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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被国人视作贫困落后代名词的中西部，在历史的长卷中曾浓墨重彩地书写过。如今中西部的大开发，其实我们更愿意理解为“中西部的大复兴”。
在新石器时代，中西部地区的大溪文化、马家窑文化、仰韶文化在中国就有着颇大的影响，表明当时东西部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春秋战国时期，西部的秦国在耕战背景下统一了中国，建立了秦王朝。秦汉三国时期，中西部的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都是经济社会较发达的地区，先后被称为“天府”。关中地区曾是秦代和西汉时期的政治中心。从关中以西，汉代的丝绸之路十分通达，有“胡商贩客，时见于塞下”之称；丝路两旁农牧兼营，河西、西域地区屯田众多。
唐代前期，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仍然有重要的地位。关中地区为中国政治中心地区，唐代西北地区占全国10％的小农提供了全国90％以上的“和籴残粮”，故史载“入河湟之赋税满右藏”是形成国库“财宝山积”的一个重要原因。唐代有“扬一益二”之称，说明益州成都一带仍然是经济与文化发达的地区，可与长江下游的扬州相提并论。
安史之乱后，中西部社会经济受到严重摧残。宋代特别是南宋以来，中国经济中心开始移向东南地区。中国政治和文化中心也随之转移。
中国中西部地区的政治经济地位开始大大下降。宋虽然仍刻意在西北营田，但由于党项等民族阻隔，加上生态环境恶化，河流改道、断流，沙漠化加重，重开的青唐道又多有不便，丝路一度受阻。同时，由于指南针开始用于航海，南方海上丝路日益繁荣，逐渐取代了西北丝绸之路的地位。
南宋末年纷繁战乱，对中西部社会经济的影响尤大，唐宋逐步形成的经济基础和人文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明代的洪武大移民，对西北陕西、甘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后期关闭嘉峪关，对今新疆一带的控制相对削弱，对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多有负面影响。
明清以来，东西部地区社会发展的总体差距拉大，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十分迅捷。清代前期在河西和北疆大规模移民屯田，中西部地区出现了一个开发高潮，但东部地区的发展更快。道光以后外国侵略势力入侵，移民垦殖业受创，屯田荒废，在干旱和风沙的影响下，沙漠化推进明显，适合人类基本生存的环境地区减少，中西部许多地区走向一种生态性贫困。
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经济中70％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西部地区仍十分落后。由于面临的国际环境十分恶劣，国家将工业重点投向西部地区。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大量厂矿内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前形成的工业布局，使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有所减少。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按照梯度理论，重点开发东南沿海地区，在政策扶持、资金投向等方面向东南地区倾斜，极化效应和回流效应十分明显，中西部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几千年来，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地位不断下降，既有其自然因素，也有其社会因素。
一是气候影响。中国的气候总的来看是日趋干旱，这在西北部地区表现尤为突出。明清时期中纬度的黄河流域普遍干冷，自然灾害频率增大。在西北地区，干旱与沙化趋势特别明显，水资源尤为缺乏，对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影响都很大，特别对传统农牧业经济影响明显。
二是区位与地貌的影响。内陆区位与海洋区位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明显的。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条件下，内陆土质松软的地区更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沿海经济便在交通、资源等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唐宋以来的中西部社会经济衰落和东部社会经济的大发展，正是这一种趋势的体现。
三是人口密度和人口素质的影响。在中西部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人口的数量和素质起到了十分明显的作用。由于历史的因素，早在宋代中国文化中心即东移南迁，中西部人口因为受到经济衰落所导致的教育落后的影响，总体素质相对偏低，这也是一个制约中西部发展的瓶颈。
综上所述，中西部地区曾有过巨大的辉煌，因历史与地理等原因，才造成如今东西部的较大落差。
2000年11月底，国务院颁布开发西部的最新政策措施，提出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投资优惠、扩大外商投资领域和对人力资源作出投资等四方面的政策。中西部投资发展从此成为了中国经济的一大热点。
最近几年里，中西部各级地方政府在基础薄弱、资金紧缺等不利条件下，解放思想、励精图治、改革创新，带领中西部各族人民发奋图强、开拓进取，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中西部地区大规模、高密度的招商引资，引进人才，不但使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经济发展的水平也日益提升，更是强化了中西部人民的市场经济意识，激发了中西部人民的创业热情。
但是，仍有不少地方依然依赖于国家宏观政策的倾斜，盲目夸大对外招商引资的作用，过分的眼睛向外，精力向外，政策向外，导致了内部资源利用不足，内部潜能挖掘不足，内部机制培育不足，忽略了“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基本辩证法。实践已经证明，光靠外界的输血，却忽视了自身造血功能的培育，是一种舍本求末、治标不治本的偏颇做法。东部经济，特别是浙江经济的高速稳步发展，招商引资虽然功不可没，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数量巨大的本地民营中小企业的强势崛起。浙江经济的发展，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构成经济命脉的无数经济细胞，通过多年的市场磨砺和培育，每个细胞都很强壮，都有顽强的生命力，都具备了良好的自我造血功能。
只有每一个细胞都强壮了，才能构成强壮的肌体，才能与外来力量和谐对接与融合，才能形成更为强大的经济合力，从根本上提升当地的经济实力。中国老板学研究表明，决定一个企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是企业的老板。中西部地区只有培育造就数量更多、观念更新、素质更好的本土老板，才会涌现数量更多、效益更好、实力更强的本土企业，才会从根本上促进当地经济高速持久地发展。
但中西部民企老板素质偏低，民营中小老板数量偏少，除了危机意识和商业进取精神不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形成一个培养造就老板的教育培训体系。对于中西部广大的中小企业老板和创业群体，国际上流行的MBA和EMBA课程其实并不适合他们，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也未必全是灵丹妙药。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切合中国国情、符合中西部实际、从根本上激发诱导创业激情、从根本上解析成功之道的老板教育培训体系，来激励、启发、启动和指导，并为他们提供现实有效的系列服务。
基于这种认识，2004年底，我提出了“做好老板，办好企业，搞好经济”的中西部复兴新理念，继而推出的“东风西渐”工程，就是这一理念的具体实施。“东风西渐”工程是以浙江为起点，由东向西，逐步推进的,它以“中国老板学”为理论基础，根据中西部地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结合大量的“浙商”成功案例，运用独创的“老板适配法则”，深入解析中国老板成败之根本，采用讲座、培训、研讨、顾问等形式，为中西部地区各类老板与创业者提供系统的教育培训、顾问咨询服务，使中西部地区老板更好地激发创业热情，增强创业底蕴、提升自我素质，更好地强化管理、拓展市场、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东风西渐”工程，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具有积极而现实的意义，是一项中西部复兴的“造血”助力工程。我与玉人堂机构愿与中西部各级地方政府一道，共同为中西部地区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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