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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清田 《大國崛起》詳列法國「先賢祠」多少人是思想家、藝術家、政治家、軍事家……但只是要突出「法國重視文化藝術」，用來反中國五六十年的「泛政治化」、「唯政治化」和「空頭政治」，呼喚中國「重視文化藝術思想和價值」，完全沒有進入法國思想文化藝術的內容。中國可能距法國為世界立下的人文理想、路向、座標和標準，還不知、不願知有多遠。中國不明白法國的崛起，連問題也不大能進入，正是中國崛起的問題，也是中國和世界的問題、世界二十一世紀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師承蘇俄，蘇俄師承馬恩列斯太林和法國大革命。九國崛起，《大國崛起》對法國的一集卻最粗淺單薄，內容和解說都流於表象，連企圖進入其中心要害層面也缺，對德俄的幾集最「應」，但也是片面單向，按本身預設的觀點和需要選用，未能全面出入其中心要害，有試圖進入英日美的中心要害層面，也觀照其正反面，但也未能全面出入其中心要害。 《大國崛起》最得心應手的，是談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由局部農牧漁業走向全球商業化的經驗。 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的崛起，是「前工業」社會的轉型。幾千年農牧漁社會打破宗教和封建體制的束縛，核心精英發明和學習科學技術和知識，集中權力和大眾力量，一起邁向全球商業化。這合乎中國現階段以傳統集體主義和權威主義主導「唯經濟」的運作需要，「重商利商」反千百年國情，中央統攝統籌則秉承千百年國情。英國的崛起，個體主義和自由主義先行，科學化、商業化和工業化並駕齊驅，新舊勢力的漸變和法治同步。法德的崛起，是「前工業」社會不同程度和速度的工業化，俄美和日本的崛起，是歐洲由前工業社會到工業社會模式移植到北美和東方的翻版。九國崛起，隱約可見一條「由農牧漁社會向全球科學化、商業化和工業化轉型」的線路圖。 由農牧社會到商貿社社會，再到工業社會，是一個靜態、單元的封閉的本體性和秩序，向動態、多元、開放的個體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過渡，然後再重組成一個新秩序。這涉及每個人靈魂深處的社會、文化和歷史過渡、轉型和改造的「解重構」（De-reconstruction）。它是各種因素和力量互為因果，各種因素和力量之間是一種脈衝式網絡關係，夾雜可知和不可知、偶然和自然、正常和反常。這是五百年的「人文險灘」和「歷史荒野」。 二百年未得要義旨趣 中國經二三十年跟隨西方的座標和軌跡，《大國崛起》很可能意味中國開始自覺進入這個歷史階段。中國崛起大勢已成，崛起難、不崛起更難。中國的崛起客觀上就是向這個「人文險灘」和「歷史荒野」挺進，但中國對五百年來的「人文險灘」和「歷史荒野」的「解重構」，二百年並未得其要義旨趣，不斷在重要關頭以不同的方式、言辭和理論排斥和否定，不願付出代價，總想「多存其美」。東方常以本身的文化思想和世界觀，把啟蒙運動以來的思潮曲為「庸俗理性主義」，以「庸俗理性主義」把這個「人文險灘」和「歷史荒野」的「解重構」用「分割因素之間的簡單直線因果關係」機械化和神化。中國二百年來各種精英和大眾在思想和行動上這樣子反反覆覆，幾起幾落。 所謂「崛起」，就是舊秩序的結構、意義與美感和運作規律，自願和不自願分解、重新組合和「解重構」，統一和推進，冒險犯難，上到自己和別人歷史上未上的高度，為人類締造的社會和文化形態、知識和價值。 告別政教合一秩序先驅 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的崛起，是幾千年農牧漁社會和秩序的第一階段「解重構」。法國是葡西荷之後第一個告別歐洲中世紀政教合一秩序的國家，在英國之前崛起。法國十七世紀的崛起，靠傳統農業封建社會的力量和方式。英國的啟蒙運動（尤其是蘇格蘭）和宗教（新教）合作，法國的啟蒙運動和宗教（天主教）分歧對立。「太陽神」路易十四登基七十五年，以皇權鎮壓傳統社會內部的貴族階層、教會和羅馬教廷。他靠「前工業」社會的體制軍事和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思想和人文力量，中央集權，「朕即國家」，帶領法國以軍事、思想和人文力量，以至語言、藝術、建築、美食和衣飾儀禮，稱霸歐洲以至全世界。路易十四的盛世，可以說是歐陸農業社會內部傳統精英層「矛盾統一」後的最後一抹餘暉。 德國十九世紀一邊統一、一邊趕超式崛起。日耳曼統一在以新皇權為首的「民族國家」之下，進行以科學知識和工業化為中心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建設。「新的權力結構和國體」和「新的歷史議程和實務」互相配合和支援，形成不可逆轉或阻擋的良性循環，崛起難、不崛起更難。皇廷、封建貴族和新興資本家三方「神聖聯盟」，鎮壓左翼和基層，但也採物質利益和社會服務政策，穩定社會民心，團結全民。 高速平穩實現工業化 德國的思想家、經濟學家和政府認為如果照搬英國亞當．史密的自由經濟和國際貿易理論，英國已佔機和「創制者」的特權和優勢，德國只能永遠跟在英國後面，不能超前，所以力主「要走自己的路」，鼓吹「國家干預主義」，以「超法超英」為目標和建國口號。哲學思想、文化藝術和政治軍事由理論到實際形成「國家共識」，參與「神聖聯盟」的核心組成部分。全國同心同德，協力拚摶，十九世紀末五十年間完成工業化，經濟和軍事、社會和軍事建設、思想文心藝術互相奧援，一起騰飛。德國以極高速度，由傳統農業封建社會的進行「工業化」，新舊社會的體制和社會結構、軍事、思想、藝術和人文力量，相對而言可以說是無縫互融和平穩過渡。 由法國到德國的崛起，是歐陸新興「民族國家」由「前工業社會」到「工業化社會」的蛻變。法國是傳統社會內部封建主義和理性主義矛盾的爆炸式崛起，德國是傳統社會內部封建主義結合工業社會（機械）理性主義的爆炸式崛起。法國的爆炸在法國大革命，德國的爆炸在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的崛起，是東方傳統社會體制內部權力轉移後成功後，學西方「民族國家」由「前工業社會」到「工業化社會」的蛻變，也和法國到德國一樣爆炸式崛起。日本是「美學絕對主義」（Aesthetci Absolutism）的爆炸。日本的爆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島國天災頻仍，民族高度同質和純種，不像英國島國那麼多元化。日本也不像英國那麼和歐洲大陸各國政經文化和軍事頻仍多元對等和多向交流互動。日本是「美學終極絕對主義」，英國是「理性相對主義」，德國是「理性終極絕對主義」。日本初期學要英國，在高運轉的國際軍政經「運動遊藝戲」中，剎那生死，緩不濟急，後來轉學德國。 擺脫虛妄愚昧自大 漢唐宋明之間千多年，日本幾乎單向學中國大陸文化。封建政體、社會分層和家庭組織、軍事、哲學和宗教、思想和人文，以至語言、書法和圍棋、表演藝術、城市規劃和建築、美食和衣飾儀禮，日本都大量取法中國，有些是徹底改造和變奏，青出於藍；有些是極力抄襲和模仿，原真保存。現在全世界在生活中保存漢唐宋實物和精神最完整或傳真的，可能是日本人。明亡於清後，日本人認為漢唐宋文明在中國大陸亡於滿清的野蠻民族，幸而存於日本。當滿清拒西方列強叩門和侵略時，日本沒有中國衰老文化的虛妄和愚昧的自大，而是審時度勢，認清時代的潮流和事物的客觀性，幾乎是對西方倒履相迎，要吸收新的先進文明，自己可以「脫亞入歐」，又可以「拯救」中國（後來是全東亞黃種人）。 明治維新時，日本部分貴族成功擁護天皇重新掌權，和德國一樣，「新的權力中心和結構」和「新的國家議和文明課題」聯成一線，互為奧援。日本和法國一樣，以傳統社會的皇權重新中央集權，以「脫亞入歐」為新的國家議程，配合新的權力體制，全民學外來的「開化」。日本又和德國一樣，以傳統社會的集體主義力量和「國家干預主義」搞工業化、軍事、科學、經濟、教育、思想和文化。新的權力結構和國體，和新的歷史議程和實務互相配合和支援，形成不可逆轉或阻擋的良性循環，崛起難、不崛起更難。 洋體和魂矛盾統一 日本學西學時講「開化」，意味自己承認之前和美比較，一直是「未開化」，仍是野蠻民族，在達爾文的進化論中「不太像是人」、「仍不是（十足的）人」。中國二百年，到今天不論哪派也沒有講「開化」，最極端也只講「全盤西化」，現在講的「開放」，是相對於「封閉」而言，是觀念、知識和技術（初時還未擴大到價值和意義）層面的事，不涉本體生和主體性，沒有像日本的「開化」那樣把自己擺在西方位階之下。比之中國，日本較為服膺外來客觀先進性和世界潮流，面子和尊嚴有考慮客觀先進性和世界潮流的因素，虛心和認真學西方的「已知的未知知識」（known unknowns），以幾十年的時間迅速自我改造成「洋體和魂」，稱霸亞洲，稱雄世界。日本是亞洲農業社會現化路上，內部精英層「矛盾統一」後的第一抹輝煌。 德國和日本都是傳統農牧漁社會的集體主義體制內由「前工業社會」到「工業化社會」的蛻變過程中，在生死存亡的威脅，在內外因素壓力下，在技術上選擇性局部採用新興「民族國家」和「初期工業化社會」的力量，為「前工業社會」集體主義主體性服務，一下子合民同心同德，一起無私投入「庸俗理性主義」的「現代化和現代性」趕超運動，以「落後」為進步的空間空，一下子補過去失的時間，玩盡達爾文主義的「運動遊藝戲」，按「機械工業化社會」的標準極速取得成功，打破無數規律，締造曠世奇跡。 法國在路易十四時，以傳統農牧漁社會的集體主義體制主體性，在歷史中迅速崛起，也在法國大革命後迅速崩潰下挫。德日比較曲折複雜，把集體主義主體性轉化為一股能量、意義和符號，在歷史中爆炸式崛起，崩潰下挫比躋身前列更迅速。(透視《大國崛起》深層次之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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