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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是“西学中源说”的最早提出者吗？ 杨小明 关于黄宗羲与“西学中源说”，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浙东鄞县人）《梨洲先生神道碑文》称：
“历学则公少有神悟，及在海岛，古松流水，布算簌簌。尝言句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其后梅徵君文鼎本《周髀》言历，世惊以为不传之秘，而不知公实开之。”[①]
由于全氏以“私淑黄宗羲”自况，故其黄宗羲首倡“西学中源说”这一说法对后世影响很大。 “因治西算而印证以古籍，知吾国亦有固有之算学，因极力提倡以求学问之独立，黄梨洲首倡此论，定九与彼不谋而合。”[②]
“黄梨洲年辈略先于王、梅，然既以历学闻，有著述数种。梨洲亦信服利、徐新法之一人，然谓此法乃我国所固有，尝曰周公、商高之术，中原失传而被纂于西人。试按其言以求之，汶阳之田可归也。其言虽不脱自大之习，然唤起国人之自觉心亦不少。王、梅所企之‘会通以求超胜’，其动机半亦由此。”[③] 梁启超之所以认为是黄宗羲“首倡此论”——这里是“中学西纂”，而梅文鼎“与彼不谋而合”，其根据除了黄宗羲年辈略先于王锡阐（1628－1682，字寅旭，号晓庵，江苏吴江人）与梅文鼎（1633－1721，字定九，号勿庵，安徽宣城人）之外，主要就是全祖望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又如，新近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也全盘沿袭全氏之说：“据迄今为止所见史料，最先提出‘西学中源’思想的可能是黄宗羲。”其依据完全是全祖望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④]
然而，全氏之说很可能只是一时之错会，即将以上黄宗羲“尝言”云云误认作是“及在海岛”——1647年（丁亥）前后数年中[⑤]之事。而事实上，全氏上述关于黄宗羲“尝言”云云，不过是在引述黄宗羲《叙陈言扬句股述》而已：
“句股之学……皆周公、商高之遗术，六艺之一也。自后学者不讲，方伎家遂私之。……珠失深渊，罔象得之，于是西洋改容圆为矩度、测圆为八线、割圆为三角，吾中土人让之为独绝，辟之为违天，皆不知二五之为十者也。……今因言扬，遂当复完前书，尽以相授，言扬引而伸之，亦使西人归我汶阳之田也。”[⑥]
与全祖望“中学西窃”的激烈情绪不同，黄宗羲认为是“中失西得”、“中学西改”，西学与中学是一种“二五之为十”的源出关系，因此，黄宗羲的“西学中源说”较为平和。《叙陈言扬句股述》，是黄宗羲为陈訏（1650－1732，字言扬，号宋斋，浙江海宁人）《句股述》一书所作的序。丙辰（1676）二月及之后，黄宗羲多次应邀到海宁讲学。[⑦]其间，陈訏因黄宗羲“一言发药”，“退而述为句股书”。[⑧]据黄百家《复陈言扬论句股书》（1679）讲，1679年春仲，陈訏将其《句股述》草稿交给黄百家，请其校正并作序。黄百家虽然纠正了陈訏的两处失误，也对其中的十数处进行了勘正，但以“作序弟非其人”而未敢为之序。[⑨]因此，黄宗羲之作上述书序当是此间稍后之事。换言之，就现有材料来看，黄宗羲提出“西学中源学”应该是1679年前后的事情，而绝非如全祖望所错会的是“及在海岛”期间即1640年代之事！（当然，思想的孕育、形成可能会早些）虽然全祖望自称黄宗羲“私淑弟子”，但他却较黄宗羲、黄百家晚出的多（黄宗羲逝去10年、黄百家死前4年，全祖望才出生），时代既已相去远矣，而“西学中源说”又成当时风气，故在弘扬碑主业绩的心态下，此一时错会当也在所不免。
方以智《游子六天经或问序》[⑩]： “万历之时，中土化洽，太西儒来，脬豆合图，其理顿显。胶常见者，駴以为异，不知其皆圣人之已言也。……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11]
此处方以智“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之说，与黄宗羲“珠失深渊，罔象得之”在思想旨趣上是相通贯的[12]，而且与后来梅文鼎、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礼失求野”之说思路一样。 王锡阐《历说》（约1659）：
“《天问》曰：‘圆则九重，孰营度之？’则七政异天之说，古必有之。近代既亡其书，西说遂为创论。余审日月之视差，察五星之顺逆，见其实然。盖知西学原本中学，非臆撰也。”[13]
王锡阐《历策》（约1663稍前）：
“今者西历所矜胜者不过数端，畴人子弟骇于创闻，学士大夫喜其瑰异，互相夸耀，以为古所未有。孰知此数端悉具旧法之中，而非彼所独得乎！……大约古人立一法必有一理，详于法而不著其理，理具法中，好学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之也。西人窃取其意，岂能越其范围？”[14]
王锡阐以其深厚的历算造诣提出的“中学西窃”之说，对后来的梅文鼎可能还有全祖望等都产生了影响。 此外，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也提出过“中学西窃”之说。《船山思问录·外篇》：
“西洋历家既能测知七曜远近之实，而又窃张子左旋之说，以相杂立论。盖西夷之可取者，惟远近测法一术，其他则皆剽袭中国之绪余，而无通理之可守也。”[15] [①]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黄宗羲全集.第十二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1-14.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中华书局,1936.340. [③]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中华书局,1936.341. [④] 席泽宗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489. [⑤] 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黄宗羲全集.第十二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33. [⑥] 黄宗羲.叙陈言扬句股述.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35-36. [⑦] 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黄宗羲全集.第十二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45. [⑧] 黄宗羲.叙陈言扬句股述.黄宗羲全集.第十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35-36. [⑨] 黄百家.学箕初稿.卷二.黄梨洲先生集.西爽堂梓行. [⑩] 据方以智次子方中通（1635—1698，字位伯，号陪翁）为梅文鼎《中西算学通》所作之序（1680）载：“嗣入都，闻之道未汤先生，始知游子精西历，获读《天经或问》，累书往复辨难，然犹迄今神交，未一见。”（方中通：《陪集·陪古》卷一“中西算学通序”，康熙继声堂刻本）汤若望（字道未）卒于1666年，则游艺《天经或问》之出必在1666年之前。而方以智卒于1671年，故其之为序也，至迟亦不会晚于1671年。 [11] 方以智.浮山文集后编.卷二.清史资料.第六辑.中华书局,1985. [12] 黄宗羲与方以智私交甚笃。黄宗羲《思旧录·方以智》：“……密之为我切脉，其尺脉去关下一尺取之，亦好奇之过也；壬午（按：1642年），在京师，言河洛之数，另出新意。”（《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363－364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黄宗羲《玉川门与雁山夜话兼寄方密之》（1660）：“……狂言不怕山精漏，一恸堪为知己伸；若遇无公（密之改名无可）烦寄语，故交犹未染红尘。”（《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第244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此外，《病疟》诗（1663）也有“密之（方以智）诊尺脉，好奇从肘下”之句。（《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第25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3] 王锡阐.历说.松陵文录.卷一,1874. [14] 王锡阐.历策.松陵文录.卷一,1874. [15] 王夫之撰、严寿澂导读.船山思问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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