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实践哲学的角度看，科学知识的获得与证明，都是高度依赖于实验室的场景和实践方式的,科学知识具有高度的地方性，近代科学的研究主要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在实验室这个高度人工化的场景中，科学家构建一个人工的简单化“世界”，使得原本异常复杂的自然现象更容易把握，容易控制，相关的信息更容易获得。
从“微观世界”的建构和操纵角度来说，实验室在本质上与监狱、学校、医院、军营、工厂一样，都是现代世界的权力运作的典型场所。这种体现于具体特定场所中的微观权力关系，不是对于科学知识的外在干扰，而是内在于科学知识之中。科学知识的生产、证明过程中都以这种权力关系作为必备的前提。正是这种严密的、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积极发挥了促进知识生产的功能。
科学传播本质上就是简化和受控的微观世界的扩展和延伸，涉及到以实验室的权力关系作为模板来重塑整个社会。从权力关系对社会重构的角度看，科学传播一开始就必然打上很深的唯科学主义烙印。但与此同时，科学传播又是一个各种社会各种复杂的文化和权力关系对于以实验室为模板的权力关系在社会范围内的反向重塑过程。所以，科学传播不能理解为单方向的知识灌输，而实际上是一个公众、科学共同体、产业界和政府等不同利益主体之间民主互动的多向建构过程。
由于科学传播中涉及到不同权力关系的运作，科学传播是一种对于立场高度依赖的行为，因此必须重视科学传播的政治学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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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姓名：蒋劲松 邮 编：1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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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暨海峡两岸科普论坛 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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