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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你被锁在一间屋子里，在与人隔绝的情况下度过你的幼年、童年、少年，这样你会讲人的语言吗？你理解人的感情吗？你能产生个性吗？ “狼孩”的生活经历已在某程度上对这些问题作了解答。
1.从“狼孩”谈起
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博物馆里，有一座奇特的青铜像：一只母狼张嘴露牙，警惕地注视着前方，腹下有两个婴儿，正含着母狼的乳头吮奶。 这座青铜像所反映的，是古罗马时代的一个传说，在一座城邦的王位争夺中遭到生命危险的一对孪生婴儿，由于一只母狼的哺育幸免于死。在母狼的抚育下，他们成了两个“狼孩”。及到长大成人，他们发动了一场复仇的激烈战争，杀死了仇敌，并替外公夺回了王位。 传说当然不等于历史事实，但在现实生活中，倒也确实发生过母狼育婴的奇事。本世纪20年代，在印度加尔各答东北的米德纳波尔小城附近，就曾发现了一对由母狼抚育的女孩，大的约七八岁，小的约两岁，她们被送到孤儿院，大的取名卡玛拉，小的取名阿玛拉。刚被发现时，她们的行动和狼差不多，用四肢行走，白天躲起来，晚上则起来乱走，眼睛发亮；吃东西不用手，而是放在地上用牙齿撕咬；不会说话，叫起来声音如狼，不穿衣服，把人家给她穿的衣服撕烂，不让人给她洗澡，也不喜欢与人接近，谁接近她，她就抓、咬，或作兽叫。阿玛拉被收养了11个月后就死了，年已七八岁的卡玛拉，智力水平只相当于6个月的婴儿。人们花了很大的力气训练，两年后才能直立，到13岁才能独立行走，但快跑时，还要用四肢。直到17岁那年死去时，还没学会说完整的话，这时的心理状态只相当于两岁小孩。可见，她们虽然具有人的躯体和生理结构，却完全没有人的知识、技能、心理、习性和情感。 世界上还发现由其他动物如熊、羊、豹、猴等抚养长大的人类幼童——“熊孩”、“羊孩”、“豹孩”、“猴孩”等，他们的心理发育情况，他们的知识、技能、习性和情感等，都与“狼孩”大致相似，而与同龄的人类幼童则相差甚远。 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两种在特殊环境中生存下来的人类儿童：一类是被人遗弃或迷入荒原和森林，靠自己的力量独自一人生存下来的年龄稍微大一点的野生儿。1799年，有三个猎人曾在法国南部阿威龙县的森林里发现并捕获了一个年约十一二岁的野孩子，这个野孩子被捕获后不久又逃回森林。几个月后又被捕获，他的行为十分凶猛，总想逃走。第二年他被送到巴黎，收养在国立聋哑学校。这个野生儿的行为和精神状态如同白痴。经过专家鉴定，他的白痴并非天生的。经过六年的训练和教育，这个野孩子的智力才有所恢复，达到6岁儿童的水平，直到40岁死亡时，其智力仍然停留在这一水平上。 另一类是被丧失了人性的人关起来，在与人类社会隔离的恶劣环境勉强生存下来的孩子。这一类虽然与前面两种所谓纯粹的野生儿不同，但是他们从小脱离了人类社会，在“隔离环境”中生活而被野生化了，因此，也可以把他们看成是野生儿。在这种野生儿中，最著名的是巴登大公国的王子卡斯巴·豪瑟尔。他生于1812年4月30日，出生后不久即被争夺王位的宫廷阴谋家把他同普通的婴儿进行了调换，然后被当做人质扣押了起来。开始，他一直由一个性格忧郁的女人抚养，三四岁以后就被关入了地牢，直到17岁以后，他继承王位已经不可能了，因而失去了人质的意义时才被释放出来。 美国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格赛尔，曾经对以上三种野孩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人的生活习性、行为方式的形成和确立，是不可能脱离社会的。一旦脱离了社会，就只会养成动物或类似动物的习性，而不会形成人性。即使原来曾经生活在社会中，而后来却与世隔绝，也会丧失正常人的智力、技能、习惯、性格、情感，要恢复人性、恢复正常人所具有的这一切，就必须回到人类社会中来，得到比正常人更多、更加特殊的教育和训练。 说到人性，有人自然要问：人性是什么？它与动物性有何区别？ 关于人性，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早在几千年以前的古希腊人认为，人性就是人的自然属性，中国古代哲学家对人的本性或人性，可能比西方哲学家谈得还要多，有些人把人不同于兽的特征以及人先天具有“自然道德”观念，说成是人性，如“性恶说”、“性善说”，还有一些人把与生俱来的一切生理机能叫做人性。 马克思主义同样十分重视对“人的本性”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本性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一种高级动物，当然会存在与动物相类似的一种自然本能。饥而思食，渴而思饮，身体发育成熟时就有性的要求，这都可称为人类的本能，同样也是动物的本能。 人的自然属性虽然与动物相类似，但不能理解成和动物完全相同。动物的自然属性完全是一种固有的、机械的、自发的本能，而人是通过有意识地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来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的。拿“食”来说，人与动物均具有这种天性，但人吃饭与动物完全不一样，吃什么饭？是水饺、米饭，还是热狗、三明治；用什么吃饭？用匙、筷子，还是用刀叉，或用手抓，这要受到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再进一步问，吃饭的途径是什么？是靠劳动，还是靠剥削，这就更与人的自然属性毫无联系了。 人既是自然界的产物，又是自身生存的社会环境的产物，有人类特有的社会属性。人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进行满足自身需要的劳动活动；人类活动均具有一定的自觉性、意识性；人类在各种实践活动中，相互之间形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和其它社会关系，这些关系都受特定行为规范的束缚等等，这些因素相互联系就构成了人的社会属性，这是人的本性中更重要更本质的一方面。 人的行为、活动、思想、情感无一不是社会的产物，一旦脱离了社会，脱离了社会联系，也就丧失了人性，丧失了人的一切能力。从“狼孩”的心理发展状况和生活习性特点看，“狼孩”不通人性，所通的更多的是动物性，虽然动物也可能具有某种群体习性，例如，大雁列队而行，蚂蚁结群而动等，但它们没有思维活动，其生存活动没有自觉的目的性，它们的行为只是属于一种适应自然环境的生物本能，就像植物也有能被动地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命运动一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狼孩”简直不能被称为社会意义上的“人”。 当然，这样说决不是意味着人的社会属性同人的自然属性毫无联系，相反，它们是有机的结合、统一于人身上。自然属性为人类生存提供了基本条件，没有人的大脑、四肢、五官等生理机能的运转，人的任何活动都是难以进行的。 人的自然属性是生而有之的，先天就有的，那么人的社会属性是从哪里来的呢？唯一的答案只能是：从社会化过程中产生与发展。 婴儿出生到世界上，开始对社会是一无所知的，相当于一个“自然人”或“生物人”，他要成长为一个“社会人”，即具有人的语言、思想、感情、习惯和行为，成为适应社会生活的成员，就必须学习社会生活知识、社会规范，了解社会对他的期待，逐渐掌握参与所在社会与群体生活所应具备的技能。与此同时，社会或群体又以现存的文化、经验、知识去千方百计地对来到世上的新人施加种种影响，使之成为社会或群体所需要的合格的成员。这个过程就是人的社会化。 把人分为“自然人”和“社会人”，这只是科学研究中高度抽象的结果，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人从出生之日起，就与社会建立了这样那样的联系，就开始接受社会的影响，当婴儿能够识别母亲的脸庞，露出第一个微笑时，他已经在进行某种社会交往，即具有某种程度的社会属性了，纯粹的“自然人”是没有的。 当然，也有个别的例外。埃及古代有个皇帝，他为了想知道人类运用语言的能力是先天就有还是后天形成的，叫人把两个婴儿藏于地下室内，只给食物，不准和人接触，结果这两个婴儿长到十二三岁时，不会说话，只会怪叫。我国明朝，朱棣夺取建文帝的皇位成为明成祖后，迁都北京，把建文帝的小儿子朱文圭带到北京关起来，单独隔离。朱文圭从2岁到55岁，过的都是的孤独生活，成为“出见牛马亦不能识”的白痴。还有前面提到的各种“野生儿”，没有人的思想、感情、语言和生活习惯。他们的习性和周围的动物毫无二样，这都是没有经过社会化，没有很好地实现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的结果。 由此可见，人总是社会的人，不实现社会化，就不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人。 社会化的作用，不仅仅是把作为生物个体的婴儿变成社会人的基本途径，对于社会来说，它也是人类保存、巩固、传播前人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前人创造的成果的主要途径，动物的本能是靠生物规律一成不变地一代一代往下传。某一动物经过训练可能学会某一本领。例如，猴子能够模仿人类的动作，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社会上玩猴子的流浪汉，他们所训练出来的猴子，表演的各种花样，就很令人忍俊不禁。热带地区，有些果园的看守人，长年在一间木屋子里过着单独的生活，因为百无聊赖，常常抽烟消遣，猴子在户外看惯了，当看守人外出巡视果园的时候，就从窗户溜进房子，学着划火柴点烟，吸起烟来，久而久之，上了烟瘾，以后烟瘾发作时，溜进屋子来，伸“手”向看守人要烟的事情，也发生过。还有些猴子模仿人的动作，学会戴眼镜、摘果、骑马、牧羊等等。 再比如黑猩猩，这是世界上公认为四种猿类（大猩猩、猩猩、黑猩猩、长臂猿）中最聪明的，有人把它的幼儿抓来和人类的幼儿一同养育，观察它们的行动，居然把它们训练到也可以披餐巾、穿衣服、持刀叉、上厕所、卧睡床。也还有一些黑猩猩被训练到能够骑单车以至摩托车，加入了马戏班，成为“演员”。还有一些黑猩猩，被某些人家驯养，居然能够开锁、关闭电视机等。 然而，无论猴子还是猩猩怎样聪明，一般只限于模仿，更重要的是他们不能把其本领传播到它的同类中去，人则不同，人不仅可以模仿，还可以创造，而且可以把创造的成果传授给新生的一代，使之更加完善。社会化即是这种传递社会文化的直接途径。经过这个过程，人类的经验、技能、智慧得以保留和遗传下来，不因个体的死亡而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社会化本身，对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2.聪明是天生的吗
英国有一位科学家叫高尔顿，1819年，他写了一本《遗传天赋》的书，他认为天才是遗传的，他声称调查了997位名人，其中父子兄弟亦为名人的共有332人，占三分之一强，而普通人中，只有一个人才配得上高尔顿所称的名人的标准。我国民间也有这样的俗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养嵬会钻洞，父母不聪明，子女一定笨。”说法尽管有不同，但都是把子女的好坏，全部归咎于先天遗传的影响。 先天遗传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遗传是一种生物现象。生物有机体通过遗传物质，传递着祖先的许多生物特征。遗传的生物特征主要是指那些与生俱来的解剖生理特征，如机体的构成、形态、感觉器官、神经系统，尤其是神经系统的高级部位——大脑的特征等等。这些遗传的生物特征也叫遗传素质。 遗传素质是祖先通过一定的机制，传留给个体的，但也有一些特征并不是遗传而来，却早在出生之前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就已决定了。例如某些疾病或药物的影响，使胎儿的感官、神经系统以及大脑的机构受到某种损伤，那就不属于遗传素质，但都是与生俱来的特征。 遗传素质是人的社会化的物质前提，没有这样先天的素质，人的心理、智力、行为就不能正常发展或受到严重影响。生来没有大脑的“无脑畸形儿”，不能产生心理活动；生来眼瞎的儿童，没有视觉能力，先天耳聋的孩子，没有听觉能力；色盲难成画家，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胎儿的大脑受到损伤，他出生后的智力水平也就会大大落后于正常儿童。严重的只有一些吃、喝、尿等本能活动，或者只有一些最原始的感觉，如饥饿、疼痛等。 这就说明，先天的遗传素质是人的心理和行为发展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内部条件，它为个体发展成一个社会的人提供了可能性。“狼孩”虽然从小生活在动物的环境中，当他回到人类社会的最后几年，能够恢复人的一些感情、心理和行为，能说几句话，能穿、脱衣服，能用碗匙吃饭，而动物即使从出生就生活在人的社会中，不管人对它施行怎样的训练，不管环境与教育条件如何地优越，尽管它们也可以掌握某些人类的行为，但到头来，动物还是动物。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狼孩毕竟是人类遗传信息的携带者，而动物自身所具备的遗传素质，根本不同于人类。 一般情况下，对于生长发育正常的健康儿童来说，遗传素质和生理成熟仅仅提供了一个物质前提，并不决定儿童社会性的发展。客观事实证明，千百万儿童的社会化发展水平各不相同，但其遗传素质和生理成熟过程却极其相似。双生子的研究表明，尽管他们的大脑结构和机能无重大区别，但他们的心理发展却很不一样，智力水平、活动能力、志趣爱好、性格特点等各有差别，甚至是极大的差异。对一些“天才人物”的研究也表明，虽然他们智力优异，成绩卓绝，但他们的遗传素质和生理成熟过程和一般人并无重大区别。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科学家，解剖他的大脑，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他的大脑的重量、结构和一般人没多少差异。 在生活中，有些人过分强调遗传素质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有人说：“在才能形成过程中，遗传性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父亲和母亲都能向自己的子女传递天资禀赋”。一位美国心理学家甚至声言：“一两的遗传胜过一吨的教育。”这种“遗传决定论”似乎很有科学根据，但实际上，是完全错误的。高尔顿的《遗传天赋》一书，后来就有人揭露他的调查方法和调查数据都有问题，不足为信。世界历史上曾经产生了无数的诗人、作家、政治家，而他们的子孙大多没能达到他们父辈那样的辉煌成就。 也有人主张，人的大脑是决定是否成才的标志，脑袋大的人就聪明，反之就愚笨。这种看法也是不科学的，拿人和动物比，大象脑的绝对重量远远超过人类，但大象的智力远不及人。百灵鸟脑的相对重量（脑重与体重之比）也超过人类，智力也远不及人。从人与人之间的比较看，对一些具有高度聪明才智的人调查说明，他们的大脑既有很大的，也有很小的，还有和常人近似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脑量达到二千多毫升，比一般人的脑量要大得多，但法国作家法朗士的脑量却只有一千毫升，比一般人的脑量要小得多，几乎只有屠格涅夫的一半，但法朗士在文学上的贡献很难讲比屠格涅夫小。相反，迟钝者，也有脑袋大的，有一种畸形儿，脑袋很小，身体很小，但并不聪明。可见，脑量大小，并不影响人的聪明才智的发展。 从人类发展史看，脑量决定论也是站不住脚的。从四五万年前的智人到现代人，脑量几乎没有变化，但是智力却不可同日而语。现代的任何一个人如果生活在早期智人群中，他无疑就是天才。智人只能制造细石器，制造骨针，这在当时就是了不起的“尖端技术”了。而现代人却能制造每秒运算一二亿次的电子计算机，还能使卫星飞绕长空，飞船抵达月球……这些辉煌的成就，是智人连想也没有想过的。 遗传禀赋论、大脑决定论，都是不科学的。实际上，无论从思维的器官大脑的发育看，还是从知识的来源看，都是后天社会生活实践的结果，是学习的产物。 从儿童的发育看，婴儿生下来的时候，体重只不过几斤重，脑量只不过三四百毫升。成年人的脑量是一千三四百毫升。很明显，人的主要的脑量都是后天发育长大的，新生儿的脑量不仅很小，脑的结构也很简单，是出生以后才逐渐复杂起来的。据生理科学研究，新生儿的脑电波十分平坦，没有什么波峰波谷，脑的沟回没有全部形成，灰质和白质没有明显区别，大脑的神经细胞上没有髓鞘，并且分支极少；成年人的脑有复杂的沟回，有发达的大脑皮层，所有这些，都是后天的产物。 人的感觉器官也是后天才发达起来的，婴儿刚生下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是闭目塞听的。婴儿起初看不见东西，也听不见声音。后来接受光的刺激多了，才逐渐能看清东西；耳朵接受声波的刺激多了，才听得见声音。正如鲁迅所说的：“天才儿童生下来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爱尔维修也说过：“在儿童离开母胎，打开生活的门户之际，是没有任何观念的。只有在需要（首先是饥饿的需要）的推动下，才学会了运用自己的器官，获得了各种观念，他周围的对象是真正的老师。” 知识、才能，都是后天学习、实践的结果，狼孩出生时虽具有正常人一样的大脑和感官，但由于没有人类的社会实践，智力却远远不及正常人。如果说兽孩们还有一些从动物父母那里学来的本领的话，那些与世隔绝的人则是一无所知，一无所能的了。19世纪国外有一个王子，幼年时被人绑架，囚禁在一间地牢里。有人每天给他送水送饭，但从来没有人露过面，从来没有人与他说过话，王子的血统不可谓不高贵，但是17岁获释的时候，他既不会说话，也不会走路，不认识父母，也不知道穿衣戴帽。由于缺乏社会环境的实践，王子成了白痴。 鹰，会遨翔蓝天，它的后代一经训练也能搏击长空，然而，世界游泳冠军的孩子没有严格的训练，非但不能成为世界冠军，甚至连游泳也不会。 动物的能力一经获得，就改变基因，遗传给后代；而人类的后代不能从父母的技能中获得自己的技能。不学习，连作为人类特征的劳动也不会，同样的道理，恶人的儿子并不一定是恶人，伟人的后代初生时只是一个凡人，学者的儿女同样要从零学起。人要成为一个受社会欢迎的成员，成为一个合格而有智慧、有才能的人，虽然健康的正常的遗传素质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还需投入到社会环境中去，接受教育和锻炼。 强调人的知识、行为、才能来自学习和实践，并不否认同样环境条件下，人的才能、知识所具有的差别，一树之果，有酸有甜，人与人之间总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有的表现在脑的素质方面，有的表现在感官方面。例如，刚生下来的婴儿，有的爱哭、有的安静、有的大喊大叫、有的低声细气，这些都是神经系统类型差异的表现。在人的发展过程中，有的人记忆力特别强，有的人理解能力特别强，有的人对声音特别敏感，有的人对颜色特别敏感等，这些遗传素质上的差别，为后天的活动提供了一个物质基础，某些遗传素质所集中的某些特点，为某些能力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那些“早熟”或智力早期表现的小画家、小音乐家、小速算家等有没有遗传素质因素呢？这完全是可能有的。具有较好遗传素质的人，一旦学习条件具备，他的进步当然就快些，其能力就会在早期得到突出的表现。 不过，遗传素质较好的人只是具备了接受知识的较大的可能性，他能否拥有知识、展现才能，并为社会所接纳，还要取决于后天的努力，没有后天的努力，遗传素质再好，也无济于事，毫无用处。相反遗传素质差一些的，只要努力实践，勤奋学习，也可以弥补先天的不足。东汉名将马援，小时候并不怎么样。有一次他见到朱勃，两个人都是少年。朱勃仅12岁，却能口诵《诗》、《书》，“辞言娴雅”，学识渊博，马援见了很惭愧。他哥哥告慰他说，朱勃是小器，速成，你是大器，晚成。马援并不自暴自弃，他奋发努力，后来成了很有作为的人。牛顿出生的时候是个奄奄一息的病婴，体重才三磅，身体素质是很差的，稍大后也看不出有什么惊人的智慧，可后来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名震惊世界的物理学家。 遗传在人的社会化发展中的作用是存在的，但是大多数人的先天遗传条件是差不多的，这些遗传上正常的人，将成为怎样的一名社会成员，还要取决于他成长的环境、所接受的教育以及他付出的努力。因此，既不能否定遗传的因素，也不能夸大遗传的作用。
3.“孟母三迁”的启迪
中国古代思想家孟柯，小时候曾受到母亲的严格教育。孟轲小时候家境贫寒，读不起书，母亲带他到处奔波，临时讨个居住处，靠纺织维持生活。 传说，孟轲小时候，家离一块墓地不远。孟轲时常到坟墓间玩，学挖坑埋死人的游戏。孟母看见了，心想，住在这里对教育孩子很不利，便把家迁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住。 新邻居是个屠宰户，天长日久，小孟轲又喜欢玩猪蹄、羊角，学猪叫羊抵，而且成了嗜好，声称“长大了要当个屠宰手”。孟母看见了，感到住在这里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也没有好处，便再一次迁居。 这回搬到一个学堂附近居住，孟轲很快又对读书产生了兴趣，向学校里的学生学习“揖让进退”的文明礼貌，孟母看了非常高兴，说：“这里才真是教子成材的好地方。”于是便定居下来。日夜纺织，供儿子上学读书。小孟轲读儒家经典，学孔子操行，终于成了千古有名的学者。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它告诉我们，环绕在人周围的环境具有一种影响人的力量。 客观环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包罗万象，大自然里山川河流、日月星辰、空气、森林等都是人的外部客观环境，这种天然存在的外部客观环境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作为人来说，除此之外，还有社会生活条件，如语言、文化、人与人的关系，生产劳动等，这种社会生活条件乃是人特有的，而且由于有了这种社会生活条件，使整个天然存在的自然界也获得了社会意义（如改造了的河流、改良了的土壤、砍伐了的森林等）。 人只有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生活条件下，他的智力、心理、行为才能得到正常发展；如果离开了人所特有的社会生活条件，处于某种动物生活环境中，那只能发展到动物那样的水平，永远达不到人的智力水平，产生不了人的情感。狼孩的事例已作了最好的说明。不仅是狼孩，就是一些年幼出众、天资聪慧的人，如果离开良好的环境条件，缺乏及时的教育和培养，智力同样也要衰减。北宋时，江西省金溪县有个神童叫方仲永，从小天资过人，5岁能诗，而且是“指物作诗立就”，周围的人都很惊奇，在乡下很出名。这说明他的素质是很好的，但是他的父亲为了赚钱，成天带他到四乡表演，让他作诗卖钱，不给他学习深造的机会，素质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才能增长很慢。等到十二三岁时，其诗已很平淡。到20岁左右时，已经再也听不到他的名字了，“泯然众人矣”，小时候是佼佼者，不学习，不实践，大了也未必佳。王安石曾作《伤仲永》，以诫后人。 物质是第一性的，心理是第二性的，人的心理的发展决定于物质和文化环境以及良好的教育，许多心理学的研究材料证明这一点。同卵双生子女遗传因素相同，如果放在不同环境下抚养，接受不同的教育，却获得了截然不同的心理面貌；异卵双生子女，遗传因素不太相同，只不过是同时出生的兄弟姐妹，如果在同一环境中抚养，接受相同的教育，可能获得类似的智力和性格。 即使是同卵双生子女，生活在相同的环境中，由于家庭成员对他们的不同态度，也可能造成不同的性格特征。一位心理学家曾对两个同卵双生的女大学生进行了四年的观察。这对姐妹外貌非常相似，从小一起长大，又一起在同一所小学、中学和大学读书，但在性格上却有相当明显的差别。原来，还在她们幼年的时候，家长就作出过一个决定，两人中认定一个是姐姐，另一个是妹妹，责成姐姐照管妹妹，并对妹妹的行为负责。这就使姐姐较早地形成了独立、主动、爱交际、果断等性格特征，而妹妹养成了追随姐姐、听从姐姐意见的习惯。两位同卵双生姐妹遗传条件比较接近，差异主要是环境造成的。 那么，对人的社会化来说，哪些环境可以对人产生重要的影响呢？ 一个人从一无所知的婴儿成长为社会的有用之才，需要一个较长时期，在此期间，他要学习社会最基本的知识、技能，掌握社会的各种必要的规范，以此指导自己的行动，而社会也会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千方百计地对个人施加影响，使其符合社会的需要。因此，影响个体社会化的社会环境包括社会文化的影响（政治、经济、风俗、传统等）、家庭的影响（父母条件及其教育方式）、社会地位的影响（阶级、阶层、身份）、学校的影响（教师、班级。教材等）、居住条件的影响（城市、农村、街道等）以及工作单位和大众传播工具的影响等等。它们常常作为统一的整体对生活在某一社会中的个体发生强烈的作用。 从文化环境看，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关于文化的定义据说国外有一百多种。我国古代，文化就是文治和教化，而现代一般是指在一特定群体或社会的生活中形成的，并为其成员所共有的生存方式的总和，其中包括价值观、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风俗习惯、风尚、生活态度及行为准则，以及相应的物质表现形式。人总是某一社会的成员，因此也总在创造并享有着某种独特的文化。文化使个人了解前人的生活经验，通过语言和其它交流方式，使他知道应如何构成自己的观念和想法，文化使个人与一些人建立起这样那样的联系，又阻碍他与另一些人建立联系，文化还向个人传授价值标准，使他知道如何分辨好坏善恶，知道对人对已应持什么态度，这一切都决定了文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化因素。 在不同社会的文化中，有些内容带有普遍性，如许多社会都有音乐、舞蹈、游戏、求婚和结婚仪式、丧葬仪式、宗教、迷信、合作以及相似的道德规范（如毋偷盗、毋奸淫等），但是每一社会的文化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这些独特之处对人的社会化、对不同民族成员的共同人格和社会行为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许多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都研究过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及相应的育儿方式对人的社会化的影响。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米德，观察了新几内亚三个原始部落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发现不同的社会文化因素的不同影响，而同一个文化圈内生活着的人们都具有共同的行为方式和人格倾向。例如，住在山地的人，传统上一向和平相处，男女老幼很少差别，因此，该地居民人与人之间很合作，性格温和，对人亲切；住在河岸的土人，由于传统上好斗、残酷，不论男女，其性格极为相似，因而当地居民也是相互攻击、不合作，占有欲望很强；住在湖边的土人正处于母系社会，男女性别分化得很明确，女性支配男性，握有经济大权，男子在家带领孩子，有自卑感，在陌生人面前显得腼腆。 我国社会心理学工作者张世富调查了云南少数民族克木人与基诺族的某些人格特征。克木人与基诺族在解放前都处在原始社会末期，解放后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文化与习俗以及生产力的低下仍保留许多原始社会的特点，表现在当地的居民私有观念淡薄，没有偷盗，居民家里是不锁门的，每年收割完毕，粮食就放在地头的棚里，随取随用，没人看守。他们热爱劳动，学习刻苦，诚实不欺。父母不打孩子，青少年在一起不打架骂人，尊重老人及长者，他们没有盗窃犯、抢劫犯和杀人犯，相互之间借贷不要利息，村舍之间，从来都是和睦相处。一家有难，往往整个寨子去帮助，表现出舍己为人的高尚品质。 不同文化决定着人们不同的社会化过程，从而也在塑造着不同类型的人。拿美国文化来说，美国文化强调自我中心，自我实现和独立自主，这也反映在美国人对儿童的培养教育方面，影响着美国儿童的社会化。美国儿童在家里有自己的一块小天地，他们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已经有了“私有财产”的概念，知道了属于自己的东西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之间的区别。等他达到上学的年龄时，他已经知道属于父母的东西是不可以随便动用的。虽然他的基本生活需要是由家庭供给的，但他也开始有了自己去挣钱的想法。这倒并不完全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主要是为着显示自己的独立。有些小学生虽然出生于十分富有的家庭，也自己去找些工作做，如每天上学以前或放学以后用一两个小时去为别人照看小孩子，赚上几个美金。美国人还从孩子小时起就鼓励他们自己做自己能做的事，如自己吃饭、自己作出判断等。同时，家长又坚决不准孩子进入真正的成人世界，他们可以把孩子丢在家里由别人临时照看，自己去参加舞会、看戏。他们不让孩子参加父母的社交活动，同时他们也不过多干预孩子的活动。美国孩子过生日时，家长让他们自己决定邀请哪些朋友和小客人，生日庆祝活动由孩子自己来安排，家长只充当助手甚至仆人的角色。这些虽然只是一些生活琐事，却体现了一种文化。它对儿童的社会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使儿童逐渐形成了注重自我，追求自立、谋求自主的个性。 在影响人的社会化诸因素中，社会文化往往是作为宏观社会环境对人发生作用的，它对人的心理和社会性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与人有直接联系的家庭、学校、同伴群体、大众传播媒介以及居住社区等来实现。 家庭是儿童生活成长的基地，是个人进行社会化的最初场所，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的行为方式，是儿童社会化的直接模式，正像人们所说的，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 在现代社会中，将儿童从家庭引向社会的第一架桥梁，毫无疑问，属于学校。学校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向社会成员系统传授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生活技能、科学知识的制度化机构。当儿童进入学龄期后，学校的影响便取代家庭上升到首要地位，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化因素。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人的社会化具有重要影响的诸因素中，同龄群体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在儿童升入中学以后，同龄群体影响日趋重要，甚至有可能超过父母和教师的影响。 当世界进入到高科技发展的时代，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化因素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便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大众传播媒介，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书籍等五花八门的传播工具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社会化的“第二课堂”，它们或教人以善，或教人以恶，其作用可与家庭、学校相匹敌。 总之，除了先天遗传的素质因素之外，影响人的社会化的另一类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人生存于其间的整个社会环境。美国电视剧《莱里的遭遇》中，描写了一个私生子的生活情景，莱里因为没有出生证，就在他父亲工作的精神病所里渡过了童年和少年。虽然莱里的生理和心理机能和正常人一样，但由于他没有正常的社会化环境和机构，没有正常人那样的社会生活，因此他没有生活目标，没有普通的生活手段，不懂得行为规范，甚至他的举止近似精神病人。这表明，仅有社会化的那些先天的可能性条件，缺乏社会化的外在环境，正常的社会化同样是不可能的，在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中，环境显得更为重要。
4.路，就在自己的脚下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传说，说的是唐朝画家吴道子小时候的事。吴道子从小并不聪明，他喜欢画画，但是画不好，一次画不好，两次画不好，三次还是画不好，最后连他自己也灰心丧气了，认为他自己不是那块儿材料，永远也画不出什么名堂了。 这一天，他怀着苦闷的心情，没精打采地出门游玩散心。他来到一座庙里，进了大殿，看见有两个妇女正在烙馍。年老的坐在大殿东头做馍，年轻的坐在大殿西头烧鏊子。只见年老的把面团用小擀杖擀成了薄馍，随手又用小擀杖一挑，那馍就像长了眼睛一样，从东头飞到西头，正好落在年轻妇女前的鏊子上。年轻妇女一面烧火，一面用竹片翻。馍熟了，她也像年老的妇女一样，随手一挑，那馍就飞起来，一丝不差地落在大殿中间的一块木板上，叠得整整齐齐，吴道子看呆了。 吴道子看了一会儿，就走近那年老的妇女身边，问道：“你看也不看，馍就会一丝不差地飞落在西头的鏊子上，这么难的事，你是怎么学会的？”那年老的妇女看了他一眼，说：“这没有什么诀窍，也不过是天天烙，月月烙，专心致志，功夫练得久一点，熟一点罢了。”她说完，又忙着烙馍去了。 吴道子一听，恍然大悟。从那以后，他勤学苦练，见山画山，见水画水，见人摹人，见树绘树。天长日久，他终于成了誉满全国的大画家，被人们称为“画圣”，他画的画也在人们的传说里成了“神画”。 丰厚的收获，离不开辛勤的耕耘，那位烙馍妇女的一席话使吴道子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专心，都要下苦功。 正常的遗传素质，优良的社会环境是一个人从一无所知的婴儿成长为懂得社会知识、规范，能够扮演社会角色不可缺少的条件，然而，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他要为社会所欢迎，并为社会、为人类作出贡献，仅仅有这些条件，还是不够的。辩证法的一条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对人的影响必须通过人自身能动性的发挥才能收到一定的成效。 有人说，儿童的心灵犹如一张白纸，可以在这上面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也有人说，家长、教师就像雕塑家，可以把儿童捏成雕成有智慧、品德好的一代新人。这些譬喻虽有一些道理，但不完全确切，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生命的自我发展着的人，他不是像一张白纸那样只能消极地被人画，也不是像一块大理石那样只能消极地被人雕刻。人从诞生起，就是对世界的积极探索者，他对外界的影响能作出各种反应，外界各种教育力量必须通过人的内心世界的活动才能奏效。所以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即人的能动性。 强烈的求知欲、学习的主动性、参加实践活动的积极性、勤奋努力等都是人的能动性的表现，它们构成了社会化过程中的主观因素。试想，一个人在其成长过程中，如果没有认知的兴趣，求知欲不浓，根本不想学习，不愿参加社会活动，他又能学到多少东西？更不用说，他能做出多少成绩了。 在能动性这个范畴中，个人的勤奋努力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凡成大功、立大业和在社会各方面有卓越或较高成就的人，对所学都有“锲而不舍”的精神，都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中外古今，没有例外。 唐代散文家韩愈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在他的《进学解》中为我们留下了“业精于勤、荒于嬉”这句至理名言。正是靠了这个“勤”字，韩愈劳碌终生，孜孜以求，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书，“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遂使这位六岁丧父、十岁丧兄、依赖嫂嫂郑氏扶养教诲的孤儿，成了通晓经典、学贯古今、文笔流畅、气势不凡的大文学家。 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在绍兴兰亭地方“临池学书”，把池水都染成了黑色。一次，他儿子王献之问他写字的秘诀，他指着家里十八口大水缸说：“学字的秘诀，就在这十八口缸里。你把这十八口缸里的水都写完，自然就能够知道了。”王献之真的把十八口缸里的水都写完了，因而也就成了我国古代书法家之一。 说到天才，恐怕创始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本人可算公认的天才了。然而，即使马克思的天才，也是和他的勤奋分不开的。为了写《资本论》，马克思在英国图书馆翻阅和摘录的资料有一千五百多种。他常年累月总坐在图书馆一排第二号座位上，以至在他脚下的地板上磨出了两个明显的脚印。马克思在家里思考问题时，常常习惯在房间内来回走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在门窗之间的地毯上竟踩出了一行清晰的浅沟，仿佛一条羊肠小道，穿过茫茫草地，通向真理的宝库。 我国人民一向把诸葛亮看作是智慧的化身、天才的代表。可是他自己却说：“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许多人都说鲁迅有天才，可是他直言不讳地回答：“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由此可以想见，世界上一切有成就的伟人，其实都是勤奋劳动的人。勤奋造就天才，天才出于勤奋。 中国有句古语，叫“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汇涓滴无以成江河”，也是用来比喻勤则成事，惰则败业的。在社会化过程中，人的先天素质是有差异的，但是天赋本身并不等于实际本领和才能，它只是为发展才能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除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外，还要取决于个人是否勤奋努力。有了这个条件，愚笨的人终能攀上科学的巅峰；离开这个条件，最好的天赋恐怕也到不了知识的彼岸，甚至成为不适应社会生活的废人。 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上小学时，因成绩不好而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只拿到了修业证明，数学也是通过补考才及格的。他觉悟到：既然自己资质不强，就应该多用点时间来学习。此后，别人学一小时，他就学两小时。这样他坚持不懈地苦学苦练，终于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别人十天半月也解不透的数学题目，他往往只要一个钟头就解出来了。 爱因斯坦小的时候，人们都说他很迟钝，可正是他创立了相对论。李时珍曾经三次考举人落榜，但他后来成了医学大师。世界上有许多禀赋平凡的人，创造了超群出众的成绩，这其中的奥秘之一就在于他们比一般人更勤奋，更努力。 有的人认为，许多名家大师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就，即使不是得天独厚，也是因为他们有好运气。 世界上果真有“运气”吗？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运气，不过就是一种机会，或者叫机遇。可是“机遇”又是怎样产生的呢？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曾经说过：“在观察的领域中，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查理·民科尔说过：“机遇只垂青那些懂得怎样追求他的人。”爱迪生也曾说，发明靠百分之一的灵感，百分之九十九的血汗。这就告诉我们，机遇的出现是以勤奋为前提的。 让我们再看一看成功者的足迹吧！ 汉斯罗教授发现，达尔文在植物研究上颇有才学，于是通过自己的影响极力地推荐他随“贝格尔号”考察。达尔文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登高山，进老林，不避艰险，广泛收集资料，系统研究分析，结果脱颖而出，成为著名的植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如果达尔文没有这次机遇，也许只是一个庸常的牧师，终生也难有作为。然而，达尔文所以能够在这次航海中取得辉煌成就，更主要的，还是决定于他本人在科学上的才华和进取精神，他的儿子在谈到达尔文时写道：他懂得一个成功的科学家对机遇所提供的每一个意外事件或观测现象都予以注意，并且对那些在他看来大有希望的问题去进行研究。 我国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本是布衣平民，在乱世之秋躬耕南阳，具有经天纬地之才，只因受到了刘备的知遇之恩，才出山辅佐刘备，叱咤风云地大干了一番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诸葛亮的才智被人称颂，甚至被当作智慧的化身。虽然一些文艺作品或戏剧中的诸葛亮都抹上了“神”的光彩，其实，他并非是“生而知之”的神人，他的才能正是他勤于学习，注重实践的结果。他以“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广学成才”要求自己，就是在隐居之时，也经常和朋友们一起，谈古论今，切磋学问。由于他具有渊博的学识、出色的才干，当机会到来时，他就如虎添翼。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广大青少年健康成长、发展才智提供了广阔的天地，然而，如同自然界并非只有催绿绽红的春天而没有漫天飞雪的隆冬一样，人生之路并非只有坦途，坎坷、困难常常向人袭来，它会使弱者屈服、沉沦、倒下；也能使强者奋起、搏斗、勇进。只有勤奋勇敢的人，才有可能攀向成功的梯子。路，就在自己的脚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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