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3月8日的日记里,我作了如下的安排:
如果发生什么意外,可将身体献给医院;
我的书籍可送给缺书的同学;
耳机(矿石收音机用的)请给北京的弟弟寄去,日记本后面有通讯处;
箱子里的旧纸币、旧钱币及存放在XXX处的集邮册送给三弟卫民;箱子里的瓷器(景德镇的那些精美瓷器)就送给班上吧!
希望同学们安慰我的父母,并向他们解释我自己决定动手术是对的,因为:
1、如不动手术我能工作的时间不长久,且又易得神经衰弱,不能发挥能力,对国家是很大的损失;
2、这里的大夫很好,他们对病人很负责;
3、动了手术成为健康人,在生命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我将更加努力,更有效地为祖国工作。我的雄心很大——要取得学位,对祖国的建筑事业作出贡献。
我不事先告诉家里,为的是不使父母在几千里外担忧,还因为我已能正确解决问题就不用父母操心了(取得了党支部书记的意见,党组织还帮助作了了解)。
作者注:这篇日记是50年来第一次向任何人披露。
1956年3月20日赵教授为我成功地为我做了手术。
多年以后,经过查阅资料和通过病人介绍,我才知道以下情况:
*我大概是我国第二个接受心脏二尖瓣闭式分离术的病人,是赵教授在国内做的第一例心脏手术;
*那时是用手指经心耳切口伸入狭窄的二尖瓣口,用指甲尖做的瓣膜简单分离手术。分离的程度不大,创口容易再度粘连;
*那时赵教授是在撑开肋骨的情况下做手术,手术沿左胸肋骨切开,从前胸到后背,切口很长。上海早期的二尖瓣分离术要切掉一根肋骨做,刀口虽短,可惜要卸掉一根肋骨。
术后,因为曾感冒发烧,为控制风湿活动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月,5月30日才出院。出院以后在学校的医院里休养三个多月,每天注射青霉素以控制风湿活动和避免心内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