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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崛起》十二集中，只有英國、俄蘇和美國有兩集。《大國崛起》說英國是「第一個邁進現代社會的國家」，但沒有講更重要的一半：「英國是現代社會的『創制者』，現在世界仍通用。」這是幾百年歷史的關鍵主軸之一，有豐富內容和現實意義。這些內容，既有具體事務的「實質內容」（substantive contents），也有方法學上的程序內容（procedural contensts）。中國要崛起，不能不理會這兩種劃時代的內容。
英國崛起相對於其他八國崛起對中國的重要性，不但在於「英國創建的現代體制」，更在於「怎樣創建」現在世界仍通用的現代體制。《大國崛起》，似乎還沒有「吃透」這點。《道德經》的相對論和矛盾辯證法，是典型的方法學上的程序內容，儒家是落實到日常具體事務的人心自覺「實質內容」，道家是落實到日常具體事務的外力強制「實質內容」。中國由漢武帝和董仲書的「儒表法裏」到曾國藩（或者加上牟宗三）的「儒表道裏」，再到四九年後的馬列毛和儒法道大混合，中國似乎還不知自己的需要，也不知自己的未知。《大國崛起》只在具體事務的「實質內容」看「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沒有進入現代化和現代性的方法學上的程序內容看「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
九國崛起之前，「現代社會」並不是已存在某處的「秘笈」，有形有狀，可以拿到和學習，可以由各國「邁進」去拿的實物。人類進入「現代社會」，一如地理大探險，是文藝復興之後這五百年，歐陸各國和英倫各師各法、在你追我趕中競爭模索出來的。事無大小，任何決策和行動其實都是人進入已知和未知的交界處，冒險犯難，向未知挑戰，資訊和資源永遠不足，沒有完全的已知、沒有完全的未知，任何決策和行動其實都是「新」的決策和行動，沒有先例可援，沒有任何「秘笈」可查考。
向未知世界冒險犯難
現代化和現代性社會和文化，是一個開放結論的上下求索，是一個不預知終點的過程，是一個引向未知世界的冒險犯難。人類今天仍在這過程之中。任何一國的崛起，在參照前人時，都是在走一條又新又舊、又舊又新的路。
現代化和現代性、現代社會和文化的分水嶺，是發源於英國的工業革命和現代城市化。英國之後，「現代社會」才有穩定和具體的形狀，有內外結構和內容，還有座標方向和路線圖，讓各國「邁進」。《大國崛起》說「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時候，（英國）是世界發展的領頭羊。」
之前千萬年計的歷史的領頭羊，不論中西，仍是農牧漁的社會和文化。以宗教為核心的道德義理和來世永生，仍是西方人的主流和主體意識。英國的科學革命和工業化，帶頭漸漸把個人實體和世俗利益取代以宗教為核心的道德義理和來世永生利益，「質變」成為西方人的新主流和主體意識，再以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等光彩和不光彩的手法傳播全世界。世界轉入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形態和軌跡。世界變成另一世界，人變成另一種人。
多層面體制有機相連
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和現代城市化多頭並舉，互為因果，英國人創造了「現代社會」的「自由新秩序」體制，包括工商貿易體制和誠信文化、法治體制、君主立憲、代議政制、競爭遊戲和教育體制、社會流動、城市管理和管治。今天，這些互為依傍、有機相連的「多層面體制」（Multi-institution）和機制，成為全球共通的運作模式的主體組成部分。英國最可能是世界現代化和現代性最主要的單一來源。 《大國崛起》問：「究竟是什麼原因，讓這個原本在海洋中安詳飄蕩的小島，孕育了超凡的能量，改變了自己，也影響了世界呢？」英國和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一樣，崛起前都是邊緣小國，因內部匱乏，生存需要向內用腦和使膂力，想方設法向外冒險和爭奪。荷蘭的崛起，似乎是英國崛起的前奏。兩國都是航海和貿易崛起，靠的是知識力量和務實精神，不是像葡萄牙和西班牙主要靠農牧漁的宗教精神力量和海盜式軍事力量。英國和荷蘭的崛起，建基於個體自由和世俗利益，靠「愛財之心」和「得之有道」的誠信，配以腦力和自覺意識，孕育出內外吸納和擴展的體制。
各種矛盾有序轉化
英國在荷蘭之後崛起，初期很多政經、社會和文化形態相類似，後來完全不同。第一是英國自從大憲章和光榮革命開始，內部階級矛盾、地域矛盾和文化矛盾有序轉化，中央和邊緣互相吸納和壯大；矛盾消耗，也是發展動力。第二是英國文化注重外在、抽離的客觀事實、客觀規律和客觀體制，但又知其所止、知不足和不能，不絕對化，不求完美完整和走極端，工商貿易體制、法治體制、君主立憲、代議政制和城市管理和管治，各領空間、分工合作，一步步互相調協成為有機牽引的「多層面體制」和機制，創造了「現代社會」的「自由新秩序」體制。第三是英國的「工商貿易和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和現代城市化並舉」矛盾衝突，也互相奧援，反反覆覆之後由農牧漁社會時代轉入工業社會時代。第四是英國利用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積聚的資源和知識、體制和誠信，由工業社會時代再轉型到金融世界時代，把英國和荷蘭首創的金融政經、社會和文化，推向新軌跡，到今天享用不盡。
系統性範式轉移
英國的社會、文化、哲學和藝術形成的「自由秩序」體制，似乎特別有方法以最恰當、適切的優化手法（optimization）處理古希臘以來纏繞西方的幾種矛盾，如公與私、自由和意志、個別與整體等，比其他國家、文化和民族更可以把矛盾處理好，盡量從事態的正面得到好處，也從負面中得到好處。「處理好矛盾、從中得益獲利」是英國的一種文化自覺意識。《道德經》五千字大半談矛盾辯證法，都是超越日常務，上到事態最極致的一轉勢、一轉向、一轉念、一轉市，在高精尖處能人所不能。這是系統性的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和地貌起伏（landscape change），也是０與１之間的數位質變（digital quality change）。問題是，人的生活和工作，政治、管治和管理，可能99.999%是同一範式和地貌之內的系統化「量」的重複，《道德經》用不，勉強可能失誤自殘，毀了一生。
另一方面，《道德經》中高尖精決策位那0.001%一旦失誤，是轉勢、轉向、轉念、轉市時０和１之間的數位顛倒（Digital Reverse），可以剎那清除同一範式和地貌之內長期99.999%的「量」的累積。這在金融市場尤其明顯和常見。世界金融市場中，東亞（包括中國和日本）似乎有一種「金融病」，偏向不能正確辨識99.999%和0.001%和正確抉擇，質變和量變倒置，時效失調，節奏錯配。
《道德經》操作化
《道德經》是中國唯一本土宗教的經典，但怎樣判斷《道德經》的用與不用，中國可能不及英國。《道德經》五千字只是人直通宇宙洪荒天外天的天人之變，極生活化也極玄妙致遠，但沒有中層次的政經社會和文化體制和機制。中國這個中層次的真空，正好是英國的優勢和長處。英國擅長的政經社會和文化體制和機制，客觀上是把《道德經》操作化、機制化和體制化。香港正是中層次的英式政經社會和文化體制和機制，填補在中國社會和文化中千百年的缺口。
不論道儒法墨，中國人的中層次政經社會和文化體制和機制，總離不開以集體主義的「權」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的「仁德禮義廉恥情理」為包裝，儒表法裏，或道儒一體，不脫「前現代」農牧漁社會中人治人、人吃人的權謀。中國距現代社會基於個人實體性的開放自由、多元互動的體制和機制還很遠。若論實踐《道德經》的矛盾辯證法，英國人的「自由秩序」可能算拿手。
九國之中，英國崛起靠的是貫徹到體制和機制上的這種文化自覺意識系統。香港介乎中西文化之間，以拿來主義輸入「自由秩序」，可以把矛盾處理好，盡量從事態的正面和事態的負面中得到好處，成為中國人第一個保障個人自由和實體、開放多元互動的（類）現代社會。(透視《大國崛起》深層次之三)
〔來源：2007年5月19日 信報財經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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