军得到错误情报,加藤清正率领的日军第二军将从咸镜道进攻平壤,李如松便率领明军二月十六日离开开城回到了平壤。李成梁的撤军是个错误的决定,撤军导致了盟军朝鲜军队刚刚收复的幸州得而复失。李如松得到幸州失守消息后,深悔自己退兵太急。而日本方面的记述是,李如松被日军大败后退回到平壤。事实上,李如松在碧蹄馆之战后败退到开城,完全可以继续修整一段。后来在京的朝鲜使者和明朝言官们都批评了李成梁的此次主动撤退,这也成为李如松日后被弹劾的罪状之一。可见明军并非被日军“击退”,而是主动退却,明军的主力部队却并未因碧蹄馆之败受到很大损失。日本史料说,李如松部由于元气大伤而无力南进。事实上李如松不能南进的主要原因是兵力不足,此时明军只有3万多人,几乎没有可能拿下为5万多日军据守的汉城。李如松此役后虽遭弹劾,但并未丢失兵权。第一次援朝战争结束后不久,他又被调往辽东镇同女真作战,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其后的第二次抗倭援朝作战指挥权就只能交由他人。  

明军探知日军的军粮大都存放在龙山大仓后,李如松密令查大受和李如梅率领一支敢死队深夜奇袭了龙山大仓。龙山大仓本为朝鲜国仓,积贮了朝鲜数十年的粮食,汉城被日军占领后,龙山大仓就成为汉城数万日军的军粮库,后来日军运来的粮食都存于此地。明军敢死队到达龙山后,把火箭射向粮仓,十三座大仓,数十万石粮食,一夜间被烧的干干净净。李如松夜袭龙山一计,精彩处堪与官渡之战中曹操的夜袭乌巢相比。军粮一失,朝鲜半岛的日军全线被动,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经略宋应昌急于成功,又想到“招抚”,于是派游击周宏谟与沈惟敬前去谈判。

日方提出七个要点:

一、归还被扣的朝鲜王子。

二、迎娶明朝皇女为日本后妃。

三、恢复勘合贸易(即朝贡互市)。

四、日明两国大臣交换誓词。

五、返还朝鲜四道和王京。

六、以朝鲜王子和大臣为人质。

七、朝鲜权臣累世不背叛日本。

日本提出这些谈判要点是打了如意算盘的。日军是渡海作战,给养除就地掠夺外,主要依赖海上运输,但海战相继失利,补给线时断时续,加之粮仓被毁,给陆军作战带来极大不便。而明军似乎意志坚决,长此以往,日军将支撑不住,所以日本高层就萌生了暂时退避、伺机再起的念头。日方提出的第一条和第六条互相抵消(王子放了,又当作人质,还搭上全体大臣),第三条是为打开中国沿海大门合法化找借口,因为一旦同意朝贡互市,日本船只就能自由进出中国沿海各贡市港口,对中国沿海又将造成新的威胁。第七条最为过分,充分暴露了日本妄图吞并整个朝鲜半岛的罪恶企图。日本是岛国,四面环海,远离大陆,资源匮乏,想要称霸亚洲,称雄世界,就必须找到合适的跳板,朝鲜半岛的位置再理想不过,以它为跳板,陆路可以直接进入中国东北,水陆则可抵达中国沿海各港口,异常便捷。因此,在以后历次战争中,日本总是首先进攻占领朝鲜来实现它的战争美梦。

明朝不想和日本在朝鲜半岛上纠缠过久,提出的条件简单明了:

一、返还朝鲜全部领土;

二、朝鲜二王子归国;

三、丰臣秀吉谢罪。[vii]

四月十八日,日军补给困难,放弃王京南撤,退保釜山,汉江以南千余里朝鲜故土得以收复。日军表面上履行了和谈的前提条件——归还朝鲜四道及王京。九月,日本方面请求封贡。明朝廷通知宋应昌,不宜应允。宋应昌和石星都为自己辩解称未曾答应日方封贡一事。神宗明确表态:“朕以大义受降,岂追既往。可传谕宋应昌严备,劝彼归岛,上表称臣,永为属国,仍免入贡。[viii]

不久,兵部职方司主事曾伟芳指出:“为今日计,宜朝鲜自为守,吊死问孤,练兵积粟。如李昖不任,令退闲,立光海君珲(hui);又不然,令众建王族。[ix]”神宗对他所说“宜朝鲜自为守”颇表赞许,至于更换国王一事,则以为不可,这还牵涉到朝鲜王 国光海 君自身的地位问题,笔者将在以后讲述。几天后,神宗致书朝鲜国王李昖,就此次战事,表明了明朝方面的立场,神宗在信中说:

“尔国虽介海中,传祚最久。……乃近者倭奴一入,而王城不守,原野暴骨,庙社为墟。追思丧败之因,岂尽适然之故!或言王偷玩细娱,信惑群小,不恤民命,不修军实,启侮诲盗,已非一朝,而臣下未有言者。前车既覆,后车可不戒哉!惠檄福于尔祖,及我师战胜之威,俾 王之 君臣父子相保,岂不甚幸。第不知王新从播越之余,归见黍离之故宫,烧残之丘陇,与素服郊迎之士众,噬脐疾首,何以为心;改弦易辙,何以为计?

朕之视王,虽称外藩,然朝聘礼文之外,原无烦王一兵一役。今日之事,止以大义发愤,哀存式微,固非王之责德于朕也。大兵且撤,王今自还国而治之,尺寸之土,朕无与焉。其可更以越国救援为常事,使尔国恃之而不设备,则处堂厝(cuo,喻隐患)火,行复自及。促有他变,朕不能为王谋矣。”

这是神宗对十几天前朝鲜国王李昖上表谢贺的答辞,以天朝对外藩的敕书形式发出,言辞恳切,既不失宗主国的威严,指出了朝鲜国王李昖治国失误之处,同时也对朝鲜君臣的处境深表同情,充满关爱之情。内容绝非盛气凌人,显示了一个大 君主的气度。他如实指出了朝鲜军队一触即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李昖自身“偷玩细娱,信惑群小,不恤民命,不修军实,启侮诲盗”,希望朝鲜国王能吸取教训,从前车之鉴中改正自己的错误,治理朝纲。他还声明,此次大规模出兵,完全处于“大义发愤”,并无“尺寸之土”的企图。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明朝几万大军完全可以长期驻扎朝鲜,取李氏王朝而代之,但神宗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这是朝鲜内部事务,不应干涉,认为宜早日班师回国,由朝鲜国王自己处理其国内事务,表明明朝朝廷对朝鲜半岛没有吞并野心,而仅是有求必应的予以必要援助。十月,蓟辽总督顾养谦上疏力主从朝鲜撤军,神宗立即批准。十二月,神宗下令:大兵尽撤,并要顾养谦赴朝料理撤兵事宜,神宗特别强调,虽然撤兵,“但倭情狡诈,未可遽称事完”。[x]

至此,明朝万历年间第一次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双方算是胜负各半。此次战争以平壤战役为核心,明军先胜后败,不能不说是十分遗憾。日方军队受后勤补给先天不足的影响,无法持久作战,在明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不得不后撤。正如神宗圣谕中所说的那样,“倭情狡诈”,日本此次撤退绝非善罢甘休,他们不久又挑起了第二次侵朝战争,明朝出于大义,又发起第二次抗倭元朝战争。



[i]丰臣秀吉(1536-1598)生于日本尾张国爱知郡中村,是日本战国时代名将织田信长的部将。1582年,织田信长被叛将明智光秀刺杀后,丰臣秀吉成为继任者充任关白。至1590年,经过四次大规模战争后,初步完成统一日本大业。他对内进行土地改革,剥夺农民的田产和收成,残酷镇压农民运动;对外鼓励贸易通商,促进经济发展,禁止天主教传播。1592年、1597年丰臣秀吉发动两次侵略朝鲜的战争,妄图以朝鲜为跳板,征服中国和印度,但均因明朝军队和朝鲜军队的顽强抵抗而以失败告终,1598年,丰臣秀吉抱憾而死。

 

[ii] 《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年壬辰卷。

[iii] 《万历邸钞》,万历二十年壬辰卷。

 

[iv]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二,援朝鲜。

 

[v] 《明史》卷二三八,李如松传;《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二,援朝鲜;茅瑞征著《万历三大征考》,倭上。

 

[vii]      陈舜臣,《中国历史》第六册,东京,平凡社,1986241~242

 

[viii] 《国榷》卷七六,万历二十一年九月壬戌。

 

[ix] 《国榷》卷七六,万历二十一年九月庚午。

 

[x] 《万历邸钞》,万历二十一年癸己卷。《明史》卷二三八,李如松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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