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并不只是企业自己的事情,政府也在努力为之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作为最大的借款者,政府深知货币成本过于昂贵所带来的代价。从1997年到2003年间,政府通过降低制造业通胀率和引入外汇来降低银行利率,从而使主要贷款利率降低了500多基点。这使得工业企业和银行业重组成为可能。今天,AAA企业的贷款利率仅为6%。
同时,政府对铁路和保健事业的投资,包括印度国家高速公路局118.26亿美元(5400亿卢比)的大规模投资,都帮助印度增加反危机措施,消耗过剩的生产力和创造新的需求。另外政府还增加了930亿美元信用,放开资本流动。如印度储备银行(RBI)前官员比莫·扎兰(Bimal Jalan)所说,“现在印度正从这一良性循环中获益:发展、增加外部资本流入、增加国内收益和储蓄,进一步发展”。
当你并列考虑低成本、扩大经营规模和投资于高科技这几项时,你就能了解这些为印度股份有限公司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好处。AV贝拉集团(AV Birla Group)主席库马·马加南·贝拉(Kumar Mangalam Birla)说,“知识资本和成本效益的结合使印度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员”。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印度所具有的丰富科技和技术人力资源:每年印度新增工程师52.5万人,博士25万人,文科本科毕业生390万人,理工科本科毕业生170万人,经济管理本科毕业生150万人,教育类本科毕业生10万人和法律本科毕业生25万人。
大量高素质专业人才带来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以制药业来说,印度药理学家因其可以在几个月内解构专利药品而出名。这使得印度公司得以用五分之一的成本,生产出与专利药品相同的产品,从而增加企业的收益。今天,同样的技术被用于新药的研制、流通系统以及生产过程。比起美国辉瑞(Pfizer)制药公司50亿美元的研究预算,印度制药的预算可谓微不足道。但由于印度制药研究成本不足美国的十分之一,我们也就不会为兰伯西(Ranbaxy)和阮氏实验室(Dr Reddy‘s)能成为制药界受人尊敬的企业而惊讶了。
巴拉特锻造公司(Bharat Forge)主席巴芭·卡利尼(Baba Kalyani)指出,印度的优势不仅仅是绝对成本低,“设想一个用户想改进产品的一个部分,这可能需要五个工程师工作三个月,并且花费五百万美元。但是在印度,我们的工程师只要三个星期就可以完成这项任务,并且花费不超过3.3万美元(150万卢比)”。Arvind Brands的达生·梅塔(Darshan Mehta)非常赞同这个看法。梅塔经常奖励有创新能力的员工,他说:“我们的改进速度、对设计的理解、持续高质量生产的能力,以及我们的创造性等因素使我们受到重视,这些因素比低成本更加重要”。
印度本土培养的管理人员管理着印度科研人才研究出的成果,而印度的法学毕业生控制着印度的谈判席。钦奈总部的管理顾问S·席蒂加先生(S· Thiagarajan)客观地评价:“印度人为用户定制的服务是无人能及的。印度公司一直以来都在按照用户的需求思考和设计,并为我们的产品增加附加价值”。
当轮胎业巨头米其林(Michelin)在中国设厂时,首先与AV贝拉集团(AV Birla Group)联系,提出只有贝拉在中国设立炭黑厂(炭黑是生产轮胎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原材料,而贝拉是世界第四大炭黑生产厂商),米其林才会在中国设厂。米其林甚至和贝拉签定了所需的产量。于是,贝拉在中国设立了印度贝拉辽宁炭黑工厂(Indiansed Birla Liaoning Carbon Black),并成为米其林主要供货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